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的石油往事

　　利比亚石油资源起初由西方控制，卡扎菲上台之后，石油变成了他的外交武器，但由于其博弈手段过于单一，这位沙漠强人并没有走出“石油困境”。

　　文|王守谦

　　地中海沿岸千年以来的每一次霸权更替，几乎都波及过作为亚、欧、非三大洲交汇处的利比亚。19世纪中期以后，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坐大的欧洲政治新贵，对于这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国度更是青睐有加，争夺激烈。在1951年宣告独立之前，利比亚的史学家所能书写的，“大部分都是外国人的历史”。直到石油在当地喷涌而出，这个小国的舵轮才开始操控在自己手里。

　　美国的利比亚渊源

　　利用利比亚的战略位置进行兵力中转和后勤补给，是殖民时代的战争巨擘将该国纳入战略管理的主要考量之一。在利比亚尚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版图的时代，美国只不过是工业强国俱乐部里的新成员。它与万里之遥的利比亚没有任何外交与商业关系，也没有人在那里定居。不过，美国驻的黎波里领事米歇尔·维德尔并不感到自己无事可做。19世纪70年代，他曾要求美国在昔兰尼加海岸设立加煤站，参与“基督教徒的殖民化行为”。在米歇尔看来，“这是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构建与英国类似的全球殖民网络、电报线路系统以及煤站，增加美国海军的力量”。

　　作为工业国俱乐部的小弟，美国政府没有足够能力与英、法等欧洲强国在中东抗衡。最终从虚弱的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利比亚的，是地中海对岸的意大利。从1911年开始，意大利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和外交逼迫，才迫使利比亚当时最高领袖波尔特献出的黎波里。在意大利记者多梅尼科·图买提看来，利比亚无疑是他的祖国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应许之地”。既然无法在欧洲取得相对于英、法等国的战略优势，夺取利比亚就成了意大利盘活非洲殖民资产的最优选择。意大利人希望，从的黎波里、米苏拉塔到班加西，利比亚各地的公路都能“得以修筑和保护”，“秩序井然的港口充斥着大量满载着非洲人的财富与意大利工业产品的船只”，非洲已经探明的能源也应成为意大利工业化的动力。如果有可能，应将“电气铁路网从的黎波里出发通向曼斯拉塔的各个大农场，延伸至法萨托和严弗里恩的矿区”，并把厄立特里亚、、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等殖民地和意大利用铁路连接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及其殖民地成为国际政治牌局的输家。美国作为最大获胜者，宣布东地中海与中东地区是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认为，美国做出这一评估，是基于“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开发该地区的石油资源”的战略需要。因为那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极大，美国必须抢占那里，作为它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扩大利益版图的战略支点。

　　苏联与法国也希望在北非开疆拓土，而且后者原本就控制着利比亚南部的费赞地区。他们与美国基于利比亚战略资源久争不下，使利比亚问题被迫交付联合国审议和表决。原来分属三地的利比亚，反而因此成为非洲首个独立国家——利比亚联合王国。不过，正是由于统一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新王国的“民众都将利益核心集中在地方和省级层面”。“这些省份作为认同核心，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民族主义者支持利比亚统一的意识形态激情，难以成为利比亚独立后推进社会、经济与政治目标的精神资源”，何况被撒哈拉沙漠和苏尔特湾隔为三处的利比亚也不具备统一的经济基础。

　　依赖西方的石油业

　　独立之初，利比亚农业极不景气，工业的潜力则比农业更为渺茫。除了出口蓖麻籽、细茎针草(造纸原料)之外，国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有组织地在“二战”的战场垃圾中寻找旧金属，向欧洲国家换取外汇，二是从美国惠勒斯军事基地等外国驻利机构得到一些地租和经济援助。与此相应的是，利比亚的外交取向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更容易合作，苏联援助则被利方拒绝。利比亚官员还受美国暗示，抗议法国在利比亚南部费赞地区的活动及其在撒哈拉沙漠的核试验。

　　20世纪50年代末，石油的发现和开采为利比亚带来了巨额收入。但是，这并未改变其严重依赖西方经济支持的困境。相反，由于石油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逐渐坐大，而利比亚又不具备独立开发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西方资本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不但未见减轻，反而还有所加强。利比亚不希望与西方石油公司之间发生价格对抗，减慢本国石油工业发展，因此只以开采原油的体积为标准进行利益分成，没有按照国际油价与外资公司谈判有关开采事宜。尽管后来加入了欧佩克(OPEC)，但这个产油国只是选择性地执行欧佩克政策，拒绝接受有可能影响利比亚与西方关系的条款。

