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

　　·编者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4月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由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经济活动疲弱，全球增长率预计将从2011年的4%降至2012年的3.5%。实际上，在2011年9月期《世界经济展望》付印后不久，欧元区再次经历了严重危机。2012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继续下调预期。

　　“眼下最担心的仍然是，欧元区危机如果进一步加剧，将触发一场范围大得多的避险风潮。”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警告说，“过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使另一个主要经济体陷入持久的通货紧缩，或使其经济活动长期疲弱不振。其他潜在风险包括：由于日本和美国的庞大预算赤字和债务，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发生动荡，以及某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急剧减速。”

　　5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市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主持召开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指出：“当前国内经济的运行环境总体平稳，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对中长期经济的讨论交织在一起。“过度投资而内需不足”、“扩内需、促消费”的论断主导着舆论与决策。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刊发这组文章，试图深层次解析消费、储蓄与投资的真正结构，为读者提供参考。

　　李迅雷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当今对经济结构的共识是过度依赖投资而内需不足。问题真是这样吗？从已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看的确如此，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总是一马当先，而高储蓄率也支持这种投资拉动模式的持续。但如果把这些关键性指标系统地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会发现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错乱，解释了一对因果关系，却又引出别的逻辑矛盾。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原因在于官方统计的偏失，还原消费、投资以及储蓄率的真实面貌对于我们把握下一阶段的投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投资高估、消费低估与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均超过最终消费，也即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拉动。但笔者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进行一致性分析后发现，自2004年起，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背离现象(图一)，比如，在2005-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过程中，GDP增速却出现了上升。既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的背离现象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投资规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了。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被高估

　　若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反映投资效率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占GDP比重/GDP增长率，其数值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好。按照2001－2003年的平均值，中国将GDP的40.5%用于投资，实现了8.0%的增长率，由此可以算得增量资本产出率为5.1(40.5/8.0)。也就是说，要提高1%的增长率，就必须实施相当于GDP5.1%的新增投资。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GDP比重来除以GDP增速得到ICOR]看，1994年大约为1.955，到了2009年已经达到6.09了，甚至在2011年达到了7.05的水平，也就是说，增加1元钱的GDP，原本只要1.955元投资，现在则需7.05元投资。这当然可以解释为边际投资效率的降低，但是否也可以解释为投资的“水分”越来越大呢？虽然说土地购置成本的上升等价格因素也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虚增的原因，但即便用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来考察，也同样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虚增嫌疑。

　　再从投资过程的实物投入看，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都需要用到钢材和水泥，即钢材和水泥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占一定比例，假如这个比例恒定的话，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10%，钢材和水泥的用量也应该增加10%。然而，从统计数据看，2004-2011年螺纹钢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15.96%，但同期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平均增速为22.78%(扣除价格因素)，每年平均竟相差6个多百分点，说明螺纹钢消费量并没有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越来越小。2010年螺纹钢消费量同比只增长13.12%，但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20.89%，超过螺纹钢消费量增速7个百分点。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水泥，因为水泥的保质期较短，不宜储存或对外出口。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为1.7万吨，而到了2011年，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仅为0.67万吨，即便考虑过去10年水泥的价格上涨因素(按普通硅酸盐水泥价格涨幅计)，也要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左右。

　　钢材和水泥产量实际增速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就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统计存在高估可能。之所以出现高估的情况，无非有三个主要路径：项目转包、统计报表虚报和偷工减料。项目转包是目前非常常见的现象，每转一次，就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如果转包5次，或许实际发生的工程费要比计划少掉一大半。此外，有些项目中存在虚报价格、从事关联交易的财务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还有些申报项目为能获批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也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至于在偷工减料方面，把钢筋拉长拉细以降低成本等，更是屡有所闻。

