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

　　省食安办6月1日晚通报，东莞市昱延食品有限公司4批原料和4批复合添加剂成品检出含有台湾有毒“塑化剂”。其食品添加剂产品主要流向广州、江门和东莞等地。

　　“塑化剂”疑云终于飘到了大陆这边，就像楼上的“另一只鞋子”终于落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大陆查出“增塑剂”不出公众意料之外。今次有关部门的行动可谓迅速，且小有“成效”，只是寥寥数语的信息，难以满足公众对真相的渴求，抚慰公众的焦虑。含毒“增塑剂”的食品添加剂流向哪些企业、有没有影响国产饮料、影响有多大、除昱延外还有没有企业生产同类产品……种种迷雾，亟待消弭。

　　有关部门在通报中同时强调，“经对市场销售的17种含乳化剂的国产饮料进行监测抽检，目前尚未发现非法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情况”。公众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东莞查出的那些毒“塑化剂”的食品添加剂并没有卖给国内饮料生产厂家？那它又卖给了谁？用来干什么？

　　欲言又止，惜墨如金，也许有关部门有“苦衷”，或担心损害企业利益，引起社会恐慌，希冀通过“内循环”的方式静悄悄地解决，以减少企业损失，降低社会成本；或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敢贸然发布。如果是后者，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有关部门完全可以有一说一，知多少情说多少话，公众可以理解，知而不言、遮遮掩掩则不可接受；若是前者，值得商榷。

　　且不说信息公开是公众的一种权利性要求，信息公开是食品监管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仅从危机公关、事件解决的工具层面，信息公开也应该秉持及时、全面、准确的原则。食品安全关乎公众生命健康，信息公开得越及时越彻底，越有利于减少后续伤害，越有利于风险化解，越有利于社会稳定，2003年的“非典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标杆；而主流渠道提供的信息不足，只会给非主流的信息传播制造机会，小道消息甚至谣言四起的结果使得事件更加扑朔迷离，社会更加恐慌，公众对主流信息更加不信任，更不利于事态的控制。

　　当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则是一个反面典型。从2008年3月至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只要质检部门、卫生部门、当地政府、三鹿公司中的任何一方将危及婴幼儿健康的信息披露，都可以避免更多伤害。遗憾的是，这一重要信息却被一再隐蔽，直到局面无法控制……2010年的湖南“金浩茶油事件”也是如此，在湖南质监局已经发现问题之后的半年时间内，相关信息并没有向公众公开。据说，这一做法是为了“不影响社会稳定”。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显示，全国43个较大城市食品生产企业的信用信息公开程度还不到四分之一，报告对此的评价是“很不理想”。

　　“增塑剂”危机正在发酵，有关部门要做的事还很多。眼下，首先要加大盘查力度，逐步拨开毒“增塑剂”的疑云，搞清楚除了昱延之外，还有哪些厂家生产、销往哪里、哪些产品使用了毒“增塑剂”？一面逐家清剿，实施召回，一面给公众发出消费警示，降低后续风险；再就是在终端产品打一场“狙击战”，希望有关部门立即增加对饮料中DEHP的特别检测，发现问题产品“格杀勿论”，无论“毒品”来自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