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宽财政

　　贾康

　　宏观经济分析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称为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已经告一段落，虽然一些经济体可能还要经历相对漫长也带有曲折特点的复苏过程。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是通胀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归稳健，而财政政策在当下则继续保持积极特征，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紧一松的搭配？

　　积极财政为何续行

　　从财政方面看，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特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前一段时间，政府实行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中，有4万亿元的投资项目安排，这必然需要配上一些后续的资金供给，而这些后续资金则需要有一定的财政扩张力度才好安排。

　　比如，4万亿元中涵盖4800亿元的保障房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公租房及某些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对这些房子所涉及地区的集中供热供暖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换代，就是后续重要的建设项目。另外还要一笔钱，用来解决低收入家庭入住楼房后交取暖费的问题。

　　其次，我们在改进民生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保障房建设在加速，今后几年要建设3600万套。另外大家很关注的新医改，今后两年要见眉目。为达到新医改基本目标，现估计资金总体投入调高为需要1万多亿元，这也显然需要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宽松特征。

　　再次，经济生活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瓶颈制约，比如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改革开放多年，交通基础设施投入虽然大，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比，仍不够。

　　北京被称为“首堵”，八达岭高速(现为京藏高速路段)拥堵得很厉害，看来要治本，需要打通复线，至于复线是建一条国道还是建一条铁路来分流八达岭高速上占很高比重的运煤压力，要赶快做论证，这是在跟时间赛跑。

　　而北京市中心区的公共交通体系，如果真正想化解拥堵压力，使交通顺畅四通八达，更需要有大手笔投入加快建设，如纽约、东京那样的轨道交通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赞成有的专家所讲的，中国的高速路、地铁已经超前。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存在非常明显的瓶颈制约，这需要财政介入并拉动社会资金加快建设来缓解。

　　最后，在现阶段中国物价上涨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前几年，也包括这几个月的数据看，其中有75%－80%的涨价因素来自于食品，另外10%－17%的涨价因素来自房价，其他千百种商品的涨价因素只占8%－10%。

　　这一延续了较长时间的结构性特征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就是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总量外，还要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也就是看准增加有效供给的环节，把资金用出去来达到供给管理的效果。

　　首先是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和多种经营的积极性，给农民更清晰的收入预期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强化。财政资金还可以调动国家可控的物资储备做市场的“平准”，比如将猪肉投入市场去平抑猪肉价格。

　　另外一件需要财政做的事情，就是投入资金加快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以及公租房建设。这里面特别有意义的是公租房建设。

　　比如大学毕业生、年轻白领，他们有住房需求，但不是廉租房的供给对象，过去不得已要涌入商品房市场的低端，即使勉强把房子买到手，也要当“房奴”，很痛苦。而有了公租房，这些人可以非常安稳、整洁、体面地住进新居，很有保障地在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装修、结婚、生孩子、过日子。这类有效供给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当然，政府不能够大包大揽，但必须出一部分钱，拉动社会资金，包括商业性的贷款进入这一领域。这件事也会产生抑制CPI中房价因素上冲的作用。

　　“继续积极”还要多久

　　从时间上看，财政政策当前继续积极的基本特征还要保持多久呢？

　　2011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是9000亿元，虽然看起来不小，但上一年即2010年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也就是9000亿元左右。2010年度GDP增速在10%以上，但2011年财政赤字仍然是9000亿元，这说明，虽然同样是积极，但没有在积极程度上面加码。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财政政策也要和以后扩张性政策的淡出相衔接。如果做一个展望，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经济相对高涨运行的过程中，会看到财政政策包含着淡出的安排。当然，到了一定的时点，官方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做出财政政策转型的表述。

　　这样一个过程，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演进是相类似的。当然，在演变过程中，显然还有很多相机抉择的因素需要考虑。

　　最近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方面频频出手，而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是要优化结构。结构优化的重点显然是配合中央特别强调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改进民生，这里面有许多事情需要再加大投入，同时还要配合机制创新与转变。

