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讲话实录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14日-15日，由《财经》杂志和博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 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召开。图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财经》年会专报】2011年12月14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会上做主题演讲，以下为全文实录：

　　主持人王波明：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美国第39届总统吉米·卡特先生。

　　主持人王波明：大家晚上好，我们这个环节现在就开始。今年《财经》年会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美国第39届总统卡特先生，也就是卡特先生奠定了中美正式外交关系，今天我们请卡特先生为我们作有关中美关系主旨演讲，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基辛格先生1971年到中国访问，大家可能也熟悉尼克松先生1972年到中国访问。但是，当时把他们两个人到中国的访问称作“破冰之旅”，不足以说明整个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中美两国几代人的努力，也正是由于卡特先生的努力，中美两国得以在1979年1月1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过几天中美建交就已经到了33年了，所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确实也体现了邓小平先生和卡特先生超人的勇气和智慧。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卡特先生来做主题发言，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大家可能还都记得邓小平先生访美带着牛仔帽，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美国篮球队员在给邓小平先生做花样篮球的表演，这些情景都是在1979年1月28号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发生的，当时是邓小平接受了美国总统卡特先生邀请访问美国，这也是在中美关系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也是卡特总统在任期内对美国，中国，乃至对全世界所留下重要的政治遗产。回顾这30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为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以，下面我们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卡特先生为我们做主旨演讲，有请。

　　吉米·卡特：非常感谢，首先要感谢王波明来邀请我来参加这么一个演讲，也祝贺他的《财经》杂志，《财经》杂志已经在全世界成为著名的杂志，不仅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情况，别的国家为了更好了解中国也希望来读这个杂志。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在1949年时，当时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海军军官，当时来了中国之后，过了几个星期中国新中国成立了，而1949年10月1号是我的生日。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也见到了副主席习近平，我们又回顾了当时乒乓球外交，我们见到了当时外交时候的乒乓球队运动员，我当时还是州长，我知道我们两个国家伟大人民经历这么长时间，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下最终建立了这样一种外交关系，同时也不断发展着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尼克松在1972年来到中国去了上海，和周恩来一起去的，尼克松他宣布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机会，他没有说是哪一个机会。又过了7年的时间，他说是中国。我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我生命当中非常精彩的时刻，我和邓小平先生的会面，当时我们就有很多联系，当时在华盛顿就决定让我们外交管理正常化。

　　同一周邓小平又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制度，一方面是在不影响中国内部的前提下，还有不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都是邓小平所做的决定，这是1978年12月做的决定，不久邓小平就访问了美国，他非常有幽默感，获得了美国公众非常多的好感，也见到了我的女儿。我们当时针对苏联有一个新的法案，苏联在限制自己一些犹太国民到美国来，对这种国家我们不给贸易国的待遇，邓小平听了我们这个法案说好的，我会把500万的中国人送给你，怎么样，我说你要送500万中国人给我，我就把美国1万个律师派给你们，他就说你还是把你的律师留在美国，我还把我的人留在中国。

　　我们最后阶段谈了很多两国之间协议，包括科学技术的合作。当时我是住在白宫，凌晨3点的时候有电话打进来，我还以为是什么危机。是我们的一个外交官，我说有什么危机，他说没有危机，我跟邓小平先生在一起，他说你们能不能接受5千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我说你跟他说我们能接受10万中国留学生，让他派过来吧。而今天，美国大学有16、17万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美国留学生到中国来，这也改变了我们两个国家，由于中国的改革，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获得了很大自由。自从我离开了白宫以后，我也在中国各地游历过，也是在邓小平的邀请下，一开始中国人讲不能把利益留给自己，但是改革开放首先通过这个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就是农民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养几只鸡，可以买自行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从那以后我们看到巨大变化，带来的益处不是中国的，而是全世界的。