　　2011年7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署绩效报告(2010年度)》提道：“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了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由此，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被高估了3.5%，当然，被审计出来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另外，若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那么被高估部分肯定会有流向。笔者将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澳门博彩业收入增速以及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进行了比较(图二)，发现两个结论：一、博彩业收入增速与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很容易理解。二、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或博彩业收入增速约滞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两年，后期也呈现同步性加速迹象，印证了笔者“部分高估的灰色投资需要阳光化”的判断，对这种关系的解读是部分被高估的投资已有部分变为居民的灰色收入，其中一部分流向了博彩业和奢侈品市场。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

　　投资被高估，不仅在统计上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对居民收入进行重估。因为国家统计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是抽样调查数据，存在误差。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测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必然也存在误差。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被低估的。从长期看，收入应该等于支出，假定一年内居民新增支出也大致等于新增收入，就可以估算出该年份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若减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就是低估部分。

　　这里所指的支出，其含义是经济学上的消费加储蓄，即广义支出，包括年内新增的消费，新增居民储蓄，居民在股票、债券和基金及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费用的净支出，还有购房投资及房贷还本付息等方面的净投入，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根据这一方法，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约4.7万亿元。

　　如今，笔者又发现了一个更便捷的估算方法。《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2006-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显示2006年、2007年、2008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分别为12.9万亿元、15.66万亿元和18.24万亿元。这是国家统计局以联合国1993年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为模式确定的核算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其基本原理类似于会计中的“有借必有贷”的平衡计算法。这里所谓的“住户部门”，也包括一般居民之外的个体工商业者，这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中的“居民”涵盖范围是一致的。

　　把2006年、2007年、2008年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分别乘以城乡常住人口，则可以推算出2006年、2007年、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分别为9.48万亿元、11.32万亿元和13.20万亿元。与上述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相比，分别相差了3.42万亿元、4.34万亿元和5.04万亿元。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要比原先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高5.04万亿元，也高于笔者之前的估算。

　　虽然国家统计局要到2013年才会公布2011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但根据已经公布的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结果)，可以推算出201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约为19.65万亿元。由于2008-201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结果)累计涨幅为51%，可推算出2011年的实际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可能达到27.54万亿元，即低估了7.89万亿元(图三)，相当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41.8%提升至58.6%，该比重或许可以化解长期被大家诟病的“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困惑。

　　(三)消费被低估

　　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全社会消费能力被低估。统计年鉴中与消费有关的科目主要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支出法下居民消费支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产品分类包括商品零售、住宿餐饮零售和其他类(如部分制造业零售、汽油、化工品等)，其中商品零售和住宿餐饮与GDP支出法下居民实物消费支出可以近似替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其他类不在GDP消费核算之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大多通过联网直报形式获得，准确性较高，而且企业虚报和少报动力并不大。

　　GDP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费支出分为实物消费支出和服务消费支出(教育、医疗和旅游等)两部分，主要根据《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情况消费支出调查》来估算，同时参考了行业内部数据，如金融服务支出等。由于家庭调查数据与真实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影响因素包括样本选择技术、对于自有商品的定价、对服务业的统计不健全、有些家庭不愿意如实报告消费支出等)，因此GDP支出法下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也会面临家庭调查数据一样的误差，这需要我们进行一定的修正。

　　GDP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费支出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综合生活消费水平，但有很多被低估的成分。我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尽量还原真实的居民消费支出。首先，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住宿和餐饮零售部分)增速对支出法下实物消费支出增速进行修正，得到支出法下真实的实物消费支出，从而计算出被低估的实物消费支出。其次，根据服务消费的细分类，找到各项服务消费可能被低估的比例，从而大致判断出统计范围内被低估的服务消费支出。最后，将两者结合就可以得到居民消费支出总体被低估的数额，进而可以得到居民消费对GDP贡献被低估的比例。

　　1.居民实物消费被低估，其中高端消费品被低估幅度较多。

　　在实物消费中食物和衣着等低端消费品被低估幅度较少。主要被低估的领域存在于珠宝首饰、化妆品类及奢侈品等消费中，这部分消费在支出法项目下被归为其他类支出，从数据看这类占比非常少，明显看出是被低估了的。

