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呼吁增富人税负 称可推新一轮刺激政策

　　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重返三尺讲台。昨天的节目中，《经济半小时》专访了这位传奇人物，分享了他四年世行之行的点滴收获。林毅夫归来，带回了对世界经济更深刻的理解，带回了更多的国际经验，也带回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世行卸任之前，林毅夫就曾经断言，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将维持8%的高速增长，他判断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投资来拉动。而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认为是收入分配。这些结论如何得出，观点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支持？今天的节目将继续对林毅夫的独家访谈。

　　自6月1日，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岗位上卸任后，这是林毅夫回国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在这场叫做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演讲中，林毅夫指出：中国现在面临最大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经济结构，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

　　林毅夫因为接触更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所以他原理的理论架构就更为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提出一个新的名词“新结构经济学”。他还提到毛里求斯的经济状况，这个国家在50年代、60年代，既有了产业，必要的房屋补贴，很多扭曲并没有一下消除掉，但是放开了对他们国家经济的稳定这一块快速发展。这一转型效果比较好。

　　林毅夫说，研究发展理论，最重要的是想对发展政策产生影响，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这个目的。

　　这几年虽然我国经济还是比较高速的增长，但是老百姓们有一些抱怨，比如说房价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太严重，但收入的增长却是有限的。林毅夫这次回到国内再关注中国经济中的个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工人和城市白领。对这些问题林毅夫做了深入分析。

　　首先，这几年的工资增长很快，在原来地区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就业的职工，工资增长每年都是15%或20%，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远远通过了经济增长率。

　　其次，林毅夫认为问题更多的是收入分配问题，主要的表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在减小；而进入到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不断在扩大的。同时在收入分配当中，劳动守则的分配占整个收入分配是在下降的，这是现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主要问题就环境而言出现在什么地方？林毅夫的回答是，房价上涨非常快是一个主要问题，市场环境也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向少数有钱人集中，而我们的金融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是相对滞后的，所以投资的机会比较少，保值增值的渠道比较有限，因此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这是我们房地产价格增长较快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改革中，收入分配的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公开的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比如美国为65%，日本是60%，英国高达71%，而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的研究核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却由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至2007年的50%左右，2010年则下滑至43%。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林毅夫也多次谈到，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国家的分配制度仍不合理，让高收入者享受低消费水平，即使物价上涨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相反给低收入者带来了压力。

　　关于收入分配的改革，林毅夫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从二次分配，增加对有钱人的口税，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更重要的是在一次分配上面。在一次分配上面应该同时达到公平的效率。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只要符合比较优势的都是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者是资本资金相对密集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区域段，如果都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的话，那么我国的经济会有最大的竞争力，会发展得最快、最好。同时，创造的就业机会会最多。其次，劳动力会从相对丰富逐渐变成相对短缺，资金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在这种过程当中，工资的增长会非常迅速。穷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力，因此他们的报酬会越来越多，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会越来越靠前，也就是他们的劳动力。反过来讲，富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是资本是资金。于是他们的报酬会下降，即使实质不下降，相对与劳动力的增长来说还是会有相对下降，这就是说穷人的资产越来越相对值钱，富人的资产越来越相对不值钱，双方都有一定的改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达成公平效率，在一次分配上就解决公平效率的最好的手段。

　　6月11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计划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保障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而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也将在今年出台，并逐步推进。对于在改革过程当中将会面临的挑战，林毅夫如是说。

　　作为双轨制改革，我们还保留了不少原来旧的扭曲，而这种扭曲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金融结构以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这个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大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就是富有的企业，所以他们可以不得到金融服务，而且资金的价格是相对较低的。而资金相对价格低的企业得到的补贴来源于把钱放到金融体系又得不到服务相对较穷的人。所以应该在金融改革上加大力度，如果这方面能够步伐快一点农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都会加快，那么农民的收入跟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会提高，因为他们收入提高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另外，金融的价格社会太低，这也是社会制改革遗留的一个问题。林毅夫认为在资源社会的改革上面也应该加快力度。第三还有一些垄断性行业，过去是对国有企业的一个必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到这个水平，一些资金比较相对密集的企业过去没有自生能力的，是国有的。而现在，它们已经具有了自生能力，应该面对竞争。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完善的话，就能够实现前面所讲的，以一次分配的公平跟效率同时达到为主。然后以二次分配作为补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能够快速而合适。

　　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林毅夫在讨论中指出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他认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应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更多的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就，把经济增长与个体幸福紧密相连。在林毅夫赴任世行的这四年间，全球经济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缓慢复苏，到现在仍然面临下行风险。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国际金融协会呼吁20国集团执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各国的刺激政策，林毅夫也有自己的观点。

