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依靠市场调结构防通胀是根本

　　2012“防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之路系列评论(三)

　　12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CPI同比增长4.2%，而PPI同比增长2.7%，创下了23个月新低。

　　自今年7月份以来连续第四个月通胀数据的回落，让中国通胀的下行趋势得到确认。中外经济学家纷纷声称，中国将进入一个长期温和的通胀时期。持乐观态度者更是认为，中国控制通胀已不再是首要任务。

　　但从实际情况看，通胀超预期的回落，并未能提振孱弱的市场人气。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荣枯分水岭下方，到最新数据显示工业和投资都继续放缓，这确认了处于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在内外因素夹击下正慢慢降温。

　　由于11月CPI和PPI超预期回落，让市场开始期待宏观政策会进一步宽松，虽然央行才刚刚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但市场对央行再次释放流动性的预期却愈加升温。

　　这一预期在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回应。会议表示，明年将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政策会有微调，但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坚持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让居民把更多的储蓄从楼市转移到银行，而随着CPI的回落，实际存款利率正在逐步接近正值，房地产市场将进一步承受压力。

　　由此，市场开始呼吁防通胀的重心要向保增长转移，而保增长的根本前提实际上是先要调整经济结构。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仍然是以资源性产业为龙头，而这些依赖行政手段高速发展的垄断型企业正是未来拉高通胀的风险所在。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带来的全球化大调整，欧美均将提振经济的目光放到了以制造、创新为主的内生性实体经济之上。如果中国不能尽量利用市场法则发展内生性实体经济，减轻企业税负，摆脱外向型经济的依赖，高通胀很可能数年内卷土重来。

　　历史地看，过去30多年，人口红利、环境红利、技术红利、劳动力红利和资源性红利曾让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时至今日，一切正在发生重大改变——这些过去最大的优势成本，现在和未来都将不再。贾德·戴蒙在《大崩溃》一书中警告称，“最让人不安的历史事实是，有那么多文明都曾呈现出急转直下的衰落势头。确实，一个社会可能在其人口、财富和实力达到顶点后就开始走向衰亡了。”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在年末的各项数据中已经完全显现出来。对外，因为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国外需求已经开始减少，尽管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目前小幅下降，但国内货币存量规模较大仍是中国通胀的核心问题，这使中国同时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在国内，今年新房开工率同比下降，而明年或许将更低，而这还将包括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

　　在未来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保持价格数据背后实体经济活跃度的难度之高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蒙上阴影。要防止高通胀风险卷土重来，仅仅依靠长期以来的行政式产业调控方式只能集中精力办好一些事，真正解决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还应当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政府需要做的则是创造市场运行良好的环境和机制。当然，多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是艰难而痛苦的，但留给中国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们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