　　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住宿和餐饮零售)增速与支出法下实物消费增速进行比较，发现自2007年以来支出法下消费增速明显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我们有理由相信零售数据的可靠性，因为零售数据大多是通过企业联网直报形式获得，准确性较高。因此GDP支出法下的实物消费支出出现明显被低估现象，而且这种低估的规模在逐步拉大。

　　我们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住宿和餐饮零售)增速对支出法下实物消费支出增速进行修正，得到支出法下的真实实物消费支出，从而计算出被低估的实物消费支出。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5-2010年实物消费被低估的数额依次为：1586亿元、1588亿元、0亿元、2071.1亿元、4552.2亿元、6568亿元。被低估的实物消费支出占支出法下实物消费金额的4%~10%。

　　2.居民服务性消费被低估程度更高。

　　服务性消费支出被低估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并高于实物消费支出。仅可以统计的服务项目(居住和医疗保健等)就存在一定的低估，还有许多较难统计或无法统计的服务性消费如保姆工资、美容美发、给医生红包和孩子择校费等。我们主要估算可以统计的服务项目，对于无法统计的服务性消费只能通过定性分析其被低估的数量。　　支出法下服务性消费大致包括：居住、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金融保险服务。其中金融保险服务因是从金融业相关报表数据中计算而得，存在低估的可能性较小。交通和通信费虽然也来自家庭调查，但是其中存在灰色收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被低估程度不大。

　　我们重点关注文教娱乐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这三项。

　　第一个被低估的项目是文化教育和娱乐用品及服务类，这其中包括旅游消费，这项被低估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近些年旅游消费支出呈现爆发式增长，而支出法统计下该项较低。我们比较支出法下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公民旅游业收入，令人惊讶的是国内旅游业收入大大高于统计的文化娱乐消费，可以说文化娱乐这部分消费是被严重低估了。根据我们的测算，2004-2010文化教育和娱乐用品及服务被低估的支出分别为：3125.2亿元、3465.6亿元、4119.2亿元、5160.3亿元、5821.2亿元、6708.1亿元以及8203.8亿元。

　　第二个被低估的项目为居住类，GDP项目下的居住类消费支出包括住房、水电燃料、住房装潢等。居民住房服务包括租房和自有住房两种形式，租房服务消费按承租者支付的租金计算，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因为租金市场不健全而难以市场化定价，中国的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即包括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较快，房屋租金也随之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自有住房消费按成本法计算会比按市场租金计算有一定程度的低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彭志龙(2008年)估计，中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服务消费，居民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同期美国、日本和韩国居民住房服务消费与当年居民消费支出之比分别为15%、14.14%、16.94%，而且这三个国家过去6年内住房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基本维持在15%左右。由此，根据各国平均水平，我们认为中国居住类消费被低估了约7%左右。

　　第三个被低估的项目为医疗保健支出，我们比较国家卫生部门统计的卫生费用与支出法项目下的医疗保健支出，发现近年来两者之间也存在35%左右被低估现象。当然还有一部分隐性的医疗保健支出(如送红包等)是无法统计的，我们认为实际的医疗保健支出要大于统计中给出的数值。

　　我们把调整后的服务性消费与支出法下的居民服务性消费相比，则得到2004-2010年被低估的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分别为：5724.8亿、6293.1亿、7524.5亿、9047.1亿、10889.7亿、12622.4亿以及14752.3亿元，被低估支出占服务性消费支出比例为18%~21%。

　　除去统计上可以得到的服务性消费被低估的数值，还有许多服务性消费是无法统计的，我们只能从定性角度来加以分析。无法统计的服务消费可能发生在某些餐饮、娱乐、旅游休闲、保健、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子行业中，因为这些行业集中度很低，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占比很低，故被纳入全面统计范围的企业样本占比很低，限额以下企业的营业收入则通过抽样调查获得。

