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玉成

　　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通货膨胀预期逐步增强，并开始向现实转化和扩散。控制通货膨胀成了稳定经济健康和促进经济机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就无法保证，企业缺乏进行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经济环境和目标动力。而通货膨胀的管理、经济全局的稳定，是个综合的经济作用结果，货币政策是个重要环节，但是不可忽略其它看似与通货膨胀趋势变化无关联，实则构成影响的其它经济政策，这一点对于正处于发展初、中级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更应注意进行经济政策的阶段性再评估和合理地调整完善。因为很多经济政策，在发展的某个阶段是科学合理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可能会出现较多的副作用，不适应当期阶段的经济特征，这时就需要进行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

　　一、2011年经济总体的发展变化定位

　　2011年我国GDP增速有望在第三季度出现正常回落。对于经济总体增速的回落，应坦然面对和接受，防止被部分经济利益体的舆论导向所影响。因为一方面这是宏观调控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治理某些行业过热和风险，以及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必然要求。

　　二、通货膨胀问题

　　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出现，其影响的因素较过去要多，对通胀推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它的复杂性，特别是要防止通胀势头短暂回落后的再次抬头转强的不利变化。宜采取较为保险确定的调控方式。结论与建议如下：(1)2011年的5、6月是通货膨胀变化的一个重要“经济时机点”，通货膨胀有望在此经济时点处冲高后出现一个短暂回落。(2)经济变化特征要求央行一定要避免5、6月之后我国的通货膨胀再次转强的不利变化，努力使下半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出现缓解。要求当前的相关货币政策给予配合。

　　通货膨胀确实与货币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有的通货膨胀现象，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比如我国自2010年开始出现的这一轮通货膨胀，在解决货币量问题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关注过去的其它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进行微调和完善。2010年5月开始，在PPI同比见高连续回落的情况下，CPI同比涨幅却在不断增加，再结合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粮食、食品、蔬菜等价格上涨明显且连续，也就是说，工业生产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力度要小于上述领域的推动强度。通货膨胀在考虑货币量的同时，需要关注一下农业方面、城市发展建设方面是否积累出了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一方面形式简单的农村城市化以及过度地房地产土地占用开发，使农业用地，特别是近郊的农业用地大幅减少，导致供给与需求在逐步失衡。另一方面，近郊形式单一、一刀切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又使城市的菜粮等日常生活供给不得不远推，从遥远的他方运来，导致运输成本提高且不可控因素增多，同时还导致了城市居民生活对自然气候较大变化的抵抗力明显降低。日常粮菜价格的过多过大波动，将会增大对通胀预期的波动影响。

　　建议完善农村城市化建设规划，模糊农村与城市界限，将农业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一个部分，推行“城中良田”模式。即每一个规模的地域都必须留有与该地区人口相适应的蔬菜种植地等。特别是我国自然灾害严重，天气多变，而且交通运输成本高。如果能广泛推行此种模式，那么本地区百姓的基本饭食问题就可以降低受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减轻我国通胀指标之一的CPI的变化幅度，利于通胀预期的稳定。

　　三、农村城市化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脱离经济发展实际，不是在经济发展、就业需求的自然推动下向农村扩张并顺势实现城市化，而是盲目地城市化，导致大量无地农民转化的城镇人口失业量大增，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二是“运动式、盖楼式”的城市化，一方面给房地产热带来了借口，导致“空城、鬼城”现象，使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在不断积累风险。另一方面大量良田被逐步侵蚀占用，将导致粮食、蔬菜、禽蛋等价格循环上涨。以2010年为例，在经过几轮疯狂的房地产热、“城市化盖楼”后，粮食蔬菜禽蛋等价格出现了50%、甚至100%的上涨。而部分观点却过度关注了热钱炒作的作用，没有意识到良田和种地人的减少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特别是近郊区更严重(炒作只是利用了这一根源的变化)。