　　那么，当时中国人从一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都不自由，更不要到城市里来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到大城市，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巨大变化，我们在白宫的一个宴会上邓小平先生说，你个人有什么需求，我可以帮你的忙吗？我给他讲我小时候每周都要捐5分钱给教会，让教会带到中国来建医院和学校，而现在中国并没有实行宗教自由，并不能在中国自由散发圣经，你能不能改变这个政策，第二天在早餐会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会改变中国法律，在1982年在中国人大通过新的法案，新的宪法就强调宗教自由。

　　我后来来到中国也体验到了这种宗教的自由，中国跟世界国家也有很广泛的贸易往来。我们卡特中心特别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设。卡特中心所到之处发现中国也在积极的参与改变地方当地人们的生活，带去医药来控制疾病。我们希望未来这方面，中国政府跟卡特中心也能够有合作来终止世界上，包括非洲地区的疾病。

　　那么邓小平决定做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决定中国基层的选举。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基层的选举，有9亿的中国公民都参加了这种基层的选举，而且中国政府也跟卡特中心在这方面进行了合作来推进中国的基层选举，鼓励中国青年人来参加，我看到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以前预见不到的，也是邓小平以前没有预见到的，规模如此之大。

　　所以我说在1978年，当时我们做了这么艰难的抉择。

　　当时我这个抉择并不受到很多美国人的欢迎，因为美国很多年维持跟台湾非常亲密的关系，把中国大陆称为红色中国。但是我觉得建立这种正常的外交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在中美之间还有一些观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有你们的文化，有你们古代历史，另外你们的发展程度跟美国也不一样。在美国大选年的时候会有人对中国政策提出批评，现在美国自己也陷于非常慎重的债务。中国现在有4万6千亿的外汇盈余，而我们有很大的预算缺口，我们卖给中国的东西不如中国卖给我们的多，有些美国政治家就开始把我们的问题推到中国人的身上去，他们认为文化不同造成了我们的问题。

　　5年以前人民币是1块美元换8点多人民币，现在是1：6，人民币升值已经22%了，只有5年的时间，但这个决定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不是美国人强迫来决定。我们自己美国人也要决定自己如何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在我们经济上，我们相信人民币的币值也应该有中国人民所决定。

　　我在白宫的时候向邓小平做了一个承诺，是关于跟台湾关系方面的问题，这是当时我们面对最难的难题之一。当时我就同意，我们当时需要解决的是我们的分歧。当时我们答应不向台湾销售武器，邓小平也向我承诺台湾问题承诺不使用武力，利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我们之前是给台湾销售过一些武器，所以我当时也对美国的一些领导有一些批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在中国的南海地区有一些争议。我知道这样一些争议，未来可能会卷入美国，因为美国他是一个海上国家，所以他有很强的海上利益存在。

　　另外，在上海或者是在香港，或者是在青岛，我有一个朋友去过这些地方，他经常会给我发一些明信片，会贴这些地方的邮票，他们给我很多这些地方的礼物。当时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朋友，叔叔会给我寄很多礼物，我会把这些礼物分给我的朋友们，所以这些就是我当时对中国最早的记忆，比如来自上海的礼物，我7岁的时候收到了上海船的模型。所以，我从当时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也知道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大区别，我知道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美国的政府，对于美国总统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但是有一点我是很确定，我们的共同信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对于和平与繁荣这样一个追求和稳定的追求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可以拟合我们之间的差异。我知道在未来我们将会渐渐的实现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以及非常重大的共同目标。但是，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比如我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的问题，我们两个国家都是同意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事情，去改变全球变暖的趋势。如果中国和美国愿意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其他国家就会跟随我们，印度，巴西，欧洲，南非，所有国家他们都会跟随美国和中国，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达成一致的话，他们会跟随。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稳固，相对增强，分享我们财富给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美国也有很大的贫富差距，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个问题在非洲也是存在的。在中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是一样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更富裕，内陆地区的人更贫穷。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中国正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的穷人也能够富裕起来，希望我们两国能够相互借鉴对方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及世界的稳定。如果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联合国所说的世界和平，那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去促进世界的和平。那么，在很多事情到安理会去讨论之前，我们都应该能够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因为美国和中国他们如果能够达成一致的话，他们会对于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这样一个使命起到很重要作用，比如说朝鲜半岛的问题。