　　减税与增税并行

　　公众关心的税收问题，我认为可提炼出三个与税制改革有关的基本概念。

　　第一是结构性减税。从今年到今后整个“十二五”期间，结构性减税中，最大的动作可能是增值税的扩围，以增值税来替换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第三产业中的营业税。好处就是减少原来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实际上就是减税，其目的就是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和专业化细分，配合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目标。

　　当然，这里面的问题还比较复杂。现在地方税体系没有形成，营业税一下子被增值税所替代，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矛盾可能会凸显，因此需要谨慎把握、周全设计。

　　另外，关于小企业、微型企业怎样更好地得到税收优惠问题，有关部门也会研讨。还有就是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的创新活动，要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优惠待遇。

　　第二，税收也要有减有升，最典型的就是个人所得税。我们都在等待着个人所得税调整的具体方案，现在得到的信息首先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是对低端减税，同时它也会带来高端的减税，而且高端减税的结果会更明显。

　　因此，我认为有关部门会在调整方案中加入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提高起征点的同时，也调整对工薪收入原九级超额累进的级次级距设计。

　　当然，未来很重要的应该是在收入申报制度发展的同时加上收入综合因素，不光是工薪收入。个税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工薪收入的代扣代缴比较简单有效，对于工薪收入之外其他的收入怎么综合进来，拢在一起按超额累进制进行征收，这需要在管理方面做很多研讨。

　　作为研究者，我估计只能是循序渐进，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的会是分步走，未来逐渐把现在的11种分类的个税制度安排转向所谓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这叫做有减有升，所升的就是指综合进来以后，高收入阶层承担更高的税负，这符合收入再分配的“抽肥补瘦”原则，符合优化分配收入格局的要求。

　　第三，税收上还应有结构性增税。其中的增税举措，比如说有资源税的改革，增加调节力度，上一年的后半期在西部已经实施。首先是在新疆，之后已经扩大覆盖面到西部其他自治区和省份。我们还在等待一个时间窗口，也就是物价得到阶段性控制时，应再进一步扩大资源税改革的覆盖面。

　　有了这种上游产品增加税收的压力，会传导到产业链中、促使下游各个方面节能降耗，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会被经济杠杆驱动去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是追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经济手段。

　　另外，房地产调控方面，财产税的引入是不可避免的制度框架建设问题，上海和重庆已经开始先行试点房产税。上海的特点是从增量入手，重庆的特点是把一些高端存量也拉了进来。这个改革刚刚运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总结它的经验。

　　但是，我深信这代表今后制度建设的方向。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不正面考虑建设财产税制度和合理构建地方税体系，是没有出路的。

　　财产税制度第一个选项就是不动产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其正面效益是有助于构建地方财政体系的支柱财源。另外，它会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住房建设中中小户型的供给，降低空置率，遏制疯炒的力量而减少泡沫。而且住大房、住豪宅、有多套房的富裕人群多缴税，也是必要的收入再分配。

　　国资收益上缴应细化

　　还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动向：在国有资产管理这个概念之下，中央级的国有资本预算，于2008年正式运行，到现在已经在制度成果方面有所表现——在这个预算管理框架下，已提高中央级100多家特大型国企对于国库上缴资产收益的比重。另外，我们知道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也在比照中央，加强对地方国企的管理。

　　上缴制度在渐进过程中间目前可能没有别的更好办法，现在只能是划几个档次把上缴比重往上提。

　　但远景上，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在国有经济进一步深化其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减少国有大型企业的数量，最后将央企归并为几十家，然后再分类，对各类企业制定一些针对性的专项法案。

　　这种法案要清晰地规定这类或这个企业存在的理由，在运行中间追求的是什么社会目标，所涉及的自然垄断和特许权是什么边界，应确立一些什么样的分配原则，同时说清楚资产收益上缴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决定，怎样做动态的调整，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远景。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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