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奶牛追悼会背后的民众表达困境

　　□朱四倍

　　搭灵棚，挂挽联，设祭台，读祭文，还有和尚念经文，并为之做法事祈祷……被隆重祭奠者，竟然不是人，而是牛！这场看似咄咄怪事的场面，发生在河南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3天来，“奶牛追悼会”的视频在全国众多网站疯转，网友评论如潮。来自奶牛场发帖者称，2000年，省里给230头奶牛下拨60万元扶持资金，召陵镇截留挪用了30万元。奶牛场还多次被封门，导致70头奶牛相继死亡，40多吨牛奶变质。(《大河报》9月6日)

　　观察“奶牛追悼会”当然不能站在“无奇不有”的猎奇立场上进行审视，相反，“奶牛追悼会”的出现和疯传都是现实问题的折射。进一步说，是公平不彰和公民难以找到真正的诉求表达渠道、解决问题良方的无奈之举。

　　面对召陵镇政府一负责人的表态———“这是一场策划和闹剧，目的是想让更多人关注，把事情搞大”，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判断或许也切合了“奶牛追悼会”的本意，但仅仅指责这种试图引起关注的举动而不反思工作的失误，恐怕就是一种错位，是一种因果关系的颠倒。笔者以为，关键和重点是探究民众何以想把问题搞大，如果理性解决，民众还能凭空造出一个“奶牛追悼会”吗？！

　　“奶牛追悼会”的首要意图，在笔者看来，就是利益表达，是一种利益的非制度化表达。就“奶牛追悼会”的举办者来说，其利益表达存在三种困境，一是无法表达，二是无处表达，三是无效表达。当利益表达受到漠视、拖延时；当利益表达被权力部门相互推诿，甚至不予理睬时；当利益表达没有得到回应，许多正当的利益表达得不到有效反馈时，如果不弄出个“奶牛追悼会”，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吗？！

　　在“奶牛追悼会”的背后，意味着某些权力者抛弃了利益表达的安全阀功能。一个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各表达主体提供了畅通有效的渠道，使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不同方式发表见解，通过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增进彼此间的互相理解，消除隔阂，防患于未然。但是，“奶牛追悼会”表明这一切都成了空想。“奶牛追悼会”产生的重要诱因是社会怨恨心理的滋长，当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并且无处诉说时，作为一种自救的手段———“奶牛追悼会”就产生了。就权力者来说，不应诟病于把事情搞大的做法，而应反思举办者在社会上究竟拥有多大程度的话语权？社会也不应用旁观者的姿态对待，而应站在权益维护的高度来看待“奶牛追悼会”。最重要的的追问是：社会究竟给了弱势者多少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渠道。

　　深层次观察可以发现，“奶牛追悼会”未尝不是社会怨恨的一个符号。社会学者舍勒提出了一条关于怨恨的社会学定律：“一个群体的政治、法律或者传统的地位与其实际的权利，越是不一致，则怨恨扩散的心理动力就越强”。简单地说，在公共领域作为自主的参与者获得社会性的自我实现，必须以基本的权利保障为基础。反之，个人自尊屡受侵害，必然满腹怨恨。对个体来说，如果利益不能借助于制度化表达来实现，他们就有可能选择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为社会冲突孕育能量，埋下社会风险的隐患。

　　不能就“奶牛追悼会”孤立看待“奶牛追悼会”，而应站在社会转型期大背景下，立足于公民对正义公平的渴望角度以及满足民众权益保障的制度化立场进行观察。否则，看似个别的“奶牛追悼会”必将引发更多的仿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