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与往年比，今年高温费报道见报时间更早——昨日本市就有媒体刊发了“近六成受访者未领过高温费”的记者调查。

　　调查样本涉及本市环卫、建筑、送水、快递四大露天劳作行业。没有调查样本所作的诠释，这一结果也在“坐办公室人员”的意料之中。至于烈日下的劳动者，绝大多数人除了长期不能享有高温补贴，甚至连有媒体在年年关注他们都毫不知情。

　　在国内，雷打不动、心安理得年年享有高温补贴者，惟机关和事业单位“坐办公室”的庞大群体。计划经济那会儿，国有企业职工倒也有这个福分，后来就不行了，困难国企要么不发，要么克扣，还有拖欠的。好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则往往突破标准多发和超发，这也算是分配不公之无数外延之一。

　　国企发高温补贴，好歹还有今年已满51周岁的全国性《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可供参照。因为总归属于中央政府颁行的行政规章。可外企、私企和民企因缺乏针对性约束规矩，也就一直处于“无法无天”状，更甭说成千上万个小企业了。当然，这类企业的老板中也有讲点良心的，被人保部门或总工会发现后，多半会请媒体作典型报道，作劳动执法的政绩宣扬。

　　中国人做事情，譬如维权什么的，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穿鞋的替赤脚的考虑，坐办公室的替野外干苦力的做主。如果大伙认可这个现象确系普遍存在，那么，诸位若重新回味本短文的标题，定会生出新的百感交集。

　　劳动维权中的很多纠结，处理起来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套路：先是装傻，接着是能拖则拖、能推则推，再是解决问题不痛快，形如挤牙膏，美其名曰：“完全解决需要有个过程……”瞧，主张高温费即为典型一例：2007年夏，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监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同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下达《关于本市企业高温季节津贴标准的通知》，这上下对应的两个“通知”看上去很般配，却是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红头文件”，多数底层劳动者闻所未闻，或文件看上去很美，但未见落实。

　　“红头文件”无用，媒体抓典型不舍。就有官员出来说话，建议领不到高温津贴的员工可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这真叫说者轻巧听者寒心。请问：为那每个工作日可怜巴巴10元的高温津贴费，有几个员工敢与老板或企业撕破脸皮？

　　大概也从2007年前后始，每年春上开全国或本市的“两会”，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高温立法”提出议案、提案或建议。但时至今日，这件事始终难有丝毫进展，相反各种“条件欠成熟”的理由倒是举出了一大堆。请容笔者直言，这理由那理由都是“硬挖出来的理由”。“高温立法”(哪怕对51周岁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作点增补)之所以千难万难，不在于此事排不上号，而在于不少立法者是既领高温补贴又享受空调办公的主儿。不信——若今年把立法者享有的高温补贴和空调都给取消了，不用等明年的盛夏来临，“高温立法”肯定立即启动，保不定已然颁行！所见，“高温立法”久拖不立，其实是受制于立法者的感受。

　　上海向来“率先”不离口，“高温立法”先搞个地方性法规什么的，能否也“率先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