　　利比亚的伊德里斯王朝希望在西方与阿拉伯伙伴之间保持平衡，尽可能将西方制度与价值观的影响降到最低。它不参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加入联合国，却对非统大业表示声援。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六月战争”，邻国埃及因为苏伊士运河问题遭到美、英联合打击。为了安抚具有泛阿拉伯主义色彩的国内外反对声浪，利比亚威胁要关闭国内的美军惠勒斯军事基地，与沙特和海湾国家相约暂停石油生产。在1967年苏丹喀土穆阿拉伯峰会上，它还同意补偿埃及、约旦在“六月战争”中的损失。不过，由于利比亚没有答应与阿拉伯国家结盟，拒绝切断对西方的石油供应，阿拉伯兄弟和国内民众的不满并未平息。在后者看来，欧美在利比亚石油业投资巨大，利比亚有义务以这一手段重创阿拉伯兄弟的敌人。

　　石油业严重依赖西方资本的状况，并不是利比亚面临外交抉择时的唯一苦恼。随着石油经济的不断发展，伊德里斯王朝不但未能强化统治，其执政合法性反而受到民众的强烈质疑。虽然国内人均收入已从1951年的35美元增至1967年的1000美元，政府却从未真正按人口平均分配过石油财富。国王伊德里斯的王室成员、与国王关系密切的赛努西教团、昔兰尼加地区的大家族，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官僚机构，民众只是财富分配的旁观者而非受益者。针对权势集团和西方石油公司的不满，逐渐与泛阿拉伯主义结合起来，酝酿成为推翻政府的动力。

　　在学者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看来，泛阿拉伯主义的兴起也与石油经济的发展有关。由于石油收入的增加，利比亚经济开始运行起来，渴望变革的年轻人热衷于寻求新的民族革命理论来诠释意大利殖民时代。埃及领导人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理论，受到了利比亚民众的追捧。由于石油收入增加并未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急于重建教育的利比亚政府被迫要求邻国埃及提供师资和教材。众多埃及籍教师纷至沓来，埃及的社会革命理念、行政管理机构到司法模式，被利比亚人奉为圭臬。“在利比亚，纳赛尔的画像几乎像国王的画像一样被张贴在大街小巷”。埃及报刊和开罗的广播节目“阿拉伯之声”影响了无数利比亚青年，其中自然也包括正在塞卜哈中学就读的卡扎菲。

　　对埃及革命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崇拜，使利比亚民众无法容忍政府在美、英打击埃及纳赛尔政权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暧昧态度。尽管政府努力解释国家利益与亲西方政策的关联，并与北非邻国签订了诸多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但在民众看来，石油财富原本就与他们无关。因此，当青年军官卡扎菲发动“九月革命”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后者并没有获得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任何支持。

　　沙漠强人的石油武器

　　1969年9月，卡扎菲通过政变上台。纳赛尔的这位崇拜者完全借鉴了埃及模式，反对以色列，支持巴解组织，热衷于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过，除了石油，他的武器库里并没有促成利比亚外交转向的更多选择。在其执掌利比亚的四十年中，外交博弈手段的单一，始终是这位沙漠强人摆脱不掉的困境。

　　卡扎菲上台伊始，即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向西方石油公司申明：“目前油价是不公平的，是为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的利益”。在要求修改合同和提高油价受阻后，他下令原油减产80万桶，禁止隶属美国的埃索石油公司出口液化天然气，并将地方的石油产品营销权收归国有。由于另一个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也暂停通过叙利亚管道输送石油，全球特别是欧洲出现了严重的石油短缺。卡扎菲还在加拉加斯的欧佩克峰会上敦促产油国一致行动，提高油价与收入税比率，减少市场营销补贴。西方石油公司最终被迫答应每桶提价0.3美元，并与海湾国家签订了旨在按步骤提高油价的《德黑兰协议》。石油生产商决定油价的历史，就此被卡扎菲终结。

　　但是，卡扎菲高估了自己在欧佩克中的影响力，因为利比亚在国际油市上的地位还不足以支持他对领导权的追求。产油国伙伴没有按照卡扎菲的愿望，将集体谈判原则和限产规定写入《德黑兰协议》。卡扎菲只好单独与本国的外资油企进行谈判，要求后者承诺了合理价格、收入税和利润比率，并同意分批补偿王朝时代油价过低的损失。

