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总干事拉米：世界必须改变贸易统计方法

　　[提要] 编者按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整理发表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巴黎“我的欧洲”研究院的演讲内容。亚洲国家60%的国际贸易集中在区域内部，这里的生产链融合程度最高，各种零件、部件和半组件在不同国家生产，最终在中国组装成成品，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

　　编者按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整理发表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巴黎“我的欧洲”研究院的演讲内容。经拉米本人同意，本报刊发该文中文译稿。

　　该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国际贸易的新配置中，商业问题大大超出了单纯的贸易失衡范畴。我们必须停止使用那种产品每跨越一次边界就增加其总价值的方法来统计国际贸易流动。我们应该像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那样进行贸易统计，换言之，即计算出口附加值的总和。这种方式也可以使我们更有意义地分析贸易对当今世界最关键的就业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20年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两大变化。未来10年，这些变化将会持续，而且很有可能会加速。

　　第一大变化是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或称“经济大块头”)实力日益增强所导致的剧变。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而且集中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些人将这一现象称为“大摆动”。

　　目前，中国的经济产出占全球经济的8%以上(以现值美元计算)，而30年前仅占全球经济的不到2%。这一变化已经对经济、政治和媒体形成巨大冲击，而未来2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可能将达到20%，所带来的剧变可想而知。

　　中国在上述版图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在那些迅速发展的经济大块头中，中国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印度目前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为3%，20年后的占比也只会有5%。非洲目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为2%，而拉美占4%至5%。20年后，非洲所占比重将会增至3%，拉美所占比重则将保持不变。因此，尽管这些经济体也在改变，但是改变的幅度不会像中国那么大。

　　在新兴国家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大的同时，西方经济实力的下降就成为必然。如果保持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不变，到2030年，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将从35%降至25%，北美(美国和加拿大)的占比将从30%降至28%。

　　北美实力之所以有可能比欧洲维持得更好些，主要是因为其人口构成情况比欧洲更有利。这些占比的改变注定要持续下去。而就中国而言，这种改变不仅会加速，而且还会加剧我们已经历的发达经济体中的那种动荡。

　　过去20年世界经济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国际分工性质发生的深刻改变，特别是各国制造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技术进步导致了这种专业化趋势的形成，并使得世界变得更小。

　　因距离所产生的成本，特别是与运输和通信有关的成本，曾长期制约国际贸易的发展，这导致了“近邻偏好”，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优先选择与邻国开展贸易。集装箱船和互联网的出现在短短几十年内大大减少了距离所带来的障碍。

　　集装箱使每吨货物的海运成本在几年里减少到原来的1/50，互联网革命在通信领域产生了同样大的影响。今天，计算机工具的超强能力与全球实时通信，使建立分布于不同国家的全球供应链成为可能。

　　如果没有一系列工具处理此种复杂性并同时管理、监控、遥控所有涉及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这些由大量不同工序所组成的供应链是不可能实现的。

　　亚洲国家60%的国际贸易集中在区域内部，这里的生产链融合程度最高，各种零件、部件和半组件在不同国家生产，最终在中国组装成成品，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

　　诸如iPad之类具有象征意义的产品有力地展示了生产链是如何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工种之间分布的。iPad在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的一家工厂生产，这家有10万人的工厂只生产iPad铝壳这一个部件，此外仅有一条具备技术测试功能的备用生产线。

　　供应链极为复杂，由于大量的质量控制要求，组装一台iPad需要8小时。中国成都这家工厂所创造的附加值仅占iPad售价的5%，而同样是这台在中国组装、向美国出口的iPad，美国人创造的附加值却要高出20倍以上。

　　全球生产链不断变化，这个过程涉及劳动力和资本的分配和再分配，以便捕捉新的商机及应对监管环境和贸易壁垒的不断变化。以前在一个国家、由一家公司使用大量劳动力资源完成的“任务”，现在可以随意转由另一个国家、另一家公司，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完成。

　　这已经不再属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范畴，而是转而成为生产一项最终产品或服务过程中的“任务贸易(trading in tasks)”。由于这种转型取决于产业的布局、转移和再布局，因此这种转型是根本性的，而且产生了数量众多和非常明显的结果，促使企业提高效率。

　　要理解这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效率从何而来，我们只能参考一个简化的李嘉图――熊彼特模型。根据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制造业效率的提高来自国际贸易分工的细化，而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则是根据制造系统破坏与创造的循环往复提出的，即最无效的工艺让位于最有效的工艺，最有效的工艺使用最无效的工艺所释放的劳动力和资本。

　　这种变动在全球层面正在加速，并在国际层面促进了增长和就业。但是岗位分工及影响分工的变因并不是统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同步发展，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适应这种变动。

　　因此，冲击某些传统劳动工具的去工业化进程，在某些地区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模式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现在也因此而出现了令人痛苦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国际贸易的这种新配置中，商业问题大大超出了单纯的贸易失衡范畴。也就是说，当中国对美出口包含近50%的中国增值部分而美国对华出口包含80%至90%的美国增值部分时，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此，继续以我们现在的方式计算双边贸易收支从经济学角度讲是荒唐的。我们需要监测的是在每个国家的实际附加值，而不是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

　　中国存在贸易顺差，美国存在贸易逆差，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原因众所周知，即中国的消费者过度克制，而美国的储蓄不足。然而，政治家却将矛头指向双边贸易关系。但如我们前面所举的iPad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

　　鉴此，我们必须停止使用那种产品每跨越一次边界就增加其总价值的方法来统计国际贸易流动。我们应该像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那样进行贸易统计，换言之，即计算出口附加值的总和。这种方式也可以使我们更有意义地分析贸易对当今世界最关键的就业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