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高利贷泛滥已近尾声

　　刘煜辉(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决策层为了抑制通胀，将银行体系2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锁定。

　　过去两年中，中国新开工的计划投资规模已经累计高达经济总量的1.2倍，他们对银行信贷有需求刚性，银行依靠向资金紧张的借款人发放新贷款，以防止原有贷款变成不良贷款，这是体制使然。中国的资金分配体制存在问题，只要政府的经济活动扩张强劲，私人部门在正规金融部门受到挤压的程度就越强烈。

　　而另一方面，中国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的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很高，低的时候百分之十几，紧张的时候高达20%~30%；而体制内的企业一直享受的基准政策利率的融资成本。长期存在着体制内部门向体制外部门的资金 “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这完全是一种体制制造套利。

　　拥有大量现金的体制内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准金融机构，凸显出中国经济扭曲的现状。许多中央企业都有各自的金融子公司，如中石油旗下有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商业银行等，他们成了资金的掮客。

　　决策层的量化紧缩在融资市场的双轨制下，不仅未能显著抑制全社会信用总量的扩张，而且逐步演变成高利贷泛滥成灾，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和通胀压力。不过，这一状态或已经接近尾声，资金利率的拐点快要出现了。

　　在主动和被动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的政府投资降速已成加剧态势。今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几成定局，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城市基建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可以预期新增的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大幅放缓或不可避免。

　　今年1~8月累计投资增速虽维持在25%高位，其中中央项目已经录得-9%的负增长，而地方项目增长28%，5、6、7、8月份单月投资环比疲弱，分别为-1.54%、-1.3%、1.38%、1.13%。另外一些可观测的指标也反映宏调政策的明显调整，如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一是进口量减速，二是进口价格回落：国内投资减速一般都意味着贸易条件改善)，贸易顺差从年初负值回升到6、7月分别为260亿美元和278亿美元相对高位。再如，用电量的增速也显著回落至9%。

　　8月份35%的房地产投资速度一直为外界质疑，因为与微观层面信号呈现背离：水泥市场在旺销季节到来之前出现价格下跌，尤其是8月中旬华东市场的水泥开始降价。投资可能确定减速了，企业预期的信号往往是最灵敏的、最真实的。

　　保障房的高开工率不等同于进度，开工剪彩仪式是很简单的事，实际进度才是真的。目前反馈的信息，政府计划机制或远不如市场有效率(经济学老问题)，重庆第一期保障房推出7万多套，可申请的人才两万多；今年计划推40万套，让低收入者住到郊区，他们如何工作养家？其他城市见状，如何敢推进？这样的房子大量建出来，卖给谁？卖不出去，会都砸在政府手上，成为新的债务负担。开发商多认为是一个不具备商业利润的项目。最近出炉的 “轮候制”，改变了之前“一刀切”式的制定保障房建设目标的思路。说白了，就是根据实际需要的数量来筹建。

　　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是财政，不是货币，而货币是从属财政的。因为中国货币创生主体是政府经济活动，关键是财政扩张态势有所收敛转向中性，货币和通胀压力才会减轻。

　　随着政府经济活动逐步弱化，即便现行锁定资金的政策不松动，企业部门融资高度紧张状态也会出现相对松弛。

　　如果坚定既有方向，抑制资金流向政府经济活动，若更主动一点，高企的存准率开始下调，自然地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那么经济将更可能导向软着陆。因为随着成本下行，企业部门投资意愿的恢复上行，将逐步平滑政府投资减速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影响。而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提高效率增加供给，是形成通胀治理的正向经济逻辑。

　　当然，地方政府项目出现下马和停工有可能造成银行体系坏账大幅上涨，中央政府有必要采取一揽子综合性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方案，将商业银行从梦魇中解脱出来，以避免宏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