　　在欧佩克组织内部的外交挫败，并没有使卡扎菲激进的石油外交就此止步。相反，迫使外资公司修改合同的成功反而鼓舞了他。为了报复英国阻止伊朗夺取海湾三岛，卡扎菲领导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下令，将英国石油公司经营的亨特萨里尔油田收归国有，因为英国政府占有该公司48%的股份。1973年10月，他再次实施部分石油禁运政策，使油价飙升两倍，作为对西方在阿以冲突中偏袒犹太人的回应。

　　为了避免伊德里斯王朝倒台的悲剧重演，同时换取民众对其激进的反帝立场的支持，卡扎菲慷慨解囊，大幅增加政府在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提高工人薪金，并免费给贫困者提供公有住房。原属赛努西教团与意大利农场主的土地也分给农民，而且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提供农具和牲畜。农村新建住房，也可以得到政府控股银行的补贴。

　　但是，卡扎菲只满足于通过营造殖民主义剥削的负面形象，夺回石油业的主导权，却并不关心水资源、牧场这些稀缺资源的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农业与石油业以外的其他工业并未出现多大起色。直到2006年，利比亚仍然被世界银行视为世界上产油国经济多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有关数据显示，该国GDP总量的72%、财政收入的93%、出口收入的95%，是由石油与天然气部门贡献的，但后者却只吸纳了就业总人口的3%。

　　在学者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看来，利比亚实施的是一种危险的租赁经济，其特点是“国家收入严重依赖地租或者外来货币，而不是靠国内生产所创造出的收入”。一旦遇到油价大跌和外国禁运，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将无法支撑慷慨馈赠式的“民众社会主义”分配政策，民众运动势必从内部瓦解卡扎菲的激进外交。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卡扎菲的石油权杖就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魔力。

　　1982年，随着利比亚外交政策的更趋激进，在多方交涉未果之后，美国以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和压制国内民众为由，宣布对其石油禁运。包括埃克森、美孚等在内的美资石油公司先后从利比亚撤资，加之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利比亚经济受到重创，石油收入从1981年的210亿美元锐减至1986年的54亿美元。尽管卡扎菲随后出台了鼓励西方石油公司重返利比亚的条件，但收效甚微。

　　面对来自美国的石油禁运，利比亚曾试图向苏联和东欧求助，希望苏联提供军用核反应堆技术，增加石油购买量。苏联愿意帮助其修建核反应堆，却不认可利比亚的军事目的。南斯拉夫购买石油数量也没有如卡扎菲所愿，达到苏方购买量的两倍。1988年冬，利比亚因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被整个西方社会全面孤立。而随后发生的苏联东欧剧变，则使卡扎菲失去了可以对冲西方压力的政治盟友。俄罗斯不但停止从利比亚进口石油，甚至担心卡扎菲无力支付前苏联40亿美元的债务。

　　与此同时，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使利比亚丧失了来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盟友的支持。面对苏东剧变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埃及总统萨达特被迫调整国内外政策，倒向西方。在西方主导的中东地缘政治的牵拉之下，利比亚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国的合作也波澜重重，泛阿拉伯主义名存实亡。在非洲，卡扎菲依靠经济援助与南撒哈拉国家营造的团结局面，也因为石油收入锐减而无法维系。利比亚的激进外交由此陷入了空前孤立。

　　更重要的是，严重依赖于石油外汇的利比亚经济也随着外交孤立而日渐衰败。西方各国的经济制裁使石油需求大幅下降，加之油田设施老化，石油生产起伏不定，已经没有多余的石油收入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尽管卡扎菲大力打击国有经济部门和政府系统的贪污腐败，努力推行经济多元化和石油部门私有化，优化经济结构，但是积重难返。

　　卡扎菲激进的石油外交，不但没有争取到更多国际支持，而且因为拖累经济，在国内也制造了大量政敌。其中既包括伊德里斯王朝精英、被其抛弃的追随者和宗教领袖，也包括无法接受国家乱局的普通民众。卡扎菲的悲剧，既与其过度激进的社会改革有关，也是长期奉行单一经济模式的恶果。由他掌舵的利比亚，就像一艘满载石油的航船在国际政治的烈火中横冲直撞，想不翻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