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方雄：市场化土地货币化是经济发展重要动力

　　让市场化土地货币化继续维持，这是中国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不可能把中国非常稀缺的土地资源变成一种公共品，变成一种无价品，这样中国未来的经济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编者按】

　　在2012年5月26日-27日举行的“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就“世界经济的新变局以及中国稳增长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龚方雄认为，市场化土地货币化继续去维持，这是中国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不可能把中国非常稀缺的土地资源变成一种公共品，变成一种无价品，这样中国未来的经济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此外，针对解决欧洲债务问题，龚方雄认为，解决债务问题一定要做出结构性的和周期性的平衡，就是注重财政整合的一个长期的效应。财政纪律的实现要在未来3年、5年、10年当中去实现，大家要有这样的共识和目标。要稳增长。不能让增长无限度的下滑，甚至造成衰退，或者通缩。

　　以下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演讲实录：

　　我演讲的主题主要是讲世界经济的新变局以及中国稳增长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切中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要点，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那么，我们怎么来运用改革和开放，应对国际经济的新变局和中国稳增长的新挑战呢？首先要讲讲国际经济的新变局。大家知道最近全球资本市场剧烈动荡，大幅下挫，主要原因是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又有了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发展，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自2008年发生以来，一直是在不断的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这里面跌宕起伏，有的时候有好的发展，有的时候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最近，意想不到的发展就是希腊的大选，他的大选支持紧缩欧元区的政党没有能力有效的组成政府，而反对紧缩的声音说主张退出欧元区的政党在希腊日益做大。

　　解决债务问题一定要做出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平衡

　　这里面让欧元区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选择性的挑战。什么叫选择性的挑战？到底是希腊会不会留在欧元区？这个问题现在不是政治家们能够解决的，现在是要等6月17日希腊再一次大选以后，看看希腊人民的选择，他愿意不愿意继续留在欧元区，留在欧元区的条件是继续它的财政整合和紧缩政策，也就是说他要兑现他以前的承诺，但是实现这个承诺，希腊人民当然要承受很多的痛苦，或者要做出一些牺牲。希腊的选民会不会决定继续承受这样的痛苦，还是选择退出欧元区。可以说，如果希腊的选民选择退出欧元区，应该来说不但对希腊，对欧洲，对全球经济都是巨大的灾难。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不是欧债危机问题的结束，而且可能是欧债危机深化的又一步，也就是说市场会担心葡萄牙、西班牙未来能不能成功的进行财政整合和财政紧缩，有效的缩减债务。如果骨牌效应继续向欧元区其他国家发展，那么欧元区的生存能力到底怎么样？银行体系能不能有效抵挡这个骨牌效应的冲击，会不会引起另一轮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系统性的风险，这个如果引发了的话，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一次深度的袭击。它的袭击可能不亚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

　　现在欧元区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本来大家认为可能用5—1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结构性的问题在于有一个货币的联盟，但是没有一个财政的联盟，这是一个怪胎，这种体制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欧元区如果要维持欧元的长期生存必须进行财政联盟和财政整合，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但是原来资本市场认为这一步可以通过5—10年的时间去解决。但是由于希腊选举的意外，让这个问题又提前了，这个结果有两种，6月17日希腊的另一次大选能不能成功的让他组成一届新的有效的政府，而且新的有效的政府继续推行希腊所必须进行的财政紧缩和财政整合。同时，欧元区跟希腊进行一些配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如果能够出现这个结果，全球的经济和资本市场又会回到3月份以前的缓慢复苏的态势，这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反紧缩的希腊的政客，获得希腊选民认可和支持，他们上台全面否定财政紧缩和财政整合，欧元区其他国家不得不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现在非常关键，但是结果会怎样，未来几个星期到底会怎么发展？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大家知道，我们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去预测政治家们可能做出的妥协，但是我们很难预测希腊的选民会选择现在痛苦还是更深刻的痛苦。他能不能体会退出欧元区可能会给希腊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个问题确确实实非常非常难，作为预判和预测。

