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经济转型有很多误区

　　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魏洪磊

　　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一提转型，就会认为是转向服务业，这是老思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发现，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服务业占比并不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与急于向低效率的第三产业转移有关。李扬强调：基于劳动生产率持续改善之上的转型升级，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转型升级。基于这种性质的转型升级，方可避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减速，很可能就在5年左右发生。”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以“模仿-赶超”为基本特征的趋同阶段将基本结束，决定今后中国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能否通过经济转型，进入持续改进效率的创新发展阶段，并据以始终保持缩小与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最终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6月14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李扬所作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专题辅导报告。而就在此时，《财经国家周刊》针对上海经济转型的报道小组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集中调查。

　　6月19日，李扬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主题就是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建言。他说：“对上海研究发展的研究，不仅是上海有针对性，对当前的中国同样极具针对性。”

　　李扬特别强调，切忌使用产业干预的传统手段来促成转型升级。这不仅会出现“拔苗助长”的问题，而且极易使本地经济陷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使用传统的产业干预手段促成转型升级，在多数情况下以效率降低为代价。

　　转型到了紧急节点

　　曾经出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亚洲经济体快速的现代化是可以与经济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最重要发展之一。”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酵，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般陷入衰退，包括亚洲经济体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即使未落入衰退的境地，但经济减速却难以避免。

　　2011年底，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征兆，并在这个夏天探入“低温区”。过去多年堪称奇迹的增长是否将就此结束？质疑声颇多，对经济转型的呼唤也愈发急促起来。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爆发后，您认为减速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李扬：经济减速，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意味着过去多年与发达国家之间不断趋同的进程受阻了。

　　此次危机爆发前的20年间，世界发生了一个3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减速；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

　　这一过程是新兴经济体、或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断趋同的一个进程。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而多数新兴经济体却依旧表现良好。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趋同过程还在持续着。

　　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难以幸免，纷纷步入经济减速的轨道，过去高速增长中隐藏的一系列问题，一点点暴露出来。

　　于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便成为关乎全球经济恢复以及全球经济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尤其受世人关注。

　　在理论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实现基本趋同是可以的，如果实现趋同，它们将成长为发达国家；但是实践中，绝大多数落后国家都较难追上发达经济体，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出现增长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脆弱等并发症。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理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需要依靠转型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节点上？

　　李扬：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急需转型的关键节点。

　　危机为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变了，例如过去吸收我国出口产品的欧美市场萎缩，美国无法再忍受巨额的逆差，这在倒逼我们发展内需市场。

　　二是过去高速增长所依赖的路径改变了。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多年的发展路数，或明或暗都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路来走。但危机告诉我们，发达经济体并不全都是对的。

　　可以说，这场危机一下子把过去很多看上去成熟的理论、经验都推翻了。世界各国都处在一个寻找再平衡的调整过程，新兴经济体需要探索自己的路径。

　　新兴经济体在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其自身的赶超效应也会逐渐减弱下来。之所以在过去多年能够创造一个高速的增长周期，是因为在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后，新兴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大的潜力。

　　例如，这些国家不必去亲自开发新技术，他们可以从国外引进技术；他们可以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导向、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从而轻易地提高生产率。

　　但是，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结束。一方面，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终将耗竭，另一方面，当制造业就业率达到峰值后，增长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种产业转型无疑难度更大。

　　此外，这些国家还要面临过去投资留下的大量的资本存量。更多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储蓄来弥补。

　　在旧的模式面临被迫淘汰的同时，需要科技创新来带动新的增长，这些国家能否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也要打一个问号。

　　转型不等于发展服务业

　　目前，各地对转型的一个误区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李扬认为，单纯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拉美国家当年恰恰就是坐在服务业快速扩张的快车上，坠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有要实现经济转型的布局，都应该从最原始的经济思维出发——更少的成本带来更高的收益，也就是不断提高的效率。忘掉这一点，去追求任何产业的比例结构，都是舍本逐末。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已经进行了下调。要想持续您所讲的趋同的进程，对经济增长有一个怎样的要求？经济减速是大势所趋，速度下来了，将来如何继续追赶发达国家？

　　李扬： 过去多年我们GDP保持那么高的增速，很大一块是浪费的。看上去虽然是两位数的增长，但其中6%、7%带来的实际经济效应可能是零。

　　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增长是粗放型的。一片地区建了拆、拆了建，拆与建的过程都产生GDP，却是没有效率的产出。抑或各地都在搞科技园区，实则可能是借着这些项目圈地、拿资金、搞房地产，大量财富在这个过程中被浪费。

　　所以转型是要创造出更高质量的GDP，如果我们将来把增长的质量提上去了，那么速度降下来，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为有实际产出的那部分增长，可能比过去还要高。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与发达国家趋同的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当下，转型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言必称转型、或结构调整。您认为转型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什么才叫真正的转型？

