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转型密码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翁海华 魏洪磊 叶锋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的路径，探索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路，上海市在给自己出难题。“难题”是共性的，敢于接招需要勇气和智慧，

　　今年一季度，上海市GDP增长全国“垫底”，为7%。

　　而上一年，上海市的GDP增长为8.2%，仅高于北京市，位于全国各省市区倒数第二。

　　上海经济怎么了？观察人士纷纷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见解。上海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一些人甚至据此对中国经济做出“硬着陆”的判断。

　　上海也在思考。

　　6月14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员所作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专题辅导报告。

　　人们注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会议时讲话的一些要点：“上海实现转型发展必然会面对许多困难和难题”、“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尽快建立起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相适应的管制、税制和法制体系”……

　　对于未来的战略方向，上海方面提出“要下决心减少对重化工业、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和投资拉动等四个方面的依赖，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要减少这“四个依赖”，摆脱现有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思维，谈何容易？如何填补产业转移留下的增长空白，如何在去重工业化过程中保证经济增速不过快下跌，如何降低迅速高涨的要素成本，如何在政策配套不到位的情况下推进创新和发展？种种转型过程中的具体难题，都需要一一化解。

　　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难题，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难题。

　　布局“大腾挪”

　　采访刘家平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位临港集团董事长喜欢把自己放在全球框架下讨论问题。尽管临港仅仅是上海浦东新区东南角的一个小城镇，面积不足300平方公里。

　　而就是这个偏安一隅的小城，开始成为上海发展高端产业的一个棋子。大飞机项目、特大船舶项目等等，均落户于此。

　　到“十一五”末，临港产业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6亿元，引进产业项目154个，项目总投资超过600亿元。

　　这里似乎成为上海产业转型的一块试验田。

　　“一个企业或一个城市自身的发展，如果不体现出国家战略，不可能发展得好。对临港集团也是这样。”刘家平说。

　　临港集团成立于2003年9月。成立之前，上海曾置身于一场大讨论之中，主题是下一步产业经济到底怎么走？刘家平回忆，最早的提法是第三产业为主，凸显上海要发展服务型经济的决心。

　　在中共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时任市委书记习近平修正了这种提法，认为上海不能放弃先进制造业，以及代表未来的产业。

　　之后，第二产业的地位提升，上海市政府提出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服务业肯定是重点，但第二产业是上海发展的很重要的支撑。临港产业区实际上也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发展的典型例子。”刘家平说。

　　目前，上海市对于产业的定位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于二产的原则规定是，有效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产业的增量部分坚持不做，如钢铁、石化等；暂未有效益，但代表未来方向的坚持去做；将来对GDP拉动和税收不大，但体现上海优势和国家战略的坚持去做；极端制造业，如核电、大型船舶、装备工业坚持去做。

　　临港产业区的发展基本体现了上述指导思想。

　　“我们的思路就是在临港实行高端制造业、高端产业和高端创业创新人才集聚。整个这个区域就是产中有城，城中有产，产城融合，一体化发展。”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说。

　　目前，上海临港产业区已经基本形成了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大型船舶关键件、发电及输变电设备、海洋工程设备、航空零部件配套等五大装备产业制造基地。物流园区依托洋山保税港和浦东国际航空港，成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是上海最稀缺的资源，尽管号称“大上海”，但上海在国内四大直辖市中面积最小，含崇明岛在内，不到北京面积的一半。

　　对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如何优化产业布局是重中之重。如何在转型中提高用地产出率，成为上海当前最为关注的课题。

　　“仍有很大空间，差距就是潜力。”上海市政府一位负责人分析说，从建设用地产出率看，上海虽在中国大陆领先，但仅为纽约的1/29、香港的1/14；产出率最高的漕河泾开发区为200亿元/平方公里，不到台湾新竹的一半。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近几年，着眼于结构深度调整与转型的上海，为在单位体量内创造更大的价值，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在空间上的布局可以用“东西南北中”来形象表述。

　　临港产业区属于“南”的一部分。

　　南边，将由洋山深水港、临港新城、临港装备工业园区组成。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说，此处有100平方公里的新城和200平方公里的园区，金桥、张江的企业可以搬迁至此。

　　目前南边已经有洋山保税港区——国务院在2004年的时候批准的全国第一家保税区，这对上海实属不易。

　　杨建文表示，对上海来讲真正想做的，是把保税港区进一步拓展到自由港。保税港区和自由港的区别在于，前者生产区里面不能住人，而后者如香港，并无此限制，生活区和作业区合二为一。这样本身带动的功能就不仅仅是保税港区的生产功能，还有服务性和生活性功能。“在我们整个规划中，南边是设想建一个‘自由港’，这一盘棋就都活了。”