　　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欧债危机应对政策成为本次峰会讨论的首要议题。近来，美、日、英及欧洲央行通过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向金融市场释放流动性。这种由发达经济体群体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形成巨大外溢效应。2011年初，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都曾感受到输入性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及汇率上升的压力。当前通胀压力虽有缓解，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增大，跨境资本流动性也随之增大，这将对新兴经济体国内宏观调控造成一定难度。而就在今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也同时下调0.25个百分点。这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央行首次降息，这一举措也被解读为近期一揽子“稳增长”经济政策、灵活进行预调微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5月末广义货币余额(M2)高达90万亿元的背景下，这次降息也引发对货币规模加速扩张、通胀又反弹、房价再回升、“国进”更凶猛、负利率更严重等副作用的担忧。

　　反观我们的货币政策，现在全球还是在努力的增加流动性，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看来，他们还是有这个意愿，但是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货币已经突破90万亿，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现在比四年前已经翻了一倍。在这种环境下，林毅夫判断国际上现在可能会有相当长一段低迷的时间，失业率是比较高。那些国家财政斥资会增加很快，为了解决财政负担的问题，他们是会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这是大的国际格局。所以国际的资金中短期资金的投机性非常强，我们应该应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从公布的经济数据中看，欧元区5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46，创2009年6月以来新低。同时期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仅增加6.9万个，增幅创2011年5月以来最低。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出台后，摩根大通即将201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期从2.3%下调至2.1%。该机构预计，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将增长2.5%，未来两个季度增长2%。美国经济复苏脚步正在放缓。联合国的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将继续放缓，欧洲经济将为零增长。欧元区经济继2011年增长1.5%之后，2012年将衰退0.3%。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带来的是国际需求的疲软。世界银行警告称，如果欧债危机恶化，中国的经济将更加缓慢。1—5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8.7%，低于全年增长10%的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较前4个月继续回落；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尽管有所上升，但房屋开工量、土地交易市场仍然比较低迷；而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为-0.7%，连续两个月出现同比下滑，创自2009年12月以来新低。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4月信贷数据也显示，企业的贷款需求也降至低点。4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3%，增速比上月回落2.6个百分点。除了北京、上海外，由于其他地区工业占据经济绝大部分比重，工业增速回落，可能隐含经济增速降低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此，林毅夫解释到，一方面的原因是国际经济的疲软，我国是外向型以来度比较高的国家，所以出口减缓会减缓我们的经济增长。第二方面是上一轮的经济财政政策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投资拉动的需求会减少。那么当前经济放缓，反映的是这种情形，那么政策本身是必须不断审时度势嘛。所以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在推动新一轮的积极的这种财政政策。

　　但是这一信号很快被与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联系起来。在2008年，受到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危机。当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转向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后重建是四万亿刺激计划主要内容，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是投资计划的最大部分，占投资额的1／3。四年前四万亿投资下去，中国GDP成功实现“保八”，为国民换得了信心，为经济换得了增长，但一系列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中国居民消费指数CPI环比指数，在2009年7月见底回升，2010年11月，CPI首次破五，同比上涨5.1，其中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2011年7月，CPI同比上涨指数高达6.5%，创下35个月来的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相较于2010年，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35.7%上升0.6个百分点，说明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再次增高，一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反而“因祸得福”；产业结构转型未能借此契机实现根本调整，内需亦未能完全启动，市场秩序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四年过去了，这一政策虽然保证我国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它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对此，林毅夫的观点是：首先，成绩是主要的。我们是一个对外经济依存度非常大的国家，在2008年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沿海地区由于出口的减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中国经济相对快速的发展，而且是在国际经济不利的状况之下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失业率可能会非常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会非常的多。但是，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的结果中成绩是绝大部分的，当然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上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四万亿当中财政支出的大概只有一万亿多一点，其它将近三万亿是来自于银行的信贷，来自于货币的宽松政策。如果是用货币政策，用信贷的增加，流动性是会增加的，而这一流向是不好完全掌握的。因此也必然会附带一些问题，比如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房地产的价格增长的比较快等等。上一轮的财政政策虽然名义上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实际上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所以在组合上是可以进行完善的。在新一轮的政策当中可以吸取上一轮的教训，也就是更多的依赖财政，然后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