　　建议如下：(1)科学定位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以经济发展增量和对就业人的吸纳量作为城市化发展节奏的评估，进行科学量化。(2)城市化是经济与就业的推动，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扩展性需要，而不是盖了楼房就是城市化、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就是城市化。应有相关指标的共同实现为前提。比如实体经济的规模、就业人口的解决、农业配套的保留和发展等。(3)将农业发展当作城市内部的发展元素，不宜将城市化和农业明显分割。实现农业的城市化。将农业作为城市本身的行业、一个市场、一个就业产业。从而也可以反促提高我国农业的规模、质量、竞争力。(4)严控近郊土地的占用。确保城市生活有保障，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或突发意外的能力。

　　四、2011年新增信贷总量

　　2011年央行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市场特点，对信贷总量指标进行了创新完善，一方面是弱化了过去那种固定式的总量数指标，二是充分考虑了社会各类总融资情况，建立了新的社会总融资量指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以及与国际经济的融合，我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的复杂性、不定性增多，央行进行的灵活调整和创新可以更好地吻合经济变化。这种调整，会较大地提高对央行的要求，要求其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变化有更好地把握。

　　由于2010年新增信贷规模超过经济内部平衡约11%左右，导致通胀在第四季度强化，央行及时在第四季度连续提高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在2010年的10月、12月两次提高基准利率，现在再结合2011年我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变化建议如下：(1)在信贷量的投放上未来的最高目标宜是随当年宏观经济波动轮廓进行“信贷量的逆向平衡”，以提高信贷资金效率和降低经济起伏幅度。(2)2011年新增信贷量大致在7.1万〜7.5万亿，比较适合2011 年我国经济内部波动关系。

　　五、基准利率方面

　　央行已在2011年的2、4月又加息两次，结合未来经济的潜在变化来看，如果3月份也能实施一次加息，将更有利于通货膨胀的管理和经济波动幅度的减缓。3月少加息一次，将会导致未来加息的总幅度较过去的预估幅度提高0.25〜0.5个基点。同时密切关切下半年的通胀变化，如果下半年通胀势头一旦出现再次转强的苗头(比如CPI等再创新高)，宜采取及时果断的调控政策。

　　六、汇率问题

　　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房地产和汇率问题是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不定因素。我国应在汇率问题上主动提出利于我国且符合经济学评价标准的思想。对于传统的顺逆差评价标准，由于统计口径、进出口商品差异的不同、国际分工要求、美元独权、高科技进口受限等的原因，导致其难以科学和准确地评估币值的升贬时机以及升贬的幅度。

　　我国应考虑：(1)主动提出以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占有合理比例作为定位人民币升值的科学经济标准之一；以人民币在中美贸易额中的结算比例作为人民币升值的科学经济标准之一。(2)继续强化人民币升值行为应伴有的我国的国家经济战略。(3)201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略超过我国经济适应界约2%左右。其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强化产生了作用，这一点需要重视和研究。(4)2011年若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使人民币不得不升值，那么结合国际经济变化情势和我国经济内部变化特征，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界不宜超过6.40左右(否则将不利我国经济稳定)，6.49附近是较佳的。(5)“以人民币升值来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想法，很值得商榷。表面上理论上的合理，在现实经济上未必产生预期的结果，有时可能恰恰相反。比如，我国自2010年出现的本轮通货膨胀，当时欧美国家的核心通胀率仍很低，而且我国与工业生产相关的PPI指标在2010年5月见高后是连续回落的，但我国的通胀仍然出现了。可见，所谓以升值来应对输入型通胀的想法是不全面的。

　　在经济学中，将“消费理想、消费奋斗欲望”定性为“刚性需求”，将会误导国家的经济决策，也会误导企业的决策和方向发展。每个人都有理想，包括消费的理想，比如有朝一日有自己的游艇、飞机、豪宅等，但这不应定义为“刚性需求”。政府是保障“人有所居”而不是“人有大房豪宅”。一旦将消费理想、消费欲望错误地理解为刚性需要，那势必在一个时期内会得到政策、利润的刺激，大量的人财物会涌向这个行业，最终这个行业就会在过热中孕育泡沫或金融、经济风险。可见经济学中也会有“偷换概念”的误区。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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