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稳定汇率是不是一项政府的政策目标？当然是。既然是一项政策目标，那要不要备下足额的财政资源给予实施的保障？说起来应该要。可是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稳定汇率从来不需要用财政资源。用什么呢？来来回回就是央行的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央行的负债从财政上看是什么性质？从道理上讲，央行是国家机关，因此央行负债当然也就是国家负债。

　　央行负债明明是国家负债，却不纳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监督管理，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猜测，这多半与央行举债和偿债的独特性有关。一般的公共债务，举债的财务基础是政府的未来收入，包括未来的政府税收、国有资产权益和其他收益，偿债就是把原本归政府的收入用来还债。这里的风险，一是债权人高估政府的未来收入，以为债权安全但实际上政府可能面临偿债危机。但是更大的风险，则是届时政府可能把偿债压力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反正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能随便关门破产就是了。因此，在国家债务方面屡屡吃了亏的债权人和纳税人，一般要对国家债务实施双重监督。

　　央行有所不同。基础货币固然是央行的一种负债，但其偿还的方式却并不一定真要减少央行自己的未来收入。由于央行可以征收一种极其特别的“税”——通货膨胀税——所以央行可以通过直接减少所有持币人——即央行最终债权人——的未来收入来“偿债”。这使得央行的负债虽然也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但央行的门口却从来没有真实的债权人要求偿债。每位持币人——不论他或她是否与央行缔结过债务合约——都在给央行缴税，只要物价水平因为多发货币而上涨。这部分税收极其隐蔽，根本无需公开讨论，也无需派人征收，因为每位持币人在花钱的一刹那，同时就成为非常尽职的稽税员。

　　通胀税似乎看不见，基于通胀税的负债似乎不用偿还，所以央行的负债就似乎不算公共债务。这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方便地”以央行负债来充当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

　　方便也有代价。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看似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工具，用到最后才发现奇贵无比！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者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积的通胀压力就大了。出来混，最后还不是要还的。

　　(本文摘编自6月13日《经济观察报》，原题为“用什么把基础货币换下来”，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