　　所以你们看到，有的时候民主体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不一定会得出一个最有效或者最优的一个选择。因为希腊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只有选择留在欧元区，这是他一个最佳选择。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民主制度，你想想要大家紧缩，要大家削减工资，要大家削减福利，甚至要裁员，把这件事情交给大家投票处理，大家会赞成这种结果吗？所以可以说人类现在面临自我经济治理非常大的挑战。民主制度能够做到公平和有效，在社会治理、文化发展多方面可能都是一个比较优的制度，但是有的时候，在特定的经济情况下，民主制度所做出的选择会非常出人意料。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挑战。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讲一讲欧元区，因为欧元对我们中国的经济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应当讲欧元区最近的发展不全都是负面的，因为很多国家通过选举和选民的发声，也让政策向更好方向的转折。什么叫更好方向的转折呢？大家知道以前市场上好象有一种共识，就是解决欧元区债务问题最主要方法是靠财政紧缩，但是，我以前强调过紧缩本身是不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债务问题。刚刚周其仁教授讲的非常好，债务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下滑造成以前的很多石头浮出水面，所以要稳定水位，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稳定增长，紧缩所带来的可能是衰退，可能是通缩。大家知道在衰退和通缩的情况下，债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所以，解决债务问题一定要做出结构性的和周期性的平衡，什么叫结构性的平衡呢？就是注重财政整合的一个长期的效应，就是财政纪律的实现要在未来3年、5年、10年当中去实现，大家要有这样的共识和目标。但是，从中期、短期，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讲，大家还是要稳增长。不能让增长无限度的下滑，甚至造成衰退，或者通缩。如果衰退和通缩，大家知道在通缩的情况下，债是硬的。刚刚周教授也讲过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物价越来越低，债的数额是固定的，在衰退和通缩的情况下，债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被放大，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促进成长，甚至带来某种程度的通胀，只有在增长和通胀的情况下，你的债务才会被稀释掉，加上中长期的财政纪律和财政整合，债务问题才能够解决。

　　所以说，以前欧洲是过度的强调财政紧缩，这个是不能有效的解决债务问题的，所以，大家看到法国的大选以后，现在把增长的问题又带回来了，在解决财政长期的整合的同时，要在短期、中期尽量的促进成长，现在这个越来越成为欧盟和欧元区的共识，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变化，可以说对全球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成长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资本市场之所以最近大幅下跌，全球资本市场大幅波动，是担心6月17日希腊的大选可能会把欧元区推入悬崖。现在风险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但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希腊选民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欧元区的国家和领导人，在整合财政纪律的同时，更加注重短期和中期的保持经济相对平稳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世界可能又会恢复到一个相对的太平当中。所以，资本市场也要看到积极的变化，资本市场不应该过度的强调紧缩对解决债务问题的效力和效应，一定要看到稳定增长对短期、中期债务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加有效。

　　中国的问题实际要靠改革开放和发展去解决

　　讲到这里以后，大家知道确实短期全球的经济还非常难预判，但是有一点对中国是明确的，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靠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定要变化，这个已经是共识了，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讲全球经济最多是稳增长，如果欧元区能够把衰退降到最低，然后能够稳定经济增长就非常不错了，长期的角度看，他们还是要削减债务，现在全球的问题就是各个地方债务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增长稳住就不错，但是长期来看，欧洲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都不会太快，以前中国来看，20%、30%出口的经济成长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所以转型是迫于眉睫。

　　我们再来看中国，大家会看到我们中国面临的挑战跟欧元区、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差不多的，我们有很严重的结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强调结构问题的转型和调整，强调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从外需转到内需。但是你们看到这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和企业的升级换代也好，都是一个中短期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都是要未来的3年、5年、10年去解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短期应该更加注重增长，应该保增长，也就是说温家宝总理最近说，要把稳成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中国很多结构问题的解决，如果你经济的增长下降到8、7、6，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解决，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只会更难而不是更容易。这一点充分的体现了以前我们改革开放的始祖邓小平先生的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实际要靠改革开放和发展去解决，一定要在经济保持适度增速的情况下，经济换档才可能换得过来，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才能转得过来，不能一味的强调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就忽略了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全球这种新变局，以及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启示，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资本市场都是正面的。

　　首先，全球经济的低迷，大家看到把商品资源，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资源的价格都拖下来，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少是中短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如果商品资源这些对中国来讲是成本性的东西下来，中国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遇去大发展一把呢？大家知道我们刚刚强调的一个主轴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太远，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走完，还在初级阶段，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城市化主要还是要发展服务业和消费，要拉动内需，在这一点，发展服务业和消费现在也都是国内的共识，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用内需来启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服务业和消费，中国自身的投资还大有可为。这一点我非常想跟以前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来做一个比较，大家知道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也好，是在基本没有原始积累的进程中进行的，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呢？中国在两方面充分的展示了我们改革开放所带来资本原积累的动力，可以说是靠改革开放创造了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动力。怎么讲呢？首先大家知道我们2001年加入世贸，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加入世贸以后大大拓展了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市场的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外需，通过我们长期以来外贸的盈余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可以说我们外贸和经常项目的盈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第二点，就是在1999年、2000年启动的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带动了房地产产业的飞速发展。房地产产业的飞速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又让中国有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货币化，这就是中国的土地资源，土地价格的上升，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由内部启动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两个是中国过去发展的源动力。所以，大家想一想，现在继续靠外需，继续的大规模经常项目的盈余继续累计资本，基本上不可能了。未来我们的贸易可能是均衡发展的格局，但是，在这同时，我们国内的房地产产业应该怎么发展，现在一直是一个争论。

