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过去的尼克松现在的中国

　　自由价值观是全球化的灵感来源和基础，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对自由价值观持仇视态度的一党专制下扫除这些障碍

　　加州克莱蒙特——40年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踏上访华之路时，他不可能想象到自己这次赌博会释放多大能量。立竿见影的外交影响当然是重塑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平衡，逼迫苏联采取守势。但美中关系恢复的长期结果近期才开始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如果1972年尼克松没有采取行动，中国会继续走自我孤立之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难度。

　　“尼克松冲击波”释放四十年后，已经没有人否认中国在今天获益良多，尼克松曾经访问的自给自足的贫穷国家已经成为历史。重返国际社会已经让中国转而成为经济强国。从数量上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非洲的矿井到美国的苹果专卖店，世界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影响。

　　在回顾1972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思考一下中国怎样在克服长期成功的系统性障碍方面做得非常不够。因为中国被普遍认定为全球化的胜利者，人们自然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挑战的应对之策。但尽管中国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由贸易的好处(通过压低货币估值、投资基础设施、吸引国外制造业以提升自身竞争力)，但却并没有做好准备与世界深层次融合。

　　相关迹象是中国缺乏必要的制度和规则。比如，中国在提供经济发展援助(通常与获取自然资源的战略有关)领域作用已经举足轻重。它对非洲的贷款和拨款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但中国并没有设立专业机构对国际发展援助进行管理。结果造成其国外援助项目缺乏协调，并往往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巨额发展援助不仅没有为中国赢得声誉，反而被视为新殖民主义在贫穷国家掠夺自然资源的险恶阴谋。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缺乏移民政策。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吸引世界各地的劳动力，但还没有颁布全面的法律框架，使国家能够参与对最优秀人才的争夺，或面对国际移民的复杂状况。

　　第三个例子是缺乏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由于政治控制和专业发展不足等影响，政府管理的研究机构很少能够提供合理决策所必须的公正、高质量的全球分析报告。

　　或许最重要的是，二十年的快速GDP增长掩盖了经济领域的严重缺陷。因为中国持续倚重国家资本主义并歧视私营部门，导致其缺乏能与西方跨国巨头相抗衡的强大的私营企业。除名义上归集体所有的华为、联想和海尔外，中国私营企业都没有实现国际化。

　　迄今为止，中国尚未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它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仅限于中低端加工和组装。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台湾企业仍然占据着价值链最关键、最复杂、也最有利可图的部分，包括研发、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服务和销售。中国只是把这些高附加值产业外包给像苹果和沃尔玛这样的巨头。

　　当然，中国同样存在着巨型企业，但它们是效率低下的国有庞然大物，其体量和盈利基本来源于合法的垄断和政府补贴。它们也许具备全球运营所必须的体量，但却缺乏与世界一流西方公司竞争的积极性，并引来世界各地怀疑和恐惧的目光。

　　深层全球化的中国同样需要能与西方顶尖人才相媲美的大量人才储备。而今天的中国还远未实现这一目标。尽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年轻人表现出的天赋令人赞叹，但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在开发潜能方面做得非常糟糕。绝大多数课程基本偏重于对理论的死记硬背，而牺牲了对基本分析和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培养。

　　由于在社会及人文科学领域缺乏投资和对课程实行过多政治控制，导致上述领域的教育尤其落后。结果导致中国的高校及大学毕业生在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比较文学和历史等领域对外界了解较少。除非改革僵化体制，否则中国将无法教育出足够数量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参与全球顶级人才竞争。

　　缺乏适应全球化的制度、规则、企业和人才都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自由价值观是全球化的灵感来源和基础，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对自由价值观持仇视态度的一党专制下扫除这些障碍。

　　40年前尼克松本人可能并未因中国的政权性质而纠结。之所以现在这些问题必须解决正说明中国此后的惊人进步。但这也表明中国实现全球一体化的长征远未画上句号。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