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洋

　　人生的戏剧性，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段振豪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昨天还是“准院士”——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今天就“入班房”——因虚报冒领差旅费和涉嫌贪污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

　　几天前，面对采访的记者，段振豪还铁嘴钢牙：“我的科研经费没有漏洞。”“我回国将近10年，总共经手的科研经费不过几百万，远不到一千万，所里同样影响力的科学家经费都比我多。别说包养情妇，我没违规给任何人报过一分钱。我是有底气这么说的，你可以去查。把我所有的经费，减去实验室耗资几百万的计算机，减去培养学生的花费，就知道我有没有挪用科研经费。”话是很给力，但今日中国，给力的话实在太多，作出的事情不给力的也实在太多。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查，就发现段的账目问题，院监察审计部门进行核实后，已将其移送司法机关。尽管段振豪现在只是犯罪嫌疑人，目前司法实践中“贪污罪”的起刑点为5000元，比起过去的2000元已经大大提高，但一个“候选院士”一旦进入“班房”待审，终归是“凶”多“吉”少的事情。没有相当的把握，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审计部门是不会轻易把人“移送”司法机关的。这一去，比把孙悟空关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时间还要长，没有“金刚不坏”之身就暂时出不来了。

　　《第一财经日报》上周五刊发社论《何妨来一场学术“审计风暴”？》社论开宗明义：“公众有理由担忧，中国学术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系统性问题，而中科院研究员涉嫌贪污被刑拘事件只是暴露了冰山一角。”社论还说：“之所以有这种担忧，是因为人们平时的所见所闻：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在校属餐厅私人吃喝和宴请，用科研经费本结账；在校外私人消费的发票，当做科研经费报销；谈论课题经费，就像谈论自己的个人收入一样；许多课题申报表上，有关预算一栏，只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而不要求详尽、可检验的预算书；到了课题临结账时，多少人匆匆拼凑报告、杜撰‘成果’，应付审查……这一切，让人不得不怀疑——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应当说，这篇社论提到的所有公众担忧都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撑。据我所知，现实情况可能比公众担忧的更为严重。科研经费如果有一半没有滥用，公众或许就要烧高香，大念“阿弥陀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主张学术“审计风暴”应当缓行。学术领域特别是重要科研领域不同于政府部门，一个官员被“审计风暴”刮走了，马上可以有大量后备人选。倘若中国的学术、科研领域在资金管理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审计风暴”一刮，“候选院士”都难保不进“班房”，这种学术科研人员大面积的损失和后果也值得关切。

　　我这里不是要为段振豪个人说好话，以逃避法律审判。他的科研水平有中科院地球物质所的声明为证：“虽然段振豪在国内外地球化学学科领域担任多项学术职务，是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知名度的科学家，但我所对其违法乱纪和不道德行为决不姑息。”我担忧的问题是按5000元起刑点，“审计风暴”可能让多少学术带头人或科学家成为“贪污犯”？1万？10万？我们能够承担如此之大的“社会成本”吗？在“审计风暴”到来之前，最好的办法是先给他们下一点“毛毛雨”，来一点“和风细雨”，千万不要马上来场“大到暴雨”，更不要现在就搞学术科研领域的“审计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