　　地价上升我刚才讲了，带来了中国内需资本延续积累的主要过程，我们中国缺乏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可以说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在中国都是稀缺资源，就是因为这部分资源在充分有效的货币化过程中实现了它的市场价值，给中国带来了资本积累，所以，它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要不然中国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怎么搞工业化、城市化？我们知道欧洲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没有。那么，现在房地产的调控是因为房价上涨过快，弄得民怨沸腾造成的。我想问一下另一个极端，要不要把土地资源或者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变成一个公共品，变成到改革开放之前，它是一个没有市场、价格的社会公共品，房子是国家分的，国有企业分的，土地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走这条路，那岂不是两个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都给切断了。所以，中国怎么让土地资源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充分有效实现它的价值，同时能够满足我们所有老百姓了住房需求，这个在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模式当中是一个急切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非常好的模式，就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模式，大家知道新加坡、香港的土地和房地产基本市场化了，但是同时新加坡70%人的住房问题是靠廉租房、政府投入资源靠廉租房解决的，香港40%的住房是靠政府投入资源，靠廉租房或者中国讲的经济适用房去解决。同时，市场化土地货币化继续去维持，这个是我认为中国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你不可能把中国非常稀缺的土地资源变成一种公共品，变成一种无价品，这样中国未来的经济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你看现在地方我们刚刚讲了，宏观层面我们不用担心，微观层面有很多石头，现在石头水落石出，现在地方很多平台性的问题不都是因为地方发展缺钱，同时中国又有巨大的城市化压力，地方上的资源，地方上发展要靠什么来资助他的发展？以前是靠融资平台，融资平台大部分是靠土地资源作为抵押的，靠土地资源实现货币化，以实现他的资本化，通过资本的平台带来经济的成长。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多强调呢？因为我是来自于资本市场的，我不会只从经济去谈经济，因为讲经济发展一定要问资源怎么变现？怎么来钱？你怎么有资本跟你发展进行对接？你的发展的钱到底在哪里来？所以，我们在讲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非常非常可能说是常识性、传统性的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改革开放不仅仅要谈创新，因为中国的创新更多的是体制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我刚刚讲的，以前中国发展的两个动力，一个是靠外汇储备的累计，大规模的外贸盈余和资本项目的盈余累计资本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靠土地的货币化来实现发展需要的资本和资源。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改革开放要充分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刚才强调一个观点，有共识的东西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发展消费的重要性，服务业和消费在中国确实占比太低，刚才我们看到巴西的嘉宾在这里讲演，讲到巴西的服务业占经济比重的65%，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2%，消费就更少，美国的消费占GDP比重是70%，中国的消费现在占GDP比重只有35%。所以，在消费和服务业还这么低的情况下，单靠消费和服务业，是不可能让经济有一个适度高速的成长，也就是在8%左右。单靠消费和服务业是拉动不了的。所以，在讲内需的过程当中，不能忘记投资，很多人一谈到投资就谈虎色变，就觉得好象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中国如果继续靠投资，我们现在很多产业都产能过剩，那怎么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成长呢？有这种观点的人，他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太片面了，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中国需要投资的领域还非常多，这些领域的投资关乎中国能不能充分有效的释放它的有效需求，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问题，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你看房地产业需要贷款，但是中国看来不会在短期甚至中期内放松房地产业的调控，房地产业要想拿贷款，可能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宽松的环境，即使现在政策由紧缩往宽松层面走，房地产层面对贷款的有效需求以外，其他行业对贷款的有效需求非常有限，因为内需有限，现在外需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你要给我贷款，我也不一定需要。