　　就在林毅夫卸任世行行长的前夕，一张照片在网上广为传发，引起热议。照片上的湛江市长王中丙拿到国家发改委的批文之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几次亲吻手中的批文。5月2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这个年产钢1000万吨，总投资接近700亿元的钢铁项目，将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广东省湛江市市长王中丙介绍，现在的工业总产值是2200亿，到两个项目建成以后，包括它的上下游产业，也会到2000亿的工业产值，那么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将会突破4000亿，甚至更多。

　　在国家发改委批复湛江钢铁基地的同一天，同时批复了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这也是一个近640亿元的投资项目。其实进入第二季度，国家发改委项目审批的速度就明显加快，仅仅5月21日一天，就有100多个清洁能源领域的项目获得批复，获批项目总量几乎相当于5月前20天的总和。而在4月份发改委批准的项目多达328个，近乎去年同期的两倍。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在这一政策后面是一组严峻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较去年同期有了明显下滑。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2%，创下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前4个月民间投资增速为27.3%，较一季度下滑1.6个百分点；我国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其中进口同比增长5.1%，出口同比增长6.9%。进出口双双重返个位数增长，远不及商务部预定的对外贸易10%的增长目标。消费在4个月的实际增速也大幅下滑，仅为10.9%，到了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8%，为2006年8月以来新低。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从去年第一季度的 9.7%一直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下行压力有增无减。作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两大引擎，让消费挑起稳增长第一重任的声音日渐变小，投资拉动再次被放到重要位置。国家发改委正在积极加快项目审批速度。有人猜测，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稳增长会重新回到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稳增长究竟靠什么来拉动？针对这些问题，林毅夫有自己的观点。

　　林毅夫说，现阶段看来，我们下一阶段稳增长的目标主要还是靠投资去实现。因为消费是这一期是需求，下一期就没有了，是不可持续的，而现在世界上出现危机的国家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消费因为是短期需求，会带来短期的繁荣，可是它是屋檐职守，至于发展中国家的话，消费当然不能不说中国。可是我们作为中等发达的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资，以提高我们的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的附加值的水平。生产力跟竞争力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就提高，生活水平就提高。这样一来，消费需求的增长当然就有基础了。

　　在这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度被寄予厚望。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偏低，多数年份徘徊在60%左右，远低于70%的世界均值。有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4万元，折合美元2130元，不及美国同时期人均消费规模1.56万美元的1／7。而根据国际经验，居民消费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释放4.7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额。而商务部发布的，“2012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预计，2012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发生重大变化，消费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在近10年中首次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但是林毅夫坚持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投资都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林毅夫认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度消费引起的。我们即使到了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水平，也不能提出以消费为主，否则美国现在遭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未来的问题。我想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的不断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消费提升的依据，所以一定是永远摆在第一位，这样，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完善也就自然会实现。我们必须要找到回报率高的，消除增长瓶颈的措施。过去是交通基础设施，现在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可以改善的空间就比较小了，但是我们的环境和社会工程都有所欠缺，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产业生存的空间还是很大，这都是投资的主要领域。投资空间大，有利的机会就比较多，但还必须在规划、追寻、选择项目上秉持审慎的原则。

　　除了政府投资，近年来民间投资也比较活跃，2011年增长速度超过30%，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60%左右，成为重要投资力量。2012年2月，国务院明确了今年上半年制定出台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的时限要求。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7个领域被列为2012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需要重点落实的工作任务。 此前，民间投资发展一向遭遇准入难和落实难问题，被喻为民间资本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为防止经济放缓过快，更多刺激经济政策或将出台，放开更多民间资本准入领域，被经济学界看做是一大亮点。

　　林毅夫认为，民营经济会成为促使经济发展按照比较化优势发展的主力军。那么目前的发展，与改革前相比，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常好，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相对来讲，由于改革，我们遗留了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扭曲状况，诸如对金融结构的扭曲，对职员架构的扭曲，对一些垄断行业的扭曲等。这些领域必须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完善我们金融结构，应该合理化，对一些垄断领域也应该开放民营经济。鼓励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同竞争。

　　林毅夫和我们坦率地分享了他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看法，他的言辞里没有纵论天下的激昂，也没有对经济变局的纠结，我们听到的是冷静沉稳、丝丝入扣地分析。我们注意到，在林毅夫的口中有两个词出现频率很高，一个是结构，一个是扭曲。中国经济目前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的分析范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一些结构性问题对经济状态的决定性影响越来越明显。如果要解决经济运行层面上的矛盾和困难，就必须找到底层结构中失衡或扭曲的地方，对症下药。这就像地质学家的研究领域已经穿透地表上的地形地貌，从板块中寻找地质运动的原动力一样。也许，林毅夫具体的经济观点不会每个人都认同，但他带给我们的分析方法和深邃眼光，却值得大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