　　李扬：经济减速，要的是提高效率的减速。而转型的核心，也在于“效率”二字。

　　要看我们新发展的产业，是否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也就是是否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转型的一个目标，是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两个长期的课题：工业化与城市化。两化的不同速度将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拉美国家有一个特点，城市化的速度快于工业化。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后，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就业。失业人口激增、到处游荡，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搞服务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涌入城市的失业人口，所受教育水平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搞起的服务业都是低端行业，效率很低，自然这些人群也仍然维持着贫穷的生活。

　　因此，从拉美的教训可以看到，仅靠发展服务业来实现转型的思路并不完整，仅仅追求服务业比重达到多高的一个数字，缺乏现实意义。

　　现在中国各地城市转型的思路，要摆脱产业比例的桎梏，真正从经济的眼光出发，从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出发，牢固树立提高效率的意识，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产业上，无论它是效率更高的服务业，还是高端制造业。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快于城市化，这是我们的优势，不是问题，未来还要强化这一优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首先要有工作，这就使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升级到高效率产业。在这一基础上，再将产业布局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从低端制造业升级到高端制造业。

　　效率转型的抓手

　　全球各国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序曲”。在“序曲”阶段，各国一面处理危机时代的各种麻烦，但眼光也都在瞄向前方——寻找他们认为即将引领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增长点，提前布局、积蓄潜能，试图成为未来增长点的引领者，进而占领制高点，成为新一轮经济规则的制定者。

　　这一局面，使中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经济效率，既是自主的抉择，又具有很强的紧迫性。找到对的方向，用对的方式刺激产业发展，是实现效率转型的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 从美国与欧洲两个大的经济体来看，他们目前着眼的发展方向有哪些？给我们哪些启示？

　　李扬：美国正在大力倡导的，是可贸易服务业。

　　这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预计10年后全球服务中的可贸易比重会从现在的20%多，增加到50%。服务业可贸易规模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推动引擎，比如外包、远程服务、知识产权传递等等。 

　　要提高可贸易服务的比重，需要提前做好大量功课，最关键的点在于深度信息化的发展。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是推动服务可贸易化的主要动力。

　　现在美国是这一趋势的主导者。中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地指出了深度信息化的方向，在市场层面有企业在推进，但是在各级政府的规划中，并没有提到一个足够高的位置，而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还缺乏统筹。

　　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一面在推进信息化，一面是各地在继续火热地申请各种开发区、各种城市带，抑或各地都希望建设金融中心。然而信息化的发展不需要一个有形的物理场所，很多工作与交易可以通过远程实现；而各种“带”、“区”、“中心”的建设，又是基于大面积的物理场所。二者没有衔接，甚至在实际层面是冲突的。

　　可以说，不少地方政府的思路还相对滞后，对未来发展模式的定位还是落在大规模的圈地、搞固定资产投资上。

　　欧洲正在主导的，是绿色更新周期。所谓绿色更新周期，指的是绿色消费和低碳技术推动的全球设备和居住的更新改造周期。研究显示，设备低碳改造的周期预计有10年，居住绿色消费更新则要长达30年以上。

　　绿色更新周期对制造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应该抓住全球绿色更新的技术进步趋势，通过政府的市场化引导，塑造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样的产业是高效率的，而且是应该大力发展的？

　　李扬：要提高产业效率，经济效率，要先提高制度效率。直到现在，我们在促进某一项产业发展时，总爱搞优惠政策，通过包括低价土地、低息贷款在内的各项优惠促转型，这带来的可能不是转型，而是浪费，因为投入已经发生了，但产出在哪里？还不知道。

　　最好的机制，是让市场去选。不要搞特殊的优惠政策，更不应由地方政府自行敲定一份产业目录，标注出哪些是鼓励发展的正项目录，哪些是限制发展的负项目录。而是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家都可以进入市场去做，最后在竞争中市场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产业与企业。

　　政府管的过多、代市场选择的教训早已有之。上个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曾讨论过一个课题：中国要不要发展皮革行业。后来经过“研究”生成了一份政策建议，认为要限制皮革产业。

　　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呢？政策建议的报告计算了中国当时有多少头牛，一只牛能剥几层皮，一张皮有多大，进而能生产多少双皮鞋与多少个皮包。再结合当时的中国人口，得出结论：中国不应鼓励皮革产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看似具有科学依据的结果。然而，今天皮革产业发展的结果又是什么？后来很多年中，养殖、生产的各项产业均放开，起初丰厚的利润吸引大批人进入，而后利润逐渐摊薄，在这个过程中，皮革行业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这就是政府计划与依靠市场机制的差别。

