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金融对美开放时机未到

　　美国对中国合作战略中为何看重“中国市场开放”这一问题呢？我想主要是今天资本流动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全球创造的财富都汇集在欧美国家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尽管美国也将其中一部分借来的钱去发展自己的高端科技、军事实力等，而大量的钱却流入到了华尔街的金融网络中，这才演变成一场全球的金融大泡沫。但是，危机后的这些年来，我们却看到了两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就是资金的走向。也就是一部分资金虽然还继续躲在美国债券市场上避险，造成了美元没有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走软，反而有继续增值的态势，这使得美国企业复苏的步伐受到压制，它反过来又逼迫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而不断放宽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大部分资金选择了以高储蓄、高增长为特点的新兴市场国家，其中中国可能最为明显。

　　今天美国金融机构在其国内的投资，已经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控制，甚至他们赚来的钱也可能被迫进行各种方式的财富再分配——为他们以前闯下的大祸买单。所以，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美国金融机构就会想方设法移师海外，规避监管所带来的资本运作成本。事实上，2010年欧债市场上，做空欧元、谋得暴利的金融机构后来被证实大多来自美国。

　　第二个趋势就是要求新兴市场开放。美国政府非常支持本土大企业、大机构的海外战略，甚至不顾来自欧洲盟友的指责，极力维护这些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地位。最近我们看到，来自欧洲倡导的金融交易税、碳关税等新措施，都因为损害美国的海外利益而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抵制。

　　另一方面，即使美国2008年爆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啸，但今天全球金融实力最强的国家还是美国，不过因为这场大危机，美国现在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正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美国才会乘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之际，要求高储蓄的中国开放还处在发展阶段中的金融市场，其中以“强”制“弱”的意图清晰可见。也就是说，这次华尔街的“对中诉求”应该是有备而来的，而且也释放了今后金融领域中美交涉不断加剧的信号。而且，这一诉求的本质，实际上与要求人民币汇率增值完全是一码事。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几年前来访的时候，就曾经打过这张牌！作为前高盛的总裁，他非常知道打“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牌，还不如打“金融市场开放”的牌，因为一旦中国金融市场高度开放，那么，若中国政府还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刚性的机制，就很容易出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状况。

　　美国今天十分“计较”中国的汇率水平，这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为了维护全球化“公平竞争”的原则，更不能片面地将之解读为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过去的金融泡沫形成、膨胀和破灭过程中，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矛盾变得空前激烈，大量无家可归的失业游民，虽然具有美国公民投票权，但他们的长期生存条件却无法被美国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所覆盖，更不可能在新一轮由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发动的新产业增长中被吸收，这就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所以，奥巴马在大选之际，就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除了探索像生物科技、新能源产业的新增长点，以维护美国全球经济霸权地位之外，他还想方设法通过汇率战和贸易战来遏制中国低端产业的发展和出口，以换取大量无业游民的“就业”机会。这样的努力，至少短期内也能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放弃“占领华尔街”的冲动行为，给奥巴马阵营增添不可忽视的大选信任票。

　　显然，美国今天的优势不是在制造业，而是它常年打造起来的金融业。这场金融危机充其量只是把世界的财富玩掉了，但对美国金融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毫发无损，如他们的高端人才储备和旺盛的创新能力都是我们短期内无法与之抗衡的。今天面对他们谋求中国市场机会的战略，我们一定要三思而行。

　　因为现在的资金不像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那时外资都是奔着实体经济而来，现在海外投资者已经看到不可能通过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来获得高回报，而中国的高储蓄、金融市场的低成熟度以及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开放程度，却会使他们用低成本和低风险的投机方式来追求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短线收益。

　　换句话说，当全球经济还没有获得一个新增长点支撑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把实体经济做实的时候，若贸然开放金融市场，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按部就班的金融改革节奏，因为大量的外汇占款很容易造成中国市场虚假的繁荣，甚至让我们的决策部门形成一种错觉(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就是这样)，以为资产价格不断攀升就是金融改革带来的可喜成果，以致麻痹了对系统风险不断积累的敏感度。最后当大量游资撤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大泡沫。

　　最近经常听到一种乐观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效仿过去实体经济开放的成功经验，期待现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也能取得同样的成果。他们的逻辑和愿望是：即使今天中国金融体系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和脆弱性，但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来倒逼中国金融业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从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有哪个尝试这些快节奏改革战略的国家取得了卓越的绩效。相反，从他们遭遇到的泡沫和危机的严重后果来看，“金融开放”倒逼机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根本不亚于实体经济开放对本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正面推动效应。

　　所以，目前对美开放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好时机。至少应该等到下半年以后，当我们的实体经济做实了，自身的金融体系成熟了，监管机制也到位了，而且新一轮实体经济的增长也在全球开始启动，那时再来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利”就远远大于“弊”了。否则，金融领域仓促“开门”，会造成实体经济日趋空心化而虚拟经济却异常火爆的严重后果。(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