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在柏林：我们穷但很性感

　　拥有350万人口的柏林被誉为“欧洲的世界大都市”，但德国首都仍然有个不可告人但路人皆知的秘密：城市公共财政入不敷出，濒临破产边缘。为了振兴经济实力，市政府发现了一项未来产业，并大手笔投入——创新经济。

　　2012年6月3日应该成为柏林城市历史上的一个大喜之日。施工了五年半的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在竣工时间已经推迟八个月后就要投入运营了。这一以上世纪70年代推行“新东方政策”的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命名的机场每年设计中转旅客数量将达到2800万，相当于上海浦东机场2011年进出港旅客总数的四分之三。机场北部设有专机区以及贵宾楼，所有抵达的国家与政府首脑都要降落在这里。投入运行的庆典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四万份烫金请柬已经封好；世界各大航空公司，包括从北京直飞柏林的海南航空，都已经测试完毕地勤所有环节——就在这样一个扣人心弦的关键时刻，庆典取消了。

　　“都是防火设备的错”——这是柏林机场运营公司的官方解释。但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机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投入运营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日期。旅客、航空公司、机场租赁的商户以及机场运营公司的三家股东柏林市政府、勃兰登堡州政府以及德国联邦政府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柏林市市长沃维莱特作为机场运营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如坐针毡：“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1990年两德统一后，柏林一度是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但类似机场、火车站等大型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显然不是柏林的强项。这一弱点阻挠了柏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大程度地影响了德国工程施工技术准时、可靠的国际名望。

　　尽管如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还是最钟爱柏林。在佛罗里达眼中，柏林市机场火车站等施工缓慢，市政府公共财政缺口600亿欧元(相当于上海市2011年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柏林拥有21世纪后工业革命社会的根本生产力——创新能力。佛罗里达2002年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时，提出了“创新阶层”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不能按照工业革命的模式简单把劳动者分为非体力劳动者(白领)和体力劳动者(蓝领)，推动城市化高度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来自“创新阶层”。

　　发展“软实力”，

　　才是“硬道理”

　　柏林市第一市长沃维莱特在职已经11年。生在柏林、长在柏林、工作在柏林的沃维莱特清楚地了解柏林的工业基础：前民主德国国有企业垮台之后，柏林没有任何工业基础，服务性企业也已经被德国西部城市法兰克福、慕尼黑、杜塞尔多夫所垄断。柏林公共财政的高额赤字让他提出“我们穷，但很性感”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创新阶层”构成的柏林“创新经济”应运而生。佛罗里达提出的理论被沃维莱特实行到柏林市经济政策中。

　　由当地企业组成的非政府机构柏林工商大会(IHK)把“创新经济”分为时装、音乐、艺术、设计、媒体、数字游戏、出版、影视制作、数码通讯、夜生活以及公关等若干子行业。这些行业包括了28000家中小型企业，2008年创造了224亿欧元的产值，占柏林当年GDP的16%。柏林工商大会的舍培斯认为，如今柏林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归结于城市发展的历史。“在传统经济根深蒂固的欧洲，柏林为企业家提供了思想、感受与动手实践的自由。导致这一因素的有很多原因，例如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后，很多年轻人从德国其他地方、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来到柏林。”

　　两德统一后，柏林从冷战的前沿城市突然变成了一个东西融会的多元文化大都市。很多寻求梦想的理想主义者发现了这里，他们寻求塑造空间与创造的灵感。城市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高福利保障，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涌入柏林。柏林成为了文化产业的绿洲。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德国，柏林的人口结构健康，18到4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40%，而整个德国的人口结构则呈现出明显“倒三角”老龄化的趋势。

　　“柏林是一个安静的大都市，给人安静的心情，是年轻的艺术创造者的福地。”这是36岁的中国著名设计师刘扬对柏林的评价。刘扬在柏林生活了23年，她在柏林艺术大学攻读，2004年在柏林成立了自己的艺术设计工作室Yang Liu Design。她对柏林国际化、开放、宽容的艺术氛围赞赏有加，“与纽约和东京相比，柏林特别适合年轻艺术家发掘自己的创造潜力。”

　　对佛罗里达来说，主要是这些年轻的人口为城市带来了创造力。但他也反复强调，创新没有年龄差异。根据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家出资购买生产资料，普通工人出卖劳动力，循规蹈矩地在流水线旁重复劳动，流水线是“资本主义跳动的脉搏”，创新仅仅是一小群人的专利。这一上世纪20年代的生产模式被称为“福特主义”，指的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运营模式，并且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支持。

　　但全世界的经济生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日本新型的经济管理者认识到，想要让资本更快增值，工厂熟练工人远远比先进的技术设备重要。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生产时间的压力、产品革新的周期不断缩短、企业内部上下级等级制度僵硬——这些不利因素导致类似丰田公司等大型企业无法有效应对新的挑战。于是，“以人为本”，“以员工为本”成为经济企业改革的新路子。精简企业管理层次，让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激发个人的创造潜能，鼓励员工参与生产优化的讨论，成为企业管理的新思路。根据佛罗里达2002年《创新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发表的统计，1900年，美国创造阶层占全部工人数量的10%，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0%，到2000年增加到30%。与创新有关的就业岗位也从80年代开始不断增加。

