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企形态应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

　　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社会各界对于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最近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的所谓“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这一概念有各种解读，特别对其中的内涵与外延，争议很多，虽然国资委很快加以澄清，但公众却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的公益性与盈利性和竞争力之间的关联矛盾质疑不断。而此类质疑的表象之下，究竟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学派经济学家重要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近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撰文说，由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是中国经济下滑的制度性原因。先锋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最近更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发表观点称，“今天的世界充满风险与震荡，不仅仅是经济下行的风险，更是社会与政治的震荡。改变分配、改变规则将成为全世界新的主流！中国要改善分配，西方亦如此！马克思说的那个幽灵可能已经复活！”就此而言，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观察中国国企改革如何遵循市场化方向进一步推进所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很明显，涉及全体国民的合理的收入分配，必然成为最首要的问题。而对于国企的公益性与垄断性问题的讨论近来之所以备受瞩目，恐怕其中有更特别的深意。

　　《华夏时报》记者12月14日特别邀请王建就相关问题做了很锐利的分析和深入阐述。

　　《华夏时报》：所谓公益和盈利或效率，与“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与其垄断地位，与其于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多重关系？

　　王建：所谓国企有无公益性，其实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倒不如用垄断与非垄断来作划分更为确切。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也已有过很多讨论。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什么必须有国企存在？是因为有很多私营企业不愿介入的社会经济领域，只能以公有企业的形式去解决供给。

　　《华夏时报》：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国企改革如何遵循市场化方向进一步推进，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为何对于国企的公益性与垄断性问题的讨论近来备受瞩目？其中有怎样特别的深意？

　　王建：当下国企改革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动作，而国资委的邵宁等人应是想在推进国企改革上有所作为，但他们最近所提到的相关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都已有过讨论，国企改革的一些基本思想，那个时候都已出现。因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以市场为取向，是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相关的思想理念，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也并非今天才被提出。既然30多年了都没被付诸实施，怎么会在当下就能获得推进？

　　国企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其利益关系在某些情形下被固化。而政府的精们和国企的高管群体一旦建立了直通车关系，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关系，这使改革的推进难度更大。

　　《华夏时报》：“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的公益民生目标和盈利目标孰重孰轻？如何防止其利用特殊地位牟取特殊利益？

　　王建：相关领域民企不愿意干，就必须有国企存在，而国企固有的弊病，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无有效办法解决。即便是在西方，其国企仍然是效率低。但低效率的国企，维持了相关的供给。只要是国企，必然是效率低。西方国家很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探索实践，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华夏时报》：如果“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的定价权继续由政府控制，电价改革、油价改革、电信改革等如何继续推进，如何防止另一种形态的计划经济？

　　王建：这些领域如果必须由国家来垄断，那就必须由政府定价。按照科斯定理，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也就是说，只要解决问题的成本低，则无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外部解决问题都不重要。小到企业，大到国家，都是如此道理。因此，所谓私营或国有，涉及到的所谓公益性，是没有人愿意干的事情才叫公益性，因为这需要政府贴钱和出面解决问题。

　　《华夏时报》：“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的收入分配如何更公开透明和避免所谓“过度激励”？

　　王建：只要存在所谓“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那就必然存在某些固有的毛病，政府并无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曾有无数的改革设计方案试图在国有和市场效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最终却根本找不到。只要国有，就是效率低，就是跑冒滴漏。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要不要国有？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未很好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能解决吗？对此，我们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能用私营企业或市场的办法解决的问题，就不应用国有企业或公益型的办法来解决。用了公益型的办法，就必须接受公益型办法的弊病。

　　《华夏时报》：垄断型国企如何向公益型国企改革？“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为盈利而罔顾公益与民生？如何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

　　王建：这种防止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能否防止得了？如果想要国企的公益性，也想要私企的效率，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王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竞争性领域的问题，市场的办法解决不了或私营企业不愿进入的那些领域，就应以国企形态来解决。就此而言，除了铁路、民航、邮政等领域，在石油石化行业、房地产行业、大型汽车制造行业、电信行业等等竞争性行业，国企形态毫无疑问都应退出。

　　但问题在于，那些享受数百万上千万年薪的国企利益集团成员，谁愿意进行这样的改革呢？所以任何讨论改革的方案，最终都会被以不成熟为理由而搁浅，或总是处于一遍又一遍的讨论状态中。现实是由人的利益所构成，改革因此很难进入理想的状态。

　　《华夏时报》：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是抑制垄断、有效监管和推动创新？

　　王建：国企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利益集团。当前，精英阶层，已成既得利益者。而真正的改革，就要打破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去除其现实的利益，这是最难，所要面对的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很多改革现在难以推进？因为存在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关系。有谁会去触碰这些关系？所谓改革，就是要动真格，就是要调整利益关系，就是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让一部分人重新获得利益。但现在利益归了一小部分人，包括一些官僚资本。而老百姓，却收入总是滞后于增长，国内消费市场也因此总是难以真正打开。这些问题，所有人都很清楚，但没有人真正去解决。

　　当改革是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时候，不亚于一场革命。刚一开始的那种改革，国家是一种虚构的群体，从一个虚构的群体向外释放利益，使之变成企业利益，或从中央政府利益，变成地方政府利益，这种变革，相对容易。大家都欢迎这种拿出利益的改革。但现在，当这块利益，当整个社会利益有了明确的利益主体的时候，再想将之拿出来重新分配就会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