　　我经常去朝鲜，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去过朝鲜，去朝鲜之前一般都会先来中国跟中国领导人先谈一下，我会谈一下什么是最好办法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我想这个也是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来面对来自北韩的威胁，这虽然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世界性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和平的问题，世界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在今后20年当中应该是合作，一致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话世界就会变的更加稳定。

　　有些人经常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在香港我经常被问到。“你觉得是什么把我们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吗？”什么共同的承诺？我想就是我们对于未来这样一种愿景。让中国年轻人在我们大学里面接受教育，我说过现在我们有超过100万中国学生曾经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也有很多美国学生来到中国接受教育，他们是一些舆论领袖，观念领袖，他们会相互影响，同时他们也会体现我们这种民间外交的一种理念。同时，就像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所带来文化交流一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他们也会实现我和邓小平当年的一些想法，中国和美国两个伟大的国家相互的合作，建立友谊，相互尊重，尽管我们有很多差异，我们可以更好的给世界带来和平，更好的经济稳定。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福祉，这是我共同梦想，我希望中美两国作为合作伙伴实现这一点，作为朋友能够相互尊重，谢谢。

　　主持人王波明：感谢吉米·卡特先生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精彩发言，接下来总统先生愿意回答几个问题。在座各位把问题写好，把你自己名字写上去，交给站起来的张博士。美国总统离开白宫以后的日子好象比较神秘，卡特先生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离开白宫后的日子？

　　吉米·卡特：当然可以，非常感谢你这么好的一个问题，当我离开白宫以后，我就建立了卡特中心，在亚特兰大。同时也在艾莫尔大学进行教学，卡特中心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我们不和其他人做任何竞争，所以我们做的很多工作涉及很多其他人不去的地方，比方说朝鲜，我经常去朝鲜。我们也做一些中东合作项目，像巴基斯坦的两派，我们协调他们的关系，尼泊尔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选举，我们帮助他们建立新的政府，协助了他们。我们都是为了促进和平，我总会给美国总统写一个报告，我做了什么工作，建议他们去敏感的国家怎么做。另外卡特中心就在参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这个选举不是很成功。还有在埃及，我想他们有了非常成功的选举，卡特中心的同事们将会几个月时间，会在埃及待到明年6月份，一直到他们选出一个新总统。

　　我们刚刚颁布突尼斯完成选举，当印尼从一个独裁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帮助他们监督他们的选举。所以，我们已经参与很多选举，我们大概在70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工作存在，30个是非洲国家。另外是疾病方面的问题，我们主要关注一些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忽视的一些疾病。有些疾病在美国不流行，日本不流行，巴西也不多了，欧洲也不多了，中国也没有太多流行病了，比如说沙眼，还有寄生虫，痢疾。我们对此也提供帮助，同时我们也教非洲居民种庄稼和食物，因此我们帮助了800万个非洲家庭，使他们能够种出更好的庄稼，这是我们卡特中心所做的事情。另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我们跟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共创未来。

　　那么，未来卡特中心也会进一步加强跟中国的合作，使得我们两国人民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相互理解。

　　主持人王波明：下一个问题是凤凰卫视提供，请卡特先生评价一下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看看您对美国经济复苏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吉米·卡特：这两个话题是各不相同的，占领华尔街是人们没有找到自己解决方案的时候，当他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找到的一个方法。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在美国富人财富越来越集中，穷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贫穷，比如说我在白宫的时候是1%的富人占有美国财富9%，可现在1%富人占有美国财富的20%，这也就意味着贫富差距更大。因此，占领华尔街就是要求财富能够更多分配给贫穷的家庭。其他的国家人也可能有同样的诉求，谈到美国经济制度，我们现在有很大债务问题，美国国会目前还不能找到一个大家能够得到一致意见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我们要增加税收，还有减少支出，但是在这上面共和党和民主党意见相左。

