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应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Edward C. Prescott)

　　很多人，包括多数经济学家在内，都对全球资本市场如何运营感到困惑。讲到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合同双方要有一种一致的方式在运作。国与国之间有借贷关系，美国州与州之间也存在借贷关系。经济增长较快、年轻人比较多的这些州往往是借方，老年人比较多的国家往往是贷方，全球借贷总和的值是零。

　　日本的情况如何？首先人口统计学显示日本很快将会成为所谓的负储蓄国家，他们不再会像以前一样拥有大量储蓄，日本大部分人口很快将会进入所谓的负储蓄或者是动用储蓄的生命周期。每一年日本人的平均年龄会老一岁，越来越多的人退休，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而不是有更多的储蓄。现在日本有大量的外国投资，但是很快未来将会被清算。这就是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的规律。

　　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应该关注这个问题。说到欧债危机，其实主要问题是欧洲逐渐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机会的减少。欧洲已经开始一些改革，让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比如说希腊人50岁退休，在中国绝对不可能，美国人也不是50岁退休，我就不是在50岁退休的。延长退休年龄之后就减少了人们对于储蓄的需求。

　　即使欧元体系崩溃，也无需担忧

　　有人问我如果欧元体系崩溃，是否值得忧虑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当然如果我们有统一的记账单位，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优势并不明显。所以我觉得即使欧元体系崩溃也不用太担忧，加入欧元区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太好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加入欧元区的那些欧洲国家，他们基本上和那些在欧元区的国家相比经济差不多，甚至更好，比如说英国、瑞典、丹麦等等，过去15年他们的经济表现都不错，所以退出欧元区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能和就业方面产生非常少的影响。事实上我对欧洲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他们必须要改革，别无选择，当前的欧洲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希腊有一些违约的情况，欧元可能还会继续成为共同的记账单位，也有可能不会。一个好的体系就是要协助市场对欧元区各个国家或者企业贷款者进行信用评估，如果说评估做得不好，就会遭受损失。像马其顿和科索沃，这是两个非常小的欧洲国家，他们也是用欧元做记账单位，但是它们并不属于欧元区，也不属于欧盟。

　　现在欧洲在探讨建立财政联盟(fiscal union)，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一个更高的联盟告诉他们如何来进行他们的财政政策制定，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权国之间的竞争有利于税收制度的完善，所有公共财政学的学生都非常同意这一点，因为这样一种税收的制度可能会鼓励大家不去进行储蓄，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

　　这竞争的存在，很可能很快使得美国政府也考虑削减税收，因为这样的一种税收政策使得美国也大量进行海外的直接投资。其实外国也在美国进行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当然这都是税收制度所导致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显然希腊违约的话，不负责任的债权人将会蒙受资本损失，其实德国、法国的政客和希腊的政客一样腐败，为什么说他们腐败？因为他们纵容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借款。不过，法国和德国政府将会对于希腊的问题进行救赎。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在货币联盟当中出现债务违约。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美国很多州都发生了债务违约，而且没有得到救援。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Sargent)是2011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在致辞当中也谈到这一点。那个时候很多州都通过了要求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这些违约当时并没有明显拖累美国的经济，所以说欧债危机并没有那么可怕。

　　应对危机

　　要进行税收体系的改革

　　再看，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会对中国有利吗？英镑是世界上第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而美元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现在也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或者英国当时都没有刻意要把自己的货币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而瑞士法郎应该会成为次一级的储备货币，特别是现在币值升值了，所以它的价值更大了。但总而言之，这既非好事亦非坏事。中国一直以来财政比较稳健，但是没有瑞士做得好，所以没有达到瑞士法郎的地位。

　　欧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有些记者天真地认为都是因为国家的财政责任和贸易盈余导致的问题。是不是都有贸易盈余？不是的，因为总是有些国家有贸易赤字。有些小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还有挪威，可以进行境外储蓄。但是中国、美国这些国家太大了，不可能进行大量海外储蓄，而且中国规模正在越来越大。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税收体系改革。

　　我来给大家做一些计算，假设有一个美国私人资产负债表，如果你持有某公司的1%股份，那么就会在你的资产负债表左边写上1%的资产。生产性资产的价值仅仅是GNP(国民生产总值)的3.2倍。在家庭之间也有很多私人的债务，有些既是债权人，也是债务人。很难去定义这种现象，但是非金融合作的部分是GNP的1.7倍。美国的政府债务相当于GNP的1倍，就是正好差不多相等。红色是资本负债相当于私人债务，基本上就可以抵消。美国私人资产的负债表，我们看到资产这边有生产性的资产，还有政府的债务。这是来自于央行的统计。

　　另外，生产性资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有这些资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本加起来是GNP的5.7倍。这是由我们的统计局统计的，其中包括了一些有形的资产，还包括无形的，比如说知识产权、技术等等。