　　“北”是什么？是崇明岛，可以建成“东方日内瓦”。杨建文认为，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已经基本成型，但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基本上都不在中国。“这种情况迟早要发生变化，需要一个过程。”杨说，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的机构通常会抱团进入某地，而他们通常对生态环境有比较高的要求。

　　崇明岛在2004年，就被政府明确为现代生态岛。当年为了解决岛上居民的就业问题，将原先属于宝山区的长兴岛和横沙岛在行政上划归崇明县，即所谓的三岛联动。

　　“国际性政府、非政府机构、组织如果放在这里，对上海经济发展来讲，边上有一个‘日内瓦’，能够让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与全球互动，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杨说。

　　按照上海社科院的规划，“东”面则以迪士尼为基础，随后形成整体的娱乐、旅游、生活消费的区域。这意味着上海东部将有较大改变。

　　浦东原先的面积是5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一块是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块是金桥出口加工区。“当初空间布局，这两块放在城乡结合部边缘，但现在都已经进入中心城区范围之内。这140平方公里，制造业放在这里肯定不行。”杨建文分析。这块土地置换出来，变成中心城区，按照浦东的城区投资，大致1平方公里是40亿到50亿元的投资。140平方公里，可以吸引5000到6000亿元的投资。

　　“西”部，主要是在虹桥枢纽地区建设大型物流中心。这一构想提出后，已经吸引了不少投资公司，土地价格也有所提升。

　　“中”部，主要指世博会的后续开发。目前“后世博”开发已经从概念付诸实践。

　　最难的“难题”

　　空间的大调整，理论上为上海市“腾挪”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东西南北中”的大腾挪，让外界看到了一个“新上海滩”的框架与蓝图。

　　而空间调整易，注入内涵和内生机制难。这方面，上海市意识到将面临着多种制约瓶颈和困难。

　　按照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说法，“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旧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与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不足的矛盾；第二，地方层面结构转换的率先突破与制度大环境不配套之间的矛盾；第三，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及战略性产业财政支持需求上升，与经济增长减速、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之间的矛盾；第四，通过引入外来人口来调整上海人口结构的迫切要求，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之间的矛盾；第五，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提出的更高要求，与劳动者总体素质仍然较低之间的矛盾。

　　就具体问题而言，解决第四和第五条“难题”是一项慢功，拼的是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市人才济济，但随着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对全球性高端性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以最关键的人才为例，目前上海金融人才总量约23万，其中有国际化经历的仅占0.2%，而新加坡为20%。

　　显然，提高劳动者素质，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入沪，上海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第一个和第三个“难题”，最大的担心是，产业结构调整，旧的产业下来了，新的产业“一时难以接力”怎么办？随着财政收入增长的放缓，是否会迎来一个财政收支的“紧平衡期”，进而制约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纽约、伦敦和东京曾遇到过同样难题。“所有的城市都会遇到，当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成气候时，很容易出现地方财政赤字。”

　　上海市提出“减少四个依赖”，能不能实现，很大程度上拼的是财力能不能维持下来。周振华表示，前车之鉴下，上海发展相对稳妥。从今年前5个月的财政收入看，地方财政还没有遇到难题。

　　今年1月1日，国家酝酿多年的“营改增”在上海部分行业率先破冰。作为最主要的两大税种，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上海市的服务业产生巨大影响，企业税率最高将可以由17%减至6%。尽管如此，周振华说，上海今年前5个月的税收收入依然高于财政支出。“这意味着上海在结构性减税后，依然可以完成全年税收指标。并未出现财政吃紧。”

　　回顾2011年，上海以占全国0.07%的土地、1.7%的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全国逾7%的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0%，失业率没上升。

　　在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周边，有一幢叫“企业天地”的办公楼宇，建筑空间7万多平方米，每年创造税收22亿元。如此高含金量的产出，靠什么？

　　“靠的是对索尼中国、普华永道等高端服务企业的吸引。”谈起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黄浦区区长周伟如介绍，在黄浦，税收过亿元的楼宇有45幢，税收过亿元的企业有62家。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产业转型后，就需要大力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使GDP的增速再次提高。

　　方星海认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就是提升高端服务业占比、譬如推进发展航运金融、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高端服务业。如果高端服务业得到提升，届时不但GDP增速提高，政府税收也会随之增加。

　　除服务业之外，大量的“上海制造”在走调整、转型之路。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两头在沪”企业——制造在外地，研发和销售两头在上海。也催生出一个统计上还没有的“2.5产业”：介于二产和三产之间，融合制造和服务。

　　这些成绩，可能会让人觉得上海市经济转型“基本没有问题”，但上海市的负责人却不无忧虑：与发达城市相比，上海市二、三产业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下，持续提升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内的产业效率，应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核心目标。