　　我们也有一个意向，希望这两个事件可以同时做。经济学家是了解的，前任总统是知道的，但是现任的政治家还不了解怎么做。我们现在的赤字是有很大问题，但是经济上我们还是强劲的，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未来美国人们还会有非常好的未来，大家不用太紧张。尤其是跟中国合作，美国人们的未来更会好。

　　主持人王波明：多谢总统先生，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第一财经电视，现在世界经济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你如何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中美贸易关系？

　　吉米·卡特：我想中美之间是有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那么，一方面是外汇币值的问题，美元现在走的很强，昨天又走的更强，这是由于欧洲的一些事态有新的发展，这是由于美元是一个自由流通货币，所以就更强了。人民币兑换币值可能稍微低了一些，但是这些不是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更加习惯于用信贷来花钱，我们要改变这个习惯。在过去的30年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生产者，生产各种产品。而美国做很多的发明，但是生产主要是在中国进行，生产完了以后又出口给美国人。因此我们就需要去提升美国产品的质量，同时要把价格降下来，这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跟中国的贸易之间有逆差，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跟80多个国家都有逆差，因此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我相信自由贸易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由贸易的障碍，中国已经成为WTO成员，这对中国，世界都是好事，我们了解越多，我们的贸易越多，双方未来就会越好。

　　主持人王波明：这可能是总统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财经网。他这个问题主要有关总统先生怎么看待现在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因为现在两者关系已经缓和多了，跟当初1979年1月1号中国和美国建交的时候很不一样了，总统先生评价一下，当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缓和以后，美国怎么样逐渐把这个“售武”状态给逐渐淡出，这个总统有什么看法？

　　吉米·卡特：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我跟邓小平谈判的时候，1978年就台海关系的问题他跟我达成一个共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达成一致，美国将不再卖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给台湾，他也同意两岸问题一定要通过和平的问题解决，有这样的基础才使得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了。我是非常尊重这种承诺的，当然了，美国并不是总按我的承诺来。1992年老布什就把一些战斗机卖给了台湾，我觉得这是攻击性的武器是不应该，我就批评了当时的老布什的政策，他没有遵守我的承诺。从那以后，每次美国卖进攻性武器我都给美国总统写一封信，给美国国务卿，跟国防部写一封信，这个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的诺言应该遵守。

　　我很高兴看到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也在改进，在我实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也把我国务卿派到了台湾，我们国务卿助理派到台湾。但是他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些乌合之众在台湾砸东西，砸他的脑袋上，他们对我们的国务卿助理这样做我当时非常生气。但是现在美国跟台湾关系非常好了，也跟大陆关系非常好，也跟香港关系非常好了，也跟中国西部关系也非常好了。我们跟深圳，跟北京，跟中国到处都有非常好的关系。

　　我非常高兴看到过去几年我们的贸易，商业，还有旅游交往是非常多，就像跟台湾之间一样。那么，我们希望两岸很好的关系能够继续保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主持人王波明：我看问题里头再加一个，这是来自于一位女士，李亦菲。她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奥巴马能够重新当选的可能性有多大？

　　吉米·卡特：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主持人王波明：可能他是在问你对他成功率的评价，或者你对于他的一个执政评价？

　　吉米·卡特：我对于奥巴马执政不想做太多评论，但是我预测明年他会重新当选，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民主党，所以我相信明年我们会有一个，还是一个民主党的人当选总统。

　　主持人王波明：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感谢卡特先生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多谢，这一节就结束了。

　　主持人王波明：再次感谢吉米·卡特先生，让我们所有掌声欢送吉米·卡特先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