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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危机让中国重新审视核电发展规划

2011年05月18日 18:00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杂志

  ◎ 严于龙

  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安全十分重要。在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能源供给压力大,二是资源相对短缺,三是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四是能源技术相对落后,五是受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大。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制定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核电、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

  但就在我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即将推出的重要时刻,日本“3·11”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我国决策层。我国3月16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立即组织对现有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对在建核电站按最先进标准进行评估整改,并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我国需要对雄心勃勃的核电发展规划进行重新审视。

  一、世界各国发展核电的态度开始改变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安全危机震慑全球核电工业,世界各国发展核电的态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德国宣布暂时关闭1980年前投入运营的7座核电站,同时对所有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美国表示在发展核能过程中,要优先解决核安全问题。5月10日,日本菅直人政府宣布日本将终止一切有关核电的发展计划。

  了解美国核电发展的曲折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核电发展最早和装机容量最多的国家。1957年建造世界第一个核电站后,美国核电发展迅速,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美国核电发展的鼎盛时期,美国核装机和发电量稳居世界首位。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的核电消费量占全世界核电消费总量的31%以上。美国核电占其总发电装机容量约8.3%,占发电量的20%。核电的地位在美国电力构成中不可忽视。

  美国核电发展迅速的主要起因是由有经济繁荣的电力需求和军工民用结合的两大因素所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国内电力需求大增,需要建设大量的发电厂。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核武器发展,需要大量的铀矿富集提取军品铀,军工民用结合是具有经济效益的模式。

  1979年的美国三哩岛核泄漏事件,是世界核电安全史上的第一次重大事故。三哩岛事件除了人为应对和操作错误是主要因素外,技术设计上的缺陷也引人深思,十几万人疏散所造成的影响巨大,给世界核电的发展带来首次负面冲击。在公众和国会的反对和谴责声中,美国的核电发展遭遇到第一个马鞍形起伏,步伐大大减慢。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灾难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核监管委员会(NRC)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后,不批准新的核电站建设。1996年美国最后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停滞的美国核电发展步伐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戛然停止。核电发展形成第二个马鞍形跌落的态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发展的势头在西方国家中最为强劲,电力需求旺盛。美国国内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煤电发展受到国内环保压力和公众反对,举步维艰。油电和天然气发电受到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安全的束缚,左右为难。加之世界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人们将注意力又放在核电发展上。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正制定雄心勃勃的核电发展规划和技术研发,使美国政府和企业感受到了竞争上的威胁,美国政府和企业重新审视核电的需要。

  美国布什政府批准的“2005能源法令”,重新打开核电发展希望之门。美国能源部(DOE)预测,2030年电力需求增长40%〜50%以上。至2020年,美国规划新增核电装机50GW。美国的核电发展似乎寒冬已过,春天来临。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安全危机震慑全球核电工业。新一波巨大的反对声浪迫使世界上发展核电的每个国家政府做出反应。美国奥巴马总统在第一时间做出响应,要求对核电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核电建设和发展缓停的后果似乎已成定论。美国遭遇到核电发展的第三个马鞍形的影响。

  与德国中止对现有的核电站延长发电期限的批准和关闭若干核电站的政策不同,美国政府目前只是加强了现有的核电设施安全和管理,迟延和搁置了核电发展规划。从目前形势判断,美国要重新启动核电发展计划,需要3〜5年时间。

  二、日本核危机给“大跃进”式发展的中国核电计划敲响警钟

  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再来分析中国的情况,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其他选择。

  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和碳排放大国,在经济增长的刚性需求和碳减排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发展核电有其必然性。核电清洁、可靠,既可以改善中国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又可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已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核电将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

  受政策推动,近年来中国核电规模快速扩张。截至目前,已投入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3台,装机容量1080万千瓦,在建核电项目的装机容量大约3000万千瓦,全球在建核电机组40%集中在中国。如果没有日本核危机,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8600万千瓦甚至更多。

  但部分地方不顾客观条件,一窝蜂大干快上核电项目,也引发了愈来愈多的担忧。为了尽快上马,一些项目以牺牲技术的先进性和安全性为代价,仍然采用二代核能技术,而非安全性能更好的三代技术。一些项目并未经过严格论证,在选址上存在重大隐患。此外,随着中国核电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才、燃料、装备制造、安全监管等瓶颈因素开始逐渐显现。

  日本核危机,给了正在“大跃进”式发展的中国核电计划敲响警钟,中国开始重新审视核电发展的步调。眼下,中国已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并正对全国核电站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以使其能100%符合安全标准。与此同时,核安全规划编制工作已经提速,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也面临调整。在观察人士看来,放慢节奏,从原来的单纯求快回归到又好又快,日本泼的这盆“冷水”,反倒有助于中国核电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三、以安全换速度成为中国核电发展的共识

  事实上,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积极发展核电”,到“十二五”规划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发展核电”,再到最近一再强调的“安全第一”,中国对核电发展的指导思想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以安全换速度成为了共识。

  一是核电的发展和安全与生态的保障应有法律的依据和支撑。中国应制定“原子能利用法”,提出发展规划,明确监管主体,推动政策制定,加强安全标准和核废料处理,制定公共安全紧急事件处理,重大损失惩罚规定等。

  二是成立新的核监管机构。政府政策制定机构应与监管机构独立并行,互相监督。早期厂址审批、设计批准证书、建造和运行联合许可证、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权限应归属新的全国核监管委员会。发改委和环保部主管核电发展规划、政策和环保标准制定和监测。核监委应直属国务院或人大,有足够的权威和处置能力,特别是公共安全的紧急应对和处理。

  三是严格考核和培训核电管理人员和工程人员,建立高质量和高水平的资格认证,提高透明度。尤其是在应对紧急事件中,要及时、准确、全面、透明地公布事故进展情况。

  四是警钟长鸣。世界上核电消费总量占6%以上的四个国家中(美国31%、法国15%、日本10%、俄罗斯6%)有三个国家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件。中国在2020年前很可能在核电规模上进入前二名。核电是把双刃剑,必须要安全第一。

  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除了继续发展核电外,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突破:一是加快水电、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发展,二是加快开发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三是加快开发深水油气,四是加大全球资源收购力度。

  (作者系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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