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贸易摩擦不应成为中国负担

　　● 贸易摩擦是政治问题，现有的贸易统计体系，是统计贸易总值，不是统计贸易附加值，即不能够正确地表现贸易不平衡的真实状况，应建立全球的投入产出表，改变现有贸易统计体系。

　　柯白玮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钟山今年3月在岭南论坛上，表示中国的世界贸易大国地位已经确定，2011年中国外贸额达到3.64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75倍，中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去年中国在全球的贸易份额预计可达到10.8%。

　　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主角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贸易摩擦的中心。据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截至2010年，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全球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并自2006年以来连续5年成为全球反补贴措施的“重灾国”。

　　贸易摩擦焦点在于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欧美国家以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规模为由，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通常我们只会看到数据统计上大额的贸易顺差，却很少有人关注贸易顺差里究竟有多少价值是中国创造并享有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总值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在出口中获益的情况？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是否被夸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4月12日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采访时表示，贸易摩擦是政治问题，现有的贸易统计体系，是统计贸易总值，不是统计贸易附加值，即不能够正确表现贸易不平衡的真实状况，应该建立全球的投入产出表，改变现有的贸易统计体系。

　　贸易摩擦是政治问题

　　上海经济评论：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出口总额约1.89万亿美元，而2011年中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调查67起，涉案金额59亿美元。与出口总额相比，涉案金额实际上占比很小，但是关于贸易摩擦的声音却很强，贸易摩擦是否被夸大？

　　张军：历来，贸易摩擦就是个政治事件。从经济学上说，贸易摩擦是无谓的。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再到当代的一些经济学家，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当代经济学家，有非常完美的理论来论证为什么两个国家要做贸易，所谓贸易双方都是互惠的。不可能出现一方损失，一方获益，否则贸易没办法进行。既然贸易是互惠的，那么摩擦就无所谓。

　　摩擦无非就是贸易双方中一国出口过多，冲击另一国国内的产业，影响其国内就业，所以要采取各种贸易限制，以关税或非关税的方式来提高壁垒。

　　贸易摩擦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府要反映老百姓的利益。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等提高壁垒，是由于来自国内产业企业主的压力，以及媒体或公众的呼声。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给美国提供廉价质量好的产品，给美国创造很多福利，节省了大量成本。虽然美国的某些产业竞争不过中国，很多中小企业关闭，如劳动密集型行业，像之前美国针对中国光伏产业，是因为光伏产业在美国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对美国整个国家来说，中国商品出口带来的福利远超过负作用。

　　政治问题的背后，是美国局部行业、部分老百姓利益的相对变化、内部利益相对分配的变化。利益相对分配的变化就是政治要解决的问题。贸易可以创造更多的利益，但是会影响利益的分配，这就是分配的问题、政治的问题。

　　上海经济评论：贸易摩擦是多年来的老问题，在金融危机后，更为明显，今年伊始中美贸易摩擦频频出现，美国方面连续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和“337调查”。那么今年的贸易摩擦与之前比，是否有新的特点？

　　张军：无论是改革开放后，还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贸易摩擦一直都有。但是，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摩擦出现得这么频繁。因为中国不是WTO成员，有很多贸易上的问题，就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而加入WTO组织后，中国的贸易增长非常快，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得到认同，欧美看待中国的角度改变了，不能再忽略中国。这带来的变化，就是贸易摩擦现在已经变成常规化了，不是像之前，只是偶然事件。没有必要太严肃地看待，贸易摩擦发生的理由未必有那么大，只是政治上的动作，中国政府不要当成一个负担。

　　上海经济评论：金融危机后，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更频繁，是否与美国的“再工业化”，重新重视发展制造业相关？

　　张军：金融危机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所谓的重振美国制造业，重振美国出口。其实，从国际贸易的数据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出口占绝大多数，制造业的地位没有动摇。但是，美国中小企业因为受到新兴国家出口的影响有一些问题。奥巴马可能出于政治上的策略，说要重振制造业。美国右翼政客也要求制定法案，保护美国制造业。这三四年来，美国在立法层面上，加强了对本土制造业的保护，这在客观上会让进入美国市场的壁垒提高，也就使贸易摩擦加剧。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本来是主张自由贸易、降低关税、贸易壁垒、开放市场。现在他们都反过来帮美国政府说话，认为美国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支持政府通过法案保护制造业。这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现象，过去不曾有过。解释这个现象的背景，就是美国经济近年的变化，尤其是出现没有就业的增长(Growth Without Job)。面对严重结构性的问题，美国需要改革，而改革在美国谈何容易，美国其实是个非常讲政治的国家，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很难改变。

　　培育中间组织

　　上海经济评论：还有一个变化，美国发起的反补贴、反倾销裁决行业似乎正由美国的夕阳产业，转向新兴行业、科技密集型领域。这是否说明，中美两国的贸易互补性正在向竞争性转化？

　　张军：表面上看是这样。美国的公众或者中小业主，觉得之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都是服装、玩具、塑料制品，放在美国的ONE DOLLAR SHOP(一美元商店)中卖。而现在，好像从中国进口的都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复杂的汽车零部件，比如通用从中国进口大量了零部件，波音公司也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中国出口的产品似乎已经升级换代。在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挂出的都是中国高科技企业。

　　但问题是中国现在出口商品中，技术复杂性、技术含量究竟怎样呢？这就涉及到附加值的问题。拿最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清单，跟中国对照，会发现最近十年，重叠的部分越来越多，表面上，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提高。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性，从经验上说，跟该国人均GDP是成正相关的。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大概相当于一个人均GDP高于中国三倍的国家。我的看法是，首先说明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快。但是不同行业差别很大，电子、IT行业，中国国内附加值仍偏低，大概只有10%，更多是用进口零部件组装。中国贸易方式更多是加工贸易，基本上是跨国公司外包加工业务形成的。