　　以餐饮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限额以上餐饮住宿企业的餐饮收入占全国餐饮收入的31%，而实际占比可能更低。为了少纳税，即便是限额以上企业也存在少报营业收入的动机。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餐饮收入额为2.054万亿元，这显然是低估了，因为美国2011年的餐饮收入额就达到3.8万亿元人民币，作为一个崇尚美食文化及公款吃喝盛行的13亿人口大国，其餐饮消费怎么可能远少于只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呢？据统计，中国大部分高档星级宾馆的餐饮收入超过住宿收入，这也是西方国家宾馆难以企及的，足见中国餐饮业之繁华。

　　奢华消费也存在低估现象。如2011年全年汽车整车进口103万台，同比增长28%，进口报关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0%，进口额增长远高于进口量增速。而同年国内轿车销量仅增5%左右。根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2002-2011年的九年中，澳门博彩业收入从235亿澳门元上升至2691亿澳门元，九年增加了10倍，且2010年的收入已经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的4倍。而在澳门消费的主体人群来自大陆，这一数据既说明中国服务类消费规模惊人，另一方面折射出高收入群体这些年来收入涨幅惊人。

　　3.居民总消费支出对GDP贡献被低估程度逐年增加。

　　通过加总被低估的居民实物消费和服务性消费，就得到总的被低估的居民消费支出。我们对GDP进行向上修正，修正的GDP=原GDP+被低估的消费支出(先假定固定资产投资没有被高估)，通过计算修正后居民消费支出占修正后GDP的比重，我们得到修正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并与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进行对比，得出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大约被低估2%左右(图四)。从修正后消费和投资与GDP占比情况看，2004-2011年消费占比都明显高于投资占比。

　　我们假设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了10%，主要基于审计署绩效报告中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3.5%以及没有被审计出来的部分。我们将修正后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进行重新计算，并与统计局公布的修正前相应的数据进行对比，得到的结果令人信服。经过修正，我们发现消费对GDP的贡献被低估了，投资对GDP的贡献则相对被高估了， 2005、2006、2007、2008、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都超过了投资，2009年和2010年出现投资贡献超过消费主要是因为4万亿计划的作用。

　　总体看，用支出法计算的GDP的增长因子中，消费都略低于投资，经过我们定量分析的测算，找到了统计口径中消费支出被低估的部分，特别是2009年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被低估了10%左右。这一结论没有考虑消费中无法估算的部分，如果综合各种消费被低估的因素和投资被高估的因素，则可以确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大大超过投资。

　　二、内需不足并非完全归咎于高储蓄率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属全球最高之一，但很多人通常把高储蓄率的成因归咎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的子女教育、婚嫁和防病养老等需求。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因为中国多储蓄少消费，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但事实并非如寻常想象的这样简单。中国百姓的实际储蓄水平并没有表面数据反映的那么高，尤其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的居民。

　　(一)储蓄可分为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

　　如果对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或“储蓄率”计算方法不了解，就很容易对储蓄率的概念发生误解。经济学上的“储蓄”通常是广义的，包括银行存款、手头的现金、基金份额及其他理财产品和买保险等金融投资，还包括买房、购买农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前者可以概括为“金融储蓄”，后者则可统称为“实物储蓄”。另外，一些以投资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实际上是被纳入到消费的统计中，如金银珠宝等，故实际的实物储蓄水平应该比统计意义上的实物储蓄要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金流量表”推算，2008年居民的金融储蓄约5万亿元，实物储蓄约2.18万亿元。为了便于统计，通常用“总储蓄=总可支配收入-总消费支出”来计算，仍以2008年为例，居民总储蓄=18.24-11.06=7.18(万亿元)。至于储蓄率，则通常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是总储蓄除以总可支配收入，另一种是总储蓄除以GDP。

