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外管局何以将藏汇于民视作畏途

　　■徐立凡

　　 美国债务危机貌似解决，实则转向常态化，将中国外储长期置于高风险之中。中国外储中1.159万亿美债资产要么被美国货币政策制订者判决，要么将面临市场判决。无论如何，这都是非改不可的被动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外管局日前一周内三次就外汇储备热点问题进行解答，目的很明确。但是，一系列的“澄清”之外，如何扭转目前这种被动局面的思路仍不清晰。即使是“澄清”，也颇可商榷：比如，有关人士表示，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因此，“外汇储备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的说法不确。果真是这样吗？从技术角度说，我们所获得的美元，确实都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或者银行票据而获得的货币收入。但是，央行所发行的基础货币又是从何而来？央行自己并不能产生产值和利润，本身也没有与目前数以十万亿计的社会融资量相等同的资产。真实的利润均来自全体国民的辛勤努力，而不是央行。从这个角度说，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就是负债，由此获得的货币收入，当然有国民的功劳。如果承认外储源头是老百姓的血汗交换的结果，那么如何处置外储资产，就不应摈百姓于门外。

　　 有关人士还表示，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国家，而是出于等价和自愿的原则卖给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外汇和人民币兑换时已经实现。假如真是市场原则，企业和个人结汇时就应当使用市场确定的汇率机制。那么，何来外汇交易额度的限制？何来强制结汇？显然，企业和个人并没有获得完整的结汇自主权。不仅如此，由于外汇牌价与真实汇率之间有利差，还加大了投机空间。

　　 实际上，所有这些与现实不尽一致的说法，无非是对藏汇于民的呼应的委婉拒绝。传统的外储管理体制，认为外汇储备集中使用和管理有利于对冲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来自于国际经济的风险，而且投资效益要远远大于个人分散投资。应当说，实践证明，在社会财富积累初期，由于外汇匮乏，这样做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当外储已达到3万亿的庞大规模，中国已从外汇需求国变为投资国时，这一思路已有改变的必要。事实是，由于外储过于庞大，风险也在不断上升；事实是，许多集中管理的投资效率极低，或总是处于浮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视藏汇于民为畏途，实难理解。

　　 毫无疑问，拿出部分外储，通过适当方式藏汇于民，是扭转外储管理总是被动的唯一办法。一方面，相对于政府管理，企业和个人具有更强的敏感度，回避风险或止损的成本也要小得多。即使亏损，也是个人或企业自己承担，而不致产生全局性负面影响，造成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藏汇于民不会如有些人所说，会成为造成或加剧通胀的主要原因。事实是，正是因为少数人手中的钱太多，才造成了价格水平的波动抬升，假如财富分配更加均衡，即使出现局部通胀，也容易因民众抗风险能力提高而得以对冲。

　　 更重要的是，藏汇于民有利于让中国从不得不快速飞奔的GDP快车缓下来。因为每一个GDP增长点都意味着八九百万的就业岗位。如果包括藏汇于民在内的收入分配改革得以推进，即使GDP低一些，也不致产生大的社会问题。日本经济沉沦20年而社会稳定，原因即在于此。

　　 还有人说，外汇储备不是财政收入，因此难以返还社会藏汇于民。事实上，政府因集中管制外汇所产生的效益就是铸币税，完全可以通过财税体系转移给民众。即使刨除保证经济安全所需外储，以及资本和贸易项目下临时存放于境内的外储，仍然可以留出部分外储给企业和个人。

　　 藏汇于民没那么难，难的是思路是否顺应新形势的变化，是否认可市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将决定庞大外储能否从被动局面中走出来，也将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否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