　　最难的还是第二条——“地方层面结构转换的率先突破与制度大环境不配套之间的矛盾”。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一个直辖市，大部分的审批权限在上面，有时候想动也动不了，还必须与中央决策部门一个一个地沟通。中央部门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上海市要“先行一步”，沟通和协调考验耐心与智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说，上海市要通过对现行的准入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进行重大改革，来实现“在持续改善效率的基础上推动转型升级”的目标。

　　但这些改革的“启动按钮”与“决策拍板”，都不在上海市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例如税收制度。

　　上海要建设“航运中心”，但我国的航运及航运金融税负偏重，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境内企业在境内、境外所得需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新加坡近年来为了提高竞争力，两度下调税率至17%；香港为16.5%。同时中国在船舶进口环节，要征收9%的关税和17%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上海一直在努力减轻企业税负，一些航运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陆续出台，包括航运保险营业税减免、航运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等，形势在逐步好转。今年3月，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开始进行“保税船舶登记”试点，但所有的政策权限目前仍然掌握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上海市获得的空间有限。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上海市采访时感觉到，上海市的经济管理部门越来越注重与中央部委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央决策部门有他们的运行规律和决策特点，上海市要主动适应，并且争取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协调机制的建立，让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更多放在上海先行先试，一步步解决这些难题。

　　瞄准“全球城市”

　　观察者认为，无论是空间结构的大调整，还是着眼于机制和内生力的深化改革，上海市的转型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三个扇面：一是上海市的产业布局要与长三角世界城市群相区隔，不与长三角城市的产业“同质竞争”；二是要继续做好服务全国大文章；三是要建立起全球坐标下的全球竞争力大格局。

　　不久前刚刚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将之前沿用许久的“四个中心”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

　　民间对此的解读是：上海市已将发展的目标定位于“全球城市”。周振华则解读为：“前者主要说经济指标，而后者的范围更广泛。”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还要成为世界的上海。

　　成为“全球城市”，上海瞄准的是纽约、伦敦，或者近邻新加坡、首尔，甚至是最为相似的香港。

　　从经济数据看，上海的确已经展露出国际城市的气质。在经济总量上，2008年上海超过新加坡，2009年超过香港，2011年超过了日本京都、韩国首尔。

　　目前，如果按经济规模总量来排名，上海市位列世界大城市第11位，离“进入前十”只有一步之遥。

　　上海提出，到2020年，上海的经济总量要进入全球前五位的国际大都市，到时候人均GDP要超2万美元。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发布了一项对全球120个城市的竞争力排行榜，上海名列44位。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和巴黎。

　　在这个排名中，包含了经济活力、制度效率、人力资本等8个指标。即使与排名第一的纽约相比，上海在经济活力、物资资本等方面也并不逊色。但在制度效率、全球吸引力和社会文化三项指标上，有相对明显的差距。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通过国际城市的比较不难看出，未来上海的发展之路不仅仅在于经济的赶超，更重要的是政府服务、开放和人力资本上的赶超，目标是让城市成为聚集资源、创新和服务中心，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

　　周振华则认为，“全球城市”的目标，标志着上海需要在“对外联系度”上有更大作为。“经济是很重要的方面，而信息、文化、人才和科技创新等软实力，同样是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关键。”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森的定义，“全球城市”就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在不少经济界人士看来，上海与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差距尽管还很大，“但上海发展的趋势很好、潜力很大。”

　　周振华表示，成为国际大都市，已经不仅是上海的城市行为，而是一项国家战略。当前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从国家扩展到城市；国与国的贸易行为，已经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公司层面。

　　因而上海的蜕变，既有内生力量的需求，又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另一种方式。在周振华看来，上海正迎来一次发展良机。“当前国际经济重心在不断东移至亚洲，从历史经验看，每一轮经济大转移，都可以造就新的国际大都市。”

　　资料显示，目前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投资性公司累计达到927家。2011年上海市进出口总额比2006年增长92.3%，实际利用外资累计突破1000亿美元。

　　“上海的基础性条件很好，服务业外资目前逐步进入，今后如果大量进入，对上海来说，无疑就是重大发展机遇。”杨建文说，但更高层次的服务业外资大量进入，需要有自主性、政策性的条件。这些条件相当程度取决于中央政府。

　　国际大都市的气质，仅有炫目的经济数据远远不够。周振华认为“上海仍旧需要更多外界认同度。”

　　他说，“具体而言是与国际惯例的接轨。比如税制、法制和管制；甚至包括统计制度、信用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

　　而上述城市环境的转变，已经远非凭借上海之力就可独立完成，更有赖于中央政府的进一步放权。

　　上海航运经纪人俱乐部秘书长刘巽良表示，由于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等原因，不少金融创新产品无法交易，典型的如“全球航运运价衍生品中央交易系统”。

　　另外在税收方面，不少人士呼吁，上海亟需中央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这些现实困境，已经进入上海市决策层的视野。

　　俞正声在今年党代会上也指出，将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着力破解制约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和政策障碍，继续推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率先开展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