　　那怎么来充分有效的释放中国潜在的有效需求呢？我经常讲的一个观点，比如说中国传统的产业——汽车，其实大家知道对经济拉动最大的两个产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汽车。房地产拉动了50—80个产业，但是现在看来房地产要来拉动经济不太可能，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之下。但是汽车产业拉动中国经济理论上讲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虽然汽车销量一年是1800万辆，比美国还多，美国一般来讲是1300万辆，今年美国的汽车销量可能会到1400—1500万辆，但是还是比中国的1800万辆要少，中国现在的汽车销量已经全球第一。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空间，为什么呢？你们看中国现在各大城市拥堵不堪，不仅北京首堵，很多二三线城市也堵得不得了，怎么靠汽车销量的增加拉动成长？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大家知道汽车销量非常高，1800万辆，但是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有1亿辆，中国有13亿人，不到10%，美国的汽车销量1300万辆，保有量是2亿辆，是3亿人口的国家，美国是17%，中国连10%都不到。美国这么高的汽车保有量各大城市像纽约、华盛顿堵车程度比中国要好得多。西方国家的大城市基本不堵车，即使看中国的香港，亚洲的东京，看伦敦、纽约、法兰克福，很多国家的汽车保有量比我们高得多，但是他们的城市里都不堵车。那大家想想，如果中国将来汽车保有量不要说做到美国的水平，我们就说做到美国一半的水平，加入我们现在汽车保有量10%都不到，加入将来汽车保有量30%，这都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中国的人口将来是15亿，30%的汽车保有量，我们会有4.5亿左右的汽车保有量，现在是1亿。汽车的保有量假如5亿，汽车的销量是多少呢？大家知道美国的汽车销量是1300万，汽车保有量是2亿左右，汽车每年的置换率是7%左右，2亿辆汽车7%的置换率，美国的汽车保有量是没有成长的，所以一年的汽车销量就1400、1300万辆左右，如果将来中国汽车的保有量是5亿，也就是说30%，7%—8%的汽车置换率，我们的汽车销量一年到3000—4000万辆，现在才1800万辆，大家想想这个产业的成长空间有多大？怎么会说中国没有成长潜力了呢？但问题是怎么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我们一年销量1800万辆，我们的汽车保有量不到10%就把各大城市搞得拥堵不堪，为什么西方的城市就不堵车呢？

　　公共交通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地铁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去看东京、看纽约、看伦敦，他们每个城市，东京有60多条地铁线，纽约几十条地铁线，伦敦几十条地铁线，现在我们比较好的地铁线，北京、上海不过有10几条地铁线，地铁下班高峰期拥堵不堪，不是老百姓不愿意坐，你们当干部的、当官的自己去坐坐地铁试试，拥堵不堪，非常不方便，为了坐个地铁，因为不是家门口，没有，找个地铁出口要找半天，要打车，好不容易找到，做完以后出来还得折腾，打车，公共交通折腾半天才到办公室，地铁现在挤的人跟馅饼似的，很多同事跟我说，上班人挤的两条腿不着地，悬在空中。你们想一想，地铁这种非常传统的投资，在中国来看是最绿色、最环保、最节能的投资。所以，在中国讲绿色、环保、节能不是说只讲战略新兴型产业，只简单讲地铁投资，中国如果每个城市都搞几十条地铁需要多大投资？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地面的拥堵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如果地面的拥堵问题解决了，汽车产业的发展空间就解决了。为什么美国的汽车保有量这么高，西方人买车不是为了开车上班，大部分时间是停在家里的车库，是周末享用的，去郊游、去购物、去看体育比赛，他们不是每天开车上班，在纽约和伦敦大家上班大多数人不管贫富贵贱，几乎所有人都是乘地铁等公共交通上班。在中国能实现这个吗？所以这个投资量会有多大？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中国城市路面拥堵的问题就能够解决，就能够带动汽车和很多传统产业的飞速发展，还能够带动很多消费服务业的飞速发展，而且这项投资是非常绿色、环保、节能的投资。为什么不做呢？

　　好了，你让各个地方政府去做，各个地方政府都去大力发展地铁，钱从何而来？所以我刚才讲了，土地资源价值如何体现？我为什么讲要学香港，香港地铁发展多好，香港确实也不堵车，香港是全球地铁营运为数不多的赚钱的地方，为什么呢？香港在发展地铁的时候，跟房地产一起来发展，地铁沿线和开发商共同来发展。地铁沿线的站发展，比如大连所谓的城市综合体，像我们这样的酒店、办公楼、公寓，要靠这个，由于公共交通的发展，能够让这片土地升值，同时能够引入更多的人在这附近居住，还有更多的人在这附近办公，所以香港是通过公私一起合营，欢迎私营企业投标、竞价，通过这个回收资金，让政府有能力发展地铁。

　　中国要解决发展问题，要不要靠改革开放？所以说，你怎么可能把土地价值归零呢？让土地成为社会公共品呢？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很明白了，中国发展潜力非常非常巨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做要靠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改革开放去解决。

　　(选自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