　　(二)中国的高储蓄率源自政府、企业和10%的高收入阶层

　　所谓的中国高储蓄率，一般是指国民储蓄率，即政府储蓄、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之和除以总可支配收入或GDP。比如，1992年国民总储蓄与总可支配收入之比为36.3%。基于同一口径，2008年国民储蓄率达到51.3%的历史高点，储蓄率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即便是国民总储蓄率中贡献最少的部分，居民储蓄率也还是被高估的，因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明显低估现象(如前所述)，这导致居民储蓄率的分母是被估小了。同时又由于收入过于集中，对大部分普通居民而言，他们的家庭储蓄率并不高。因此中国的高国民储蓄率是由于政府和企业储蓄高导致的，居民储蓄相对来说并不高，而且居民储蓄率还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低估现象而被高估了。

　　既然国民高储蓄率背后的事实是普通百姓的储蓄率并不高，那么高储蓄率导致内需不足的判断和推论也应该不成立。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中金融储蓄和实物储蓄总额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少部分人。中国银行业从未披露城乡居民存款的结构，比如，存款额在1千万元以上、100万元至1千万元、10万元至100万元、10万元以下的储户数量各为多少，但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来大致推算不同收入阶层的存款占比。

　　以2008年为例，修正前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数为43613.75元，则按当时城镇人口规模的6.0667亿推算，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65万亿元，又假定修正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的5.24万亿元中的80%是属于10%城镇最高收入群体的，则这部分群体(占总人口4.57%)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6.84万亿元，即占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37.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可支配收入总额数据仍可能低估，则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换言之，导致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是少数人暴富的结果，大部分人的储蓄规模很小。

　　(三)高收入阶层的投资倾向高于边际消费倾向，拉动资产价格上涨

　　目前中国城镇最高收入10%居民与最低收入10%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在24倍左右。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就决定了彼此的恩格尔系数差异很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近40%的少数人(占总人口比重不足5%)，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比重很低，而实物投资的比重或较高，如购房、买黄金等的比重较高，导致这些投资品价格不断攀升。因此，决定不同实物价格涨幅的，从货币流量的角度看，被追逐的实物货币流量越大，其涨幅也将越大。如对费雪的货币方程式进行变换：

　　MV=PQ=P1Q1+P2Q2+P3Q3+P4Q4+…

　　其中：M表示货币供应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总体价格水平；Q表示最终产品数量；P1Q1表示实物1的价格与数量之积。当有足够大量的货币等量流入实物1、实物2、实物3……时，越是数量少的实物，其价格应该越高。由于高收入阶层收入占比很大，为了让货币性收入不至于贬值，就有动力把货币性收入换成有一定稀缺性的实物资产，而中低收入阶层则相对缺乏这种能力，收入主要用来满足日常的购物需求，故相对少的货币收入流向并不匮乏的生活用品领域。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住房、黄金、珠宝玉器、艺术品等上涨幅度远大于日常用品(可用CPI代表)的原因，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股市表现不佳的原因。

　　总结来看，过去10多年来货币超发而通胀不显著的原因：超发的货币大部分变成政府、企业和少数居民的储蓄，流入到普通居民的口袋里不多，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是中低收入群体，投资率较高的则是高收入群体，故货币超发要传导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上，存在一定是时滞。这同样也可以解释过去10多年来奢侈品消费增长惊人的原因，如茅台过去10年的涨幅接近10倍。

　　(四)实物投资高收益率时代已近终结

　　尽管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结构性问题凸显，但在GDP高增长的30多年中，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明显的阻碍全社会内需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幅要超过名义GDP的增长率。

　　奢侈品消费的增速更是惊人。有关数据表明，1998-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10年增长10倍，2009年之后增速开始放缓，2011年伦敦黄金现货黄金上涨了10.16%，由于黄金等贵金属价格波动的国际联动性，中国黄金价格也在2011年7月后出现回落调整。而国内的房价则在2011年10月份后下跌的区域开始扩大。