　　上海经济评论：2011年美国对中国企业发起涉嫌知识产权侵权的337调查16起。专利侵权更多的是小微企业，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应如何避免知识产权纠纷？

　　张军：中国大量中小微企业，不怎么跟政府打交道，也不怎么得到政府的支持。中小微企业进入市场的方式千差万别，对市场的了解，对国际贸易的游戏的规则可能不清楚，只知道如何模仿现有产品、品牌，如何生产产品。

　　但当这些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生产产品外销时，就需要更多的机会了解规则，增加知识储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是个渐变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和东亚的韩国、日本都很类似。应该鼓励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组织，通常我们叫中间层组织，如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侵权比较多的时候，政府介入并不是件好事，不如交给社会的中间组织。中小微企业更需要中间组织的发育，中间组织可以维护、代表中小企业的利益，同时也能规范中小企业。

　　贸易统计法的不科学性

　　上海经济评论：您的文章提及(编注：文章见P5)，中国制造产品只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中国出口技术复杂产品的现象下面，其实还是加工贸易的扩张。而我们忽略了区分出口的附加值。那么，如何让贸易统计方法更科学、准确地反映出口的真实情况？

　　张军：我觉得，WTO在这个事情上的角色很重要，因为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事情。当然，由于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中美贸易摩擦突出。贸易不平衡，只是因为统计上贸易余额大。现在的统计，是统计贸易总值，不是统计贸易附加值。现在，中国的进口量虽然很大，但是出口以贸易总值统计，所以贸易顺差大。而在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价值中，很多不是中国的价值，是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价值，也就是说，从账面上看，中国有大量的顺差，但是实际上，在顺差里面，有大量的钱给了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统计造成的。

　　过去二十年，加工贸易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迅猛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外包，所谓外商直接投资比较活跃。亚洲很多国家就去做加工贸易，中国也如此。加工贸易会扭曲贸易双方的不平衡程度，加工贸易越多，扭曲的程度越大。

　　现在的贸易统计，是根据原产地来统计的。比如，来自中国的手机出口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的海关就记为中国。而可能这当中70%的价值，是来自于其他国家。WTO的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最近这两年，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呼吁必须改革现有的贸易统计，建立附加值统计的系统，以还原两国或者多国贸易不平衡的真实面貌。而且，他推测，如果按照贸易附加值统计，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会下降一半还多。

　　因而，现在要做的，就是使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推动建立全球的附加值统计系统，建立跨国投入产出表。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建跨国投入产出表，因为这个表可以显示最终产品价值里，有多少是中间产品的价值，这些中间产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些都有记录。但是，现在缺少一个全球的，就是跨国的投入产出表。如果可以做出跨国投入产出表，可以实现拉米建议的去改变现有的贸易统计方式的目的。

　　上海经济评论：建立全球投入产出表难度大吗？现在是否已经有局部地区的投入产出表？

　　张军：局部地区已经有的。比如，在亚洲地区，日本的一个贸易促进会和一个亚洲研究所，在跟WTO合作，建立了亚洲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九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但是它只是局部的，应该要各地区制作，最后组合成一个全球的投入产出表。

　　当今外商投资活跃，国际分工由横向分工变成纵向分工，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贸易统计需要改变，不然会扭曲贸易余额的大小。所以，投入产出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项目，需要有一个国际组织，如WTO、世行，或者国际货币组织参与，制定全球的投入产出表。

　　贸易摩擦会常态化

　　上海经济评论：发展中国家近期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增加，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如何建立和完善政府间的贸易救济合作机制？

　　张军：跟发达国家做贸易，通常是和进口商或和他们所在的中间组织打交道，有公平游戏规则，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但是，到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考虑跟政府打交道，发展中国家普遍的问题是：不是法治是人治。所谓的政府就是地方政府，跟发展中国家做贸易，要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

　　建立政府间合作机制，就是政府做担保、做承诺，政府扮演的角色更重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互访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在政治上谈大的全球问题，基本上谈的是贸易，怎样使双方的贸易、投资有更好的发展，出了问题双方能更好地解决，或者说降低风险，基本上就是风险担保的做法。

　　上海经济评论：未来贸易摩擦会进一步严重吗？

　　张军：在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很强。认为全球化代价比较大，比如环境代价，全球化未必是件好事。但是，我想长远来说，全球化是好事情，将来互通有无，甚至护照都不需要。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它的批评声音也会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摩擦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直接的成果就是贸易便利化，会影响一个国家内部利益分配，所以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我所指的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是说会经常发生，就是常态化。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持有平常心。

　　上海经济评论：既然，中国和欧美等国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对中国政府来说，该有哪些应对措施？如何尽快摆脱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重点发展国内市场？

　　张军：出口是好事情。从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来看，出口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就业的贡献，排在后面的，才是对GDP的贡献。未来的方向，我们现在尽量不要让顺差增加得太快，完全可以有很大的进口和出口。进口很重要，因为出口都是中国有优势的产品，进口弥补短处，产业进步技术升级。未来来讲，贸易是重要的，但是不需要追求顺差的最大化，顺差或逆差不重要，关键是保持进口和出口都能有很好的发展。

　　从长远来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消费的释放应该更多，二十年之后，消费占GDP的比重肯定高很多。但是，我觉得，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更多地看供给这一方，要看未来经济的潜力，教育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研发，这些才决定中国未来经济。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卖给国内还是国外，这个不需要刻意设计，这是结果。■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