　　会计的数据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美国这些企业他们的产出占到整个国家产出的一半，他们有很多的海外分支机构，他们的利润占到整个利润的45%，而他们的资产只占到整个资产的12%。所以说会计方面的计算肯定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无形的资产，这一块的规模非常大，投入相当昂贵。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税收非常高，当时研发规模和IPO的规模也非常大，大家都不去读MBA，直接去创业，那时候经济非常繁荣，大家工作都非常努力，好像是“流行病”一样。无形资产的投资一下子出现了飙升，这其中包括私营投资、广告、品牌开发和专业知识的生产，专利和组织的资本等等。我们知道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建立需要资源，需要人，你要让这些人知道如何进行合作、互动。这些都是无形的资本投资，规模是很大，也需要很多支出。

　　中国的股市应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股市，企业将会通过直接、间接融资获得资金，进行债务融资的企业主要是通过中介机构向其他的公民进行借贷。

　　中国应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

　　中国人民币是不是升值？我们顺便说一下2007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GDP的50%，而到2012年的时候还是占到GDP的50%。但是GDP总量超过了2007年，如果还是保持50%的比例，那么就是有10%GDP的增长。所以毫无疑问中国有这样的顺差，人民币可以盯住美元或者盯住自己的物价，但是不可能两个都盯住。就是说要么盯住美元，要么盯住价格的水平。

　　我们再来看看购买力平价，在欧盟1美元可以买到1美元的商品，而同样的1美元在日本只能买到0.75美元的商品，这就不是当前的购买力平价了，日元从购买力平价角度来说是估值过高的。而以前在中国1美元能买到1.5美元的商品，这也不是当前的购买力平价。

　　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机会。现在你们采取的是爬行钉住汇率制，要把人民币作为重要的储备货币就必须要实现自由兑换，如果真的实现这一点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持有大量外汇的话，优势就是说你可以进行大量的海外投资。

　　中国是一个储蓄大国，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就必须有比较高的投资比例。如果一国的资本产出比率为3，且增长率为10%的话，它的净投资额必须达到GDP的30%或者说是GDP的40%。所以说要制定更好的政策，中国就必须要增加它的海外直接投资，而不是说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就意味着要进行高科技的产业投资，也就是说要把中国开发的技术用于国外市场。

　　其实深圳在电子行业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全球化是共赢的，并不是一个要么赢要么输的游戏，但是外国人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主要担心的是知识产权，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国外进行很多的投资，其中也包括很多的技术和专利，所以说他们可以相互持有对方的技术和专利，相互制衡，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好的。

　　跨国公司有很多技术、资本，我看到这里不仅有快餐行业的跨国公司，还有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中国也是乘用车最大生产国，而且产量会继续增加。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主要的附加值都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商。如果到海外投资的话就业机会就在美国，那些持有技术的外国公司也是获利的，因为他们是持有这些专利的。我之前谈到了跨国公司担心自己的技术资本会遭到剽窃，在中国，在美国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他们必须要保持技术资本得到保护。竞争或者非集中化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已经经过实践证明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巴西的竞争，正是由于巴西的竞争导致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铁矿石在一年中产量增加一倍。很多技术人员失业了以后就回到了美国，在这里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这些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变化。还有银行界的例子，日本的银行效率就不是很高，因为在日本禁止海外银行过度的竞争。中国如果不这么重商的话，我们相信中国的银行效率也会进一步提高。

　　我知道上海的竞争也会使得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而日本相当于生产力领先经济体的70%，但是在日本衰退十年前生产力相当于领先经济体的85%，那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这些日本的行业，他们的生产力占到领先者的135%，他们没有障碍。

　　改善政治和经济机制

　　势在必行

　　下面来讲讲FDI和技术资本。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跨国公司，比如说上海电气和其他的企业他们都有大量的FDI。我们觉得直接外商投资的形式可以使得技术资本不仅在投资国，同时也在被投资国得到利用，会进一步有利于资本的传播和各个国家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机遇，首先我觉得中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需要鼓励创业，而且需要有更好的金融市场，而更好的金融市场就会推动小企业的发展。

　　结论就是我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有快速的增长，而且能够加入到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当中。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机遇是非常好的，中国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早在公元1000年到1300年之间，中国就是全球经济绝对的领头羊。现在中国的人才也非常多，如果说中国能够继续改善政治和经济的机制，中国将会再次成为世界的领袖。我给大家的赠语，就是希望大家梦想实现，这不仅能让中国受益，而且能让全球受益。■

　　(作者系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本文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柯白玮根据作者2012年6月9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办的“第九届SNAI－ASU企业家高层论坛”上的演讲录音和速记整理、翻译而成，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