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利率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唐杰

　　利率市场化不仅会影响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和利润规模，也会影响亿万居民的收入水平。很少有一个因素能像利率这样，关系到几乎每个居民的利益。在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改善国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利率市场化可以发挥显著的作用。

　　利率市场化对于居民收入的影响途径可以分为三类：存款利息、资产价格与劳动收入

　　存款利息是利率市场化影响居民收入的一个最明显的途径。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存款利率，居民作为主要的存款来源自然会获得更多存款利息。截至2011年底，我国个人存款的余额达35.3万亿元。照此存款余额计算，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如果存款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存款利息每年能多出3530亿元。这些新增居民收入可用于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关于利率市场化之后存款利率提高的幅度，事先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估测。由于现在银行发行了很多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与存款类似，但收益率更高，突破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可以作为利率市场化之后存款利率水平的一个近似估计。图1表明，从一天到一年，理财产品都比同一期限的存款利率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其中七天期限的理财产品与存款的利率相差最大，达2.5个百分点。

　　由于理财产品并没有与活期存款完全对应的产品，无法比较利差，不容易估计利率市场化之后活期存款利率提高的幅度。考虑到现在的活期存款与一天期通知存款之间的利差并不大(前者为0.5%，后者为0.95%)，可以认为利率市场化之后二者之间的利差会大致保持不变。由于现在的无固定期限理财产品利率可以视为利率市场化之后的一天期通知存款利率(实际上无固定期限理财产品在工作时间可以随时赎回，在流动性方面与活期存款已经相当接近，比一天期通知存款还要好)，这样利率市场化之后的活期存款利率也可以大致估计出来，即比现在高出一个百分点左右。

　　既然不管是定期存款还是活期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的提高幅度都在一个百分点左右，那么上文存款利息多出3530亿元的估计就不算高估。即使活期存款利率提高的幅度略小于一个百分点，考虑到活期存款占居民存款的比例在40%左右，并不是主要部分，那么利率市场化之后存款利息的增加额也就离3530亿元不会太远。多出来的这些存款利息并不是只支付一年，而是每年都会支付。利率市场化完成的时间越推后，居民存款利息方面的损失就越大。如果利率市场化推后五年，那么居民存款利息就会减少接近两万亿元。

　　所有储户都会受益于更高的存款利率，其中既包括高收入者，也包括中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的银行存款较多，利率市场化之后存款利息也会增加得较多。从这个角度看，利率市场化似乎有恶化贫富差距之嫌。实际上恰恰相反，利率市场化有助于改善贫富差距。这是因为，在当前环境下，高收入者可以借助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基金等多种渠道进行投资，银行存款在其资产总额中的比例较低。2011年9月末，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余额为 3.3 万亿元，接近9月末个人存款的10%。借助于银行理财产品，高收入者可以提前享受利率市场化之后存款利率提高的好处。

　　与之相比，中低收入者投资渠道缺乏，很多农村地区除了信用社，没有其它金融机构，存款是其金融财富的主要存在形式。即便所在地区的银行提供理财产品，也会因理财产品具有最低规模要求而使很多储户无法购买。比如理财产品最低购买金额是五万元，那么存款低于五万元的储户就只能望之兴叹。可见，利率市场化滞后对于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利率市场化对于中低收入者的意义更大。

　　即便只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存款，其规模也相当庞大。2008年初，财政部指出，目前约70%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在30%的人手中。这意味着中低收入者(剩下70%的人)的存款比重是30%。按照2011年底个人存款余额计算，这30%的部分也有10.5万亿元之多，存款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存款利息能多出1050亿元。

　　除了存款利息，资产价格是利率市场化影响收入分配的另一个途径。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存款利率的提高会对股票及房地产价格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由于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的股票及房地产，利率市场化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也就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

　　为了应对因存款利率提高而增加的银行经营成本，银行会提供更多的中小企业贷款，因为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比较高。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后，中小企业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从而有助于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与高收入者收入渠道多元化不同，中低收入者主要依赖劳动收入，是劳动收入提高的主要受益者。对于这一点，关注得还比较少。

　　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会使得存款利息增加、资产价格受到负面冲击、劳动收入提高。其中，资产价格受到的负面冲击是一次性的，而其它两个因素将会长期持续。因此，利率市场化对于居民收入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对于居民收入内部的贫富差距，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都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本文作者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