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货币政策让位于产业政策方可有效化解通胀

　　晨报特约评论员 孙立坚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经济走势，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而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阐述了货币政策的未来基调，即在降低通胀问题上需要考虑它的时滞效应，不存在立刻就能降低通胀的政策，而且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国外形势，当前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都存在。那么，如何来理解决策层强调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现有宏观调控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不妨结合本人最近在国内外所做的调研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谈些看法。

　　首先，欧美国家的经济低迷正在迫使它们不得不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债务危机和高失业问题。于是，短期内如果实体经济部门无法吸收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大量流动性，那么，新增的流动性就会和这些年来各国政府积极救市后出现的资产泡沫复活所导致的流动性一起，更加推高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从而对制造业国家造成更为严峻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如中国单方面放松货币政策，可能对抑制通胀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其次，2008年后，沿海城市陆续出现了民间产业资本因无法承受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劳动力成本增加的负担以及欧美市场萎缩的影响，而不得不进入到利用高杠杆“以钱养钱”的虚拟经济部门。但紧缩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抑制这种产业资本空心化的现象，反而让银行的信贷更加远离企业的贷款 (即实体经济部门“钱荒”问题)，更加催生了灰色金融体系虚假的繁荣 (即虚拟经济渠道“钱流”问题)。所以，目前欧美“放水”，我们“接水”的紧缩货币政策模式副作用会很大。

　　再次，虚拟经济渠道资金“大进大出”对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资金供给以及“灵活性、针对性”战略要求下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股市因货币政策的变动和未来预期的不稳定会大幅跳水，大宗商品价格也会因此起伏不定，所有这一切的波动都会给实体经济部门所需要的稳定的投融资计划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且国家在银行业务中的干预程度又很高，银行业“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严重影响了央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传导机制，也影响了社会大众对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认可度。

　　针对上述错综复杂的经济格局，我们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走向中性，以不变应万变。无论是确立单一盯住通胀目标还是多目标相机抉择的做法，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干预政策效果十分有限，甚至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而解决目前流动性泛滥和通胀压力的问题要靠对实体经济的扶持来推动。具体方法体现在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上：

　　其一，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中国经济目前人才和资金以及金融体系的成熟度还相对不足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搞同样的新型战略产业，可能会占用资源、形成低端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反而，在传统行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和磨练，附加价值实际上已有可观提高。因此，应该扭转政策歧视，对所有的生产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降低它们的税负、物流成本，给它们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产业资本重新站上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尤其是目前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下，阻止产业资本走向金融资本，就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其二，要警惕目前金融资本快速膨胀、从而导致产业资本也集中往上游转移的现象。这表现在今天不少企业和机构的盈利方式已凸显出囤积商品、“以价补量”的格局。为此，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一定要强化专业型和市场型的监管方式，及时释放金融投机属性所积累的价格膨胀风险。否则，金融资本必将挤出产业资本，将造成最严重的经济滞胀的后果。

　　最后，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的结合，严厉打击企业“以价补量”盈利模式中寻租腐败的行为。现在应该做的是尽快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少不计成本的投资需求。把经济运行的重任交给市场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企业家，而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外汇占款，挤出产业资本的风险。企业搞活了，制度搞好了，“负利率”现象就会因为新一轮由企业家推动的增长方式的形成而消失。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