　　从制造到创造

　　对于没有工业基础的柏林，新建或扩大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柏林经济与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把目光锁定到“创新经济”。“十年前，我还不敢说柏林是时装之都”，市长沃维莱特说。现在，柏林的艺术与文化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柏林市政府内没有文化局，所有与文化和创新相关的政策由第一市长沃维莱特亲自负责。虽然柏林总体财政不断紧缩，但是文化领域的支出每年都在以3%的速度增加。由市政府出资扶持的话剧院、歌剧院、合唱团、博物馆、艺术中心、文化基金会、文学社等被分为六组别，总数量超过80家。2011年柏林市财政为科学、教育与文化总共支出的比例达到23%。

　　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让刘扬设计工作室在柏林如鱼得水。刘扬对《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表示：“柏林作为城市为文化和创意产业创造的天然条件是非常好的。” 在欧洲的设计圈内，个头不高的刘扬早已经算得上是大名鼎鼎。她的作品“东西相遇”早在2007年就在德国柏林的外交部展出。这一展览用简洁抽象的图片显示出东西方在生活、饮食、社交与工作等方面的不同，引起了德国社会的高度关注。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以及2012年伦敦国际书展的整体设计也出自她的灵感与妙手。中国是这两次文艺盛会的主宾国。此外，她还为德国巴伐利亚皇家博物馆作了整体设计。

　　她最看重柏林良好的文化设施，活跃的创意产业市场及优越、大量的工作空间。“但是，这些条件也在随着越来越快的经济发展改变。”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过快的经济发展一方面造成物价飞涨，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艺术设计的“两极分化”，极少数“精英”艺术家名声越来越大，绝大多数的普通设计师则被排挤到城市边缘，为生存而担忧。“柏林的艺术和文化发展带动了其他方面的整体发展，如地产业和旅游业。和其他大城市一样，首先带动城市活力的是艺术家和文化创意业，但这些开拓和带动城市发展的人群往往在发展成熟后又是第一批被挤出这些区域的人。之后，他们会继续发现和带动其他城市区域的发展。”

　　柏林市政府下属招商引资局，希望年轻艺术家来安家落户，并且长期在柏林从事创作。创新经济是招商局独立的工作重点。2011年，柏林吸引直接投资的数量达到了3.5亿欧元，新创造了7000多个就业岗位，同时，外资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根据柏林工商大会的统计，新成立的77家公司中有29家属于创新产业，他们在柏林日益壮大，推动了柏林数字化行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决策者来到柏林工作生活。文化不分国界。在柏林创新经济中活跃着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创造者与梦想家。出生长大在中国的刘扬已经在德国首都扎根落足，2010年，她被任命为柏林工业设计学院的终身教授以及视觉传达系的系主任。

　　21世纪全球人才争夺战全面升级。柏林已经在创新经济领域跨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每年柏林举行的柏林电影节、柏林时装节、音乐周、艺术论坛以及争取同性恋均权的“克里斯托弗”花街游行，“同志”市长沃维莱特都踊跃参加，国际知名度颇高。既来之，则安之。创新人才涌入柏林，市政府希望既可能留住这一特殊的创造人群。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地企业联合会——柏林工商大会在一封写给市长的信中具体提出了14点内容，要求继续改善文化产业的框架条件，利用尚未完全开发的潜力。例如市政府内应该成立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协调媒体、文化与和创新经济工作，特别是在财政补贴分配上具有统一决策权。此外，市政府补贴创新产业应该减少所谓“机构性扶持”，也就是补贴行政单位，而更多转向“项目扶持”，把紧张的经费用在具体的项目上，从而可以增加文化行业内的竞争。柏林工商大会为了协调企业对政府扶持创新工作的监督和建议，还专门成立了“创新产业委员会”，邀请50多位企业代表对政府“挑刺”。

　　UNESCO:创新城市网络

　　柏林在创新城市上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越来越多的城市也意识到人的“创新本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牵头成立了“世界创新城市网络”，主要任务是“加强合作，应对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性城市化发展的共同任务”。这一城市网络成立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入城市，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生长在不同的文化圈，说不同的方言。柏林城区生活的人口数量为350万，柏林周边经济圈内生活的人口超过700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创新经济以及丰富居民精神生活的产品能够增加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认同感”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目前这一创新城市网络已经拥有超过30个成员，上海也位居其列。但是，“柏林的文化类经济在中国的大城市只能小面积借鉴”，中德之间的文化创作大使刘扬教授说，“中国城市结构和欧洲有别，不太可能像柏林这样集中投资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但通过柏林能看到的是文化产业强大的带动力，这样的模式可能被中国大城市个别区域的发展作为借鉴。”

　　创新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和GDP；创新不是实验室的专利，而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风向标，是居民开放的心态、社会时尚的文化氛围以及公民勇于谏言的风气。柏林创新经济已经走在了世界其他大都市的前面。虽然前往德国柏林参观访问暂时还无法使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虽然柏林市政府工作清单上还有很多的与创新经济有关的“家庭作业”，但是欧洲与德国的公众都知道：柏林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大都市。这一共识对柏林市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免费广告，对经济企业来说更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信号。至于新机场什么时候正式启用——谁还在乎这个！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