　　未来，政府要通过各项改革，创造市场条件来实现转型升级。这其中包括对现行的准入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进行重大改革，以此来实现在持续改善效率的基础上推动转型升级。

　　上海转型是中国的试验田

　　上海的产业转型，是在全国率先进行的。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上海的内需稳步增长，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60%。李扬表示，在发展速度上，两位数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长期持续，上海要接受一个低速、高质量的增长。

　　目前，上海已经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组。并且，上海已率先感受到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转型实践不仅关乎上海的未来发展，而且关乎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理解上海提出的“转型”口号，这种大开大合的高调转型，是否是上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李扬：就全国而言，上海是率先转型，它的人均收入已经逼近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靠投资拉动不行了，也到了国际上比较关注的节点上。所以上海的转型有全局意义，不仅是全国，全球都在关注上海如何转型。

　　上海转型，目前面对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从数字上看，它是比较早的摆脱了对外贸的依赖。这是转型成功的方面，中国整体是顺差，上海是逆差，实现了内需为主，是上海几年努力的结果。

　　但是另一条腿短了，就是投资。因为已经到工业化的后期，就没有什么特别拉动经济的大投资。从全国来说，普遍投资增长能达到20%到30%，而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好多年投资增长是0，甚至是负增长。它需要寻找到一些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这是它转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2万美元，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转型应往何处去？

　　李扬：大的方向是内需为主，国内消费为主，怎么能够转化？其实是两条腿，一条是服务业要发展，另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必须要提高。而且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大规模地向居民倾斜。消费是居民的消费，从根本上说，消费要成长为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就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央提了好多年，现在的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还在下降。

　　上海也在调整，根本方向是资本收入的增值要让居民分享，政府财政收入较多用于公共消费。从这一点上说，上海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即如何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为消费。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的转型，有无国际经验可遵循？

　　李扬：这是它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减速，第二是趋同问题。就是谈追赶。落后国家能否追上发达经济体？理论上可以，但实践中绝大多数都没追上。比如拉美一些国家，起初很发达。但最终落下来了。

　　那么应该向什么方向转？只重服务业现在看还不完整，制造业本身也有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决策层对于产业结构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从服务业为主最终变为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李扬：这牵涉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前面已讲，中国先有工业化，后有城市化，而且教育先行，人口素质是持续提高的，上海也是如此。我明确地和上海说，这是优势。农村人口来到上海，要先能找到工作，他的劳动生产率从低效转为高效，然后成为城市人，再有产业升级。

　　如果像拉美城市一样，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发展服务业，档次肯定上不去。

　　上海还未到只依赖服务业的程度。它和全国情况一样，服务业效率不是特别高，在0.7左右，而且还在下降。就业问题突出，大量人口涌入，必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化产业等。

　　我理解的经济转型，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产业比重的变化。我们觉得各个城市不一定要刻意追求服务业比例的提高。俞正声书记曾特意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看现在三一重工要落户上海，这是制造业。有些人说这些制造企业就不该落户上海，应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但三一重工所代表的是高端的制造业，高效率的制造业。

　　上海在商务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还引进三一重工，其实遵循的是效率提高的逻辑。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三一重工也会考虑配套、融资、出海等总成本。我们说转型是总投入和总产出的关系，小到城市，大到国家。我觉得我们现在谈转型，对效率问题还不够重视。

　　这个问题全国城市普遍存在，上海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转型中提高效率的问题。不然就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转型的一个目标是成为国际大都市，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城市比较，上海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李扬：我们对上海总的判断是，它对自身的处境已经开始有点感觉了。像减速问题、趋同问题，都在考虑。另外转型，我们觉得发展速度上，两位数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长期持续，要接受一个低速、高质量的增长。

　　上海之所以值得称道，在于一些城市发展指标有相当大的潜力，比如潜力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等。虽然水平不高，但有很大改善余地，走势基本是向上的。

　　但成为国际大都市，要创造城市吸引力，解决人才引进问题。也许上海会采取新的人口政策，能不能敞开胸怀让人来，提供就业、住房，大规模改造人口结构。但怎么吸引？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不要那么高。居住成本不控制，人就没法进入。

　　我和俞正声书记讨论过，我说上海解放前绝大数人都不买房。日本、美国都是经济随房地产起起落落，德国就没有这个情况。德国是租房的。不要让房地产泡沫主宰我们的经济，否则不管好坏一定过头，造成现在的骑虎难下。

　　吸引人才和企业，需要配套的税收政策，上海的难题在于，这边喊着发展服务业，那边税收体系没有变化，服务业是不断交易的过程，有很多环节。但目前税收体系完全阻碍服务业发展。

　　李扬简历

　　1951年9月出生，男，汉族，安徽淮南人，中共党员。1989 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毕业，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2001〜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学术专长为金融学、财政学、宏观经济。1992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人事部批准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