　　据统计[编注：数据来源为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中国艺术品市场2011年全年成交总额934亿元，比2010年573亿元成交额高出63%，但与春季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创天量相比，2011秋拍的交易量则出现明显回落，中国艺术品综合指数在2011年的涨幅据称只有6%，10月份之后也呈现上涨乏力的走势。而从与实体经济相关度较大的有色金属铜的走势看，2011年伦敦铜的跌幅为21%，国内现货价格的跌幅也达到20%，呈现先扬后抑、9月份之后加剧回落的过程。从上述这些实物投资品2011年的走势看，基本上都呈现下半年回落拐点显现的状况。

　　从短期看，住房、黄金、艺术品、铜等实物投资品的先扬后抑走势与2011年下半年CPI开始回落，M1、M2增速回落，GDP增速回落似乎一致；从长期看，实物投资品经历了长期上涨之后，这轮回落也有点像去泡沫过程的开端。但要确认实物投资的长期回落拐点是否出现实属不易，而今后相当长时间经济增速的回落到9%以下与M2增速回落到15%以下，则是大概率事件，故据此可以大致推断，即便实物投资品的价格走势拐点还没有出现，其高收益率时代也已近结束。

　　实物资产的高收益率时代的翻页是否与2009年开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超过高收入群体有关呢？

　　虽然笔者认为统计局低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但相对指标变化是基于同一样本的观察，可以过滤绝对指标的误差，故仍具有参考性。图五表明自2009年起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超过了高收入群体，且最低收入10%群体的收入增速要超过最高收入10%群体4个百分点。2009年不仅是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上升的起点，而且还是农村居民收入超过城镇、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起点。其背景是全国性的低端劳动力短缺，各省纷纷上浮最低工资标准，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经历了那么多年不均衡发展之后，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修复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实际上就是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上升的标志。

　　有权威机构预期今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和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增速都会大幅下降，这是否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下降有关？如茅台最近也开始跌价，艺术品拍卖市场步入低迷，而普通消费品的增速依然平稳。这些案例都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改善，中国经济的消费占比仍会上升，内需不足说并不成立。

　　三、中国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吗 　

　　1990年代末以来，政府除了不断地提及“扩内需、促消费”，并希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西部能赶上东部，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优惠政策。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中西部地区从投资效率看(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GDP产出)远低于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已经从2000年的2.8元下降至2010年的1.32元，而东部地区的产出率都在2元以上，上海更以产出率3.36元遥遥领先。二十多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超前并被赋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其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投资效率的低下，这可以引出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或落后地区大开发的几点思考：

　　(一)区域振兴政策已经变成“普惠制”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30年之后再审视这一战略，确实是非常成功，全国GDP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堪称经济奇迹。但在区域之间均衡发展方面，却与当初设想通过沿海地区发展来带动中西部地区梯次发展的所谓“雁行发展模式”或“梯度发展模式”还是相距甚远，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为此，政府为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作了不懈努力。比如，在1999年就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了十大优惠政策，确实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国务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这些促进区域发展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即便在东部沿海地区，政府同样对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推出了发展促进政策，如对环渤海地区和海峡西岸的发展同样赋予了优惠政策。局部性的区域鼓励扶持政策几乎变成了“普惠制”，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19个区域振兴规划，大家对政策效应的预期也在递减。

　　(二)产业转移由东向西可否持续

　　中国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保持那么多年的高速发展，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密切相关，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奇迹。

　　整个1980年代，中国先后设立了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旨在引进外资，以解决中国发展制造业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学习先进的管理技能。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优秀人才和低廉的劳动力纷纷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苏州-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发展带。然而近段时间，由于加入WTO享受的制度红利逐步消退和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受出口不振的拖累，加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升，加大了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增长极中心城市的投资和经营成本。

　　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合乎逻辑的必然之举，如广东省就提出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构想。但产业如何升级，又如何转移出去，却是经济学逻辑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所谓双转移，是广东省政府提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统称。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但这一政府一厢情愿的省内产业转移是否能顺利推进，很值得怀疑。

