金良祥:没有胜利者的革命

　　推翻一个秩序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建立新的秩序，随着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占领的黎波里，进而击毙卡扎菲之后，众多的西方国家欢呼民主的胜利，其喜悦之情毫不逊于半年前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击毙基地头目本·拉登，而这一“盛况”也让人回想起八年前多国部队占领巴格达时的情景。

　　相比之下，伊朗代表的势力却是另一种喜悦，他们津津乐道于其所预测的伊斯兰主义获得了胜利，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势力作为动荡之后最有组织性的力量正在登上埃及等一些国家的政治舞台。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作为伊斯兰势力的代表在突尼斯大选中独领风骚也验证了这一点。

　　然而，“阿拉伯之春”并不必然意味着西方民主的成功，也不是伊斯兰主义的胜利，其对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地区秩序以及地区国家的内部状况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远远大于积极影响。中东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产地，这场持续将近一年且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迹象的政治运动，亦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沙特等海湾产油国无疑是这场席卷整个地区的反政府运动的幸运者。一方面，相对于埃及、叙利亚等不产油的阿拉伯国家，沙特等海湾产油国财政资源充足，运动来临之时，他们可以凭借经济手段缓解国内的政治矛盾。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对沙特等涉及其石油和战略利益的海湾国家内部发生的反政府运动并没有采取支持的立场。

　　然而，经济和民生问题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席卷整个地区的街头运动，如果海湾产油国不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改革，其国内问题将始终如同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其上空。生活富裕并不是这些王国和酋长国中产阶层的唯一诉求，他们也有如其他现代国家的公民一样享受更多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受“阿拉伯之春”的鼓舞，他们对抗王室的政治热情将进一步上升，与王室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将继续积累，甚至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王室掌握石油等主要国家财富的生产关系模式也断然难以在信息流通和人员往来日渐发达的当代世界继续存在下去。

　　“阿拉伯之春”虽直接结束了埃及等国领导人的长期统治，极有可能意味着一种被称之为“世袭共和制”的制度瓦解，但推翻一个秩序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建立新的秩序。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曾经承诺2011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9月举行总统选举。然而，直至今日，选举仍未举行，整个社会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

　　一方面，社会各阶层不断走上街头表达各种诉求，包括政治权利和提高收入等经济要求；另一方面，现有的国家机构既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威来满足上述要求。突尼斯虽完成了第一次大选，但伊斯兰主义势力独领风骚又让人们充满不安。随着卡扎菲政权垮台，利比亚面临重新建立体制，包括设置政府职能机构等基本性工作。

　　不仅如此，“阿拉伯之春”也打破了原有的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巴林的反政府运动在某些方面正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一样，也是源于经济和民生问题，但更反映了逊尼派王权和占人口70%什叶派民众之间的矛盾。前者得到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支持，而后者则得到伊朗的支持。巴林的形势既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长期矛盾的体现，也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战争之后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力量之间的矛盾。

　　“阿拉伯之春”为世人展示了一副充满希望实则虚幻的前景，人们更有理由为其造成的复杂消极的后果而担忧。随着地区局势不确定性的增加，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将进一步增加。

　　现在乃至将来数十年内，中东地区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仅石油蕴藏量就高达1000多亿吨，占全球总量的60%，石油年产量高达11亿吨，约占全球总量的31%。安全形势的恶化将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其对正常的石油开采、生产以及运输等环节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每一次中东动荡必然导致石油价格上涨。这种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亦将进一步增加全球市场的波动。

　　2010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一半。尽管中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试图降低国民经济对能源，特别是进口能源的依赖，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对国际，特别是中东石油的依赖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就能源安全而言，中国无疑将是“阿拉伯之春”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甚至是最大的受害国。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