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就业困局：好工作在哪里

　　郭晋晖

　　去年视频网站遭遇融资寒冬，刚工作半年的大学毕业生王宇哲被解雇了，如今依然在家待业。

　　中东北非的政局动荡，让全世界都更加关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9月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秋季年会专门增设了讨论年轻人就业的圆桌论坛；刚刚闭幕的二十国集团第六次峰会通过了一项《增长与就业行动计划》，并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注于促进年轻人就业。

　　在中国，像王宇哲这样，因找不到理想工作而待在家里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年轻人就业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新增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并没有使找工作变得更加容易，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一份仅限于温饱的工作，而体面工作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同样成为一种奢望。

　　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矛盾突出

　　来自四川泸州、在北京已有十年小时工“工龄“的万艳红对自己的女儿晓灵有些无奈。

　　晓灵刚满十八岁，去年高考失利后终于结束了“留守儿童”的生活跟着父母来到北京打工，开始在一家小餐馆做服务员，每个月工资1300元，晓灵觉得人又累钱又少，干脆就不干了。正好有一家经济型酒店开业，万艳红托关系介绍晓灵进去当了收银员。

　　这份工资比餐馆的服务员待遇好多了，一周至少可以休息一天，转正后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而且还包住宿。“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存钱，每周上班六天赚的钱，休息的那一天就全花光了。”万艳红有些无奈地说，她心里并没有真的责怪晓灵，只是觉得女儿这一代和他们不一样了。

　　晓灵所代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这批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出生的人正在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与第一代农民工完全不同的特征正在对劳动力市场现有的秩序形成挑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有两点显著不同，一是老一代农民工是先当农民再当工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出校门就当工人，他们对于土地没有什么感情。

　　二是老一代农民工是与还在农村的人比，他们认为打工收入高于在农村的收入就可以了，但新生代农民工是与城里的人比，他们的生活水平要向城市人看齐，他们以一个“准市民”的眼光来挑选工作，看重工作的职业发展前途和待遇水平，要寻找一份能让他们留在城市中的工作。

　　万艳红说，年轻打工者的工作非常好找，只有工作好坏的差别，但找一份好工作并不容易，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是什么活都愿意干了，对工作挑挑拣拣的情况比较严重。

　　“缺工”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局部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即使是在北京街头，也随处可见招工启事，餐饮业服务员的起薪已经从前两年的一千二三百，涨到了今年的一千八九百。

　　“缺工”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率，年轻人口的绝对数已经开始下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的研究，15~25岁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将从2006年的1.2亿降为2020年的6000万，15年内下降6000万，年均下降400万。

　　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则认为，中国当前就业总量的矛盾依然突出，但结构性矛盾也非常显著，虽然农村年轻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但并没有达到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的程度。只是目前产业结构和用工模式满足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需求，企业一方面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又留不住人，从而加重了用工短缺的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不喜欢现在的生产模式，而他期望的工作，他的能力又不能达到，因此就有了就业的问题。”张丽宾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大学生：体面就业难

　　虽然年轻劳动力已经出现了绝对数量上的减少，但这显然并没有影响到大学生的数量。近年来大学连年扩招，招生数量从1999年的100万上升到如今的600多万。

　　大学生作为高端的年轻劳动力面临着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尴尬的处境，尤其是一些非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体面就业这一基本需求对他们来说也成为一种奢望。

　　王宇哲2008年毕业于太原一所三本院校，在家待业一年多之后来到北京，一家“国字头”的宾馆招聘大堂经理，她去了之后才发现要从端盘子、打扫卫生做起，看着同一个宿舍的女孩子全是初中没毕业的，她内心有些绝望，报到之后一天都没有上班就辞职了。

　　后来一个亲戚托人将她介绍到一家视频网站工作，每个月收入和农民工晓灵也差不多，起薪税前2500元，五险一金扣完就剩下不到2000元，还要自己租房子住，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但王宇哲觉得这份工作不错，虽然待遇低，但工作环境好，基本满足了她想做一个小白领的职业需求。

　　张丽宾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能提供的多数是低端的就业岗位，工资待遇都比较低，大学生接受不了这样的收入和待遇，但目前产业结构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高端的岗位，如果他们不降低身价很难找到工作。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今年8月的一份名为《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研究报告，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很大的非一致性，对劳动力具有较强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严重偏低，目前30%多的就业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多的比重。这其中一些比较高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也符合大学生的择业条件。

　　“高速的大学扩招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超越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产业结构的调整短期内显然是跟不上这种扩招速度的，现在这个后果要由这一代大学生来承担。”章铮说，大学生就业难在一些三本院校中体现得更加突出。

　　积极就业政策转型

　　即使对于一部分幸运地能够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和大学生来说，他们的就业质量也是堪忧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的调查，就业不充分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是这部分人群就业的突出特点。

　　章铮对本报记者表示，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国进口商为了减少库存，将发往珠三角的订单从“长单“(半年或是一年)改为短单(半个月或是一个月)，生产企业为了减少成本没有订单时就随意解雇工人，让劳动关系更加短期化，破坏了这十几年农民工外出打工“每年春节后出门，一月份回家”的默契。

　　针对当前所出现的劳动用工短期化的、灵活化的势头，珠三角有技术的农民工自发组织起了临时的工作队来“自救”，哪个厂子有活干就去哪个厂加班，全部以计件工资计价，企业主需要支付高于市价50%的人工成本。

　　“企业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张丽宾对本报记者说，低端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已经成为短期内不可逆转的事实，政府和企业都应有意识地根据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来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和管理制度，经济结构应该升级，同时政府的就业政策也要转型。

　　《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报告提出，长期以来GDP至上的增长观，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关系上出现了政策目标的偏离，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就业拉动作用呈现下降的趋势。

　　张丽宾表示，应该尽快改变对地方政府唯GDP的考核方式，细化对于就业指标的考核，增加就业质量指标，不仅仅要知道登记失业率，还要看失业者构成、失业时间长短、青年失业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程度等。

　　就业质量正在成为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张丽宾认为，就业质量指标实际上就是劳动者对于工作的满意度，其中包括收入、劳动时间、社会保障、心理安全感、工作环境、老板态度、学习培训和能力提升发展、劳动关系和谐等等指标。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逼近，中国年轻劳动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政府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将他们开发利用好。

　　章铮表示，可以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类指导，对于高素质的农民工应该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将他们打造成为白领，才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对于那些安于普通岗位的农民工则要增强他们职业的稳定性，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不要紧，但要让他们有能够“干到退休”的安全感，而不是担心“中年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