　　一是产业转移能否抵消运输成本的增加，是否会失去规模经济和产业聚集的扩散效应？如东莞原先的产业配套和集聚效应已经成为世界楷模，如果实施产业转移会否弄巧成拙。

　　二是产业升级是否具备人才和研发优势？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技术人员总量是珠江三角洲的两倍多，而在2011年，广东省用于研发支出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5%。同期上海为2.9%，全国平均水平为1.9%。

　　三是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GDP第一大省，就是靠发展低附加值产业，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大国，也是靠发展低端制造业。这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也是当地政府少干预市场的明智之举。

　　从目前广东来看，“腾笼换鸟”已经有了更多的替代词，如“扩笼壮鸟”、“改笼育鸟”，双转移也变成了“就地升级、就近转移”，说明市场的力量还是要强于政府的计划。

　　从“二战”后的全球产业分工变化特征看，确实存在制造业由欧美向日本，由日本向四小龙，再由四小龙向中国东部沿海转移的过程，但下一步是否存在向内陆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必然逻辑呢？

　　据香港工业总会的一项调查表明，90%的受访企业不愿离开珠三角地区，他们认为产业转移后的最大问题是运输成本的上升，其次是技术工人的短缺，第三是内地缺乏如珠三角那样的完整产业配套。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特征看，基本上都是沿着海岸线转移的，因为海运成本是最低的。

　　目前全球四大制造业大国中，德国有1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而日本和韩国本身就是岛国，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所以，全球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与地理环境还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我们在筹划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沿长江向内地转移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注意到越南、印尼等国家更具有成本优势呢？目前的现实是，沿海地区大部分企业自身还不愿意放弃低端产业，甚至还不愿意在省内进行产业转移，其本质还是各生产要素的综合成本问题。

　　(三)中西部地区是否具有产业转移的承接力

　　均衡发展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包括地区间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等。事实上，2000年以后，政府在促进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表现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37%提高到了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东部地区从54.9%降至51.9%。

　　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比增长，总体竟然是不升反降。如从1993-2010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49.53%上升至53.1%，而西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却均有所下降。同样，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绝对额看，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拿居民储蓄这个比较真实的数据变化为例，从2005年底到2010年底，东北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0.77倍，而西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1倍左右，但绝对差距却从原先的三地区储蓄余额合计低于东部1.6万亿元，扩大到了2.8万亿元。

　　因此，从19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区域振兴政策，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东北振兴或中部崛起，政府的投入和银行部门的信贷支持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投资效益却令人忧虑，投资报酬率在逐年递减。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的。

　　如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也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

　　因此，大城市的积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地方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深圳的出口额超过整个印度。东莞更成为全球规模经济中的神话：磁头和电脑机箱占全球的40%，覆铜板和驱动器占全球30%，IBM、康柏、惠普、贝尔等电脑公司都把东莞作为重要零部件采购基地。中国服装的1/5出自东莞，而羊毛衫年产2亿件以上，东莞还是中国家具的最大出口基地。所以，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不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以上这些数据和事例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发展中西部地区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中国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就连东部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规模过小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却不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

　　均衡发展战略带来的另一结果体现在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当地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出现上升，降低了它们在未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余额要超过东部地区，但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且财政预算要靠大量转移支付来平衡，以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支总额为100为例，则中、西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的39%和48%，为此，需要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如201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4.1万亿元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和97%。

　　但作为财政收入贡献第一大省的广东，人均财政支出却在全国各省市中排20名之后，仅为339万外来工子女教育就要增加的支出是170亿元。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投资规模和转移支付力度都大大增加，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投资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其结果是投资低效益甚至亏损，如中西部地区70%的机场都是亏损的，高速公路的亏损率估计也超过50%，其中80%的资金靠银行。这样的高投资、高负债、高亏损率、高转移支付的游戏可持续到哪一年，会否最终拖垮东部？

