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商业秘密不能成污染企业护身符

　　张海英

　　怀疑因垃圾焚烧致病，江苏一公民提环境诉讼因缺乏证据陷入困局，先后两次向环保部申请公开焚烧厂环境监测报告，但两次答复的内容并无不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6月7日《中国青年报》)。

　　从这条新闻来看，环保部门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规定，拒绝公开焚烧厂环境监测报告——拒绝有依据。即使要公开这一报告，也需要征求焚烧厂的意见。焚烧厂会答应公开吗？显然不会。因为焚烧厂说得很清楚：“垃圾焚烧与谢永康致残没有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公民要想打赢这场环境维权官司很难，因为最为关键的污染证据拿不到。

　　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并不是第一次，以前，既有在华跨国企业也有国内企业拒绝公开环境信息，理由都是“涉及商业秘密”。尽管我国先后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但相关法规似乎没有成为公民的维权工具，反而变成了某些污染企业的“护身符”，让公民维权更为艰难。

　　让公民环境维权之路变艰难的原因之一是相关法规中涉及“商业秘密”，但对“商业秘密”没有明确定义，没有划清商业秘密的范围。这就成为污染企业、环保部门拒绝公开环境监测报告的理由。显而易见，环境监测报告主要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若拒绝公开，等于是只为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服务。那么，纳税人供养环保部门搞环境监测有何意义？

　　原因之二是环保部门没有用好裁量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同时还规定，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也就是说，垃圾焚烧厂的环境监测报告能否公开，裁量权掌握在环保部门手中。问题是，环保部门能否以公共利益为重。

　　这里也涉及“公共利益”这个话题。可能在环保部门看来，只有一位公民申请公开焚烧厂环境监测报告算不上公共利益。但在笔者看来，但凡涉嫌污染的企业，影响的都是公共利益——因为污染企业会影响到水、空气、土壤等公共资源的质量，有的污染损害能很快暴露，而有的则有一个过程。因此，环保部门不能片面理解法规，也不能滥用裁量权。

　　另外，让人遗憾的还有地方司法机关。尽管两级法院都承认根据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特殊侵权举证原则，应当由被告焚烧厂举证与污染无关，公民只要尽可能提供污染与损害的事实证明即可。但事实上，两次审判中都要求公民承担举证责任。地方司法机关承认特殊侵权举证原则而不见落实，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当地环保部门拒绝公开环境监测报告，还是地方司法机关言行不一，原因大概都是为了地方大局着想，因为一旦公开垃圾焚烧厂环境监测报告，很可能会在当地引起更大民愤。而环保部两次拒绝公开相关信息，原因大概是为了照顾地方各级环保部门的面子，也是因为对相关法规理解上有偏差，让“商业秘密”成了企业的护身符。

　　其实，深层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方面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对“商业秘密”没有明确定义和约束，造成各地污染企业、环保部门往往以“商业秘密”为借口；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在当前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由于垃圾焚烧厂在不少地方遭遇居民反对，所以，不管是各级环保部门还是其他部门，都谨慎对待与垃圾焚烧有关的问题。不过，我们要意识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是尊重民意、保障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