　　(四)能否形成规模经济的评判：城市竞争力和投入产出比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形成过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推进阶段，但究竟哪些城市最终会成为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们可以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中国社科院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从2009、2010两年的综合竞争力(增长、规模、效率、效益、结构、质量)来看，前十大城市中除了香港、台北和中部的长沙之外，其余的都是东部沿海城市，如珠三角的深圳、广州，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和京津地区的北京、天津。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珠三角地区，因其一些分项竞争力排序中领先的城市非常多，如东莞、深圳、广州和珠海均进入对外开放竞争力前十，而东莞和佛山则在经济效率竞争力方面进入全国各大城市十强。而作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山东，也有不少城市进入分项竞争力指标的十强，如青岛、烟台、威海等。

　　相比之下，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入榜比例非常低，除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包头等属于资源型的城市，或重庆、成都、合肥等中心城市入单项指标前十外，其余城市大多排名靠后。

　　尽管这些年来关于区域崛起的概念越来越多，如环北部湾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但如果这些区域内的城市缺乏竞争力，那么何来资本流入和产业转移呢？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比是在不断下降的，但下降最快、投入产出比最小的是东北部，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让西部的投入产出比进一步下降，从1单位投资所创造的GDP2.99下降至2010年的1.57，而东北地区2010年为1.22。

　　在中国长期推行的城镇化战略下，中小城市数量增长过快，而大城市人口集聚度不足。如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占比过少，其人口只占所有城市人口的47%，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73%。中国的大城市化率不仅远低于四小龙，还低于印度、印尼等欠发达国家。

　　再看2010年各省的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无一例外的都是东部沿海带，其中上海以3.36的高产出遥遥领先。

　　此外，投入产出比也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达到规模经济的重要指标，如单纯从各个省份GDP的增长率的排序看，发现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是比较领先的，但内蒙古主要靠矿产资源的开发来拉动经济增长，难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而且，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些省份几乎都排在末位，如内蒙古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只有1：1.31，宁夏则更低，只有1:1.17。

　　环渤海区域中天津的GDP增速前三年都排在东部地区的前列，但是投入产出比却不高，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天津的良好地理环境和日益提升的城市竞争力都有利于与北京等一批城市一起成为环渤海地区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或许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新增长极，缺憾之处是辽宁和河北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而更值得看好的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两个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如河源、惠州、清远等城市的崛起，使得珠三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地位更加巩固，而安徽的合肥和芜湖如果也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产业，则会使得长三角经济的辐射性进一步提高。

　　正如香港、台北、高雄等1970年代崛起的城市至今仍保持强盛的竞争力一样，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但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还是远低于全球水平，未来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这些城市的规模应该更大，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将更集中。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全球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主要靠东部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大量的移民(至2011年底，中国有2.53亿的农民外出或就近打工)。尽管这几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速，但可否持续下去呢？无论是投资回报率、规模经济要求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都难支撑中国地区的长期高增长，故下一个能持续发展的区域还是在东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应该在几个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区域内开展(主要集中在东部)。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将会维持下去，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崛起的区域总是集中在极小的地理范围内，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获得最佳配置。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在中国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5.4%，中部地区占17.6%，西部地区占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过去10年来，广东已经成为人口第一大省，这就是移民流入的结果。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则这些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应上升。

　　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化过程值得我们借鉴，如德国汉堡的人均GDP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无几。而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几乎无差异，这意味着相对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绝对收入差距却在扩大。

　　从资产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源的主导流向与产业资本主导流向正好相反，人口向东、资本向西，这是否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错配呢？发展战略制订上应该透过现象看实质，遵循市场化原则，顺势而为。期望国内所有落后地区的经济都能崛起是不现实的，但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这主要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匹配度提高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

　　此外，对于哪一个区域是否将崛起或持续发展，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不容忽视，但也需要做客观评估，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最终鹤立鸡群的，还是由市场选择的。比如温州并没有享受到政府太多的扶持政策，而它却成为全国的民间金融中心，决定着民间市场利率，温州的每天飞机进出航班次甚至超过某些省会城市，这些都说明市场的诚信环境、私人资本牟利的本能，都要比政府的战略规划更有力量。■

　　(作者系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2012年5月8日以海通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发布，感谢高远和周霞两位博士所做的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