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自1974年和1988年中国与越南在南海发生两次海战以后，虽然近年来越南、菲律宾在南海有争议岛礁和水域与中国屡次发生摩擦，虽然中国许多民众呼吁官方在南海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但官方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克制战略，不愿让南海争端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越南所称5月26日中国海监巡逻艇割断在南中国海勘探作业越南测量船“启明”2号海底缆索的行动，以及中国外交部警告越南：“中国海监船对越南违法作业的船只采取的执法行动完全是正当的。我们要求越方立即停止侵权的活动，不再制造新的事端。”这一新的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否预示着一旦需要，中国将敢于亮剑？

　　值得注意的是，5月25日，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海洋局海洋管理司原司长鹿守本教授在2011中国太平洋地区论坛上说，解决南海问题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任何再困难的问题，总是有出路的。无论钓鱼岛，还是南海有争议诸岛，我们现在究竟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条件？无论任何主意和办法，都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但总之我们都不能僵持着，不能无所作为。以鹿守本的身份，他的话或许意味着某种暗示。

　　毫无疑问，当前东亚安全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进一步贯彻稳定周边的方针，更好地推动东亚安全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看待东亚安全合作前景以及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在京联合举办的2011中国太平洋地区论坛，以“东亚安全合作的前景与对策”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智库和高校的一些专家学者，公开阐述他们的观点。

　　“从中国《易经》的角度看，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不矛盾。在韬光养晦时，应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时要韬光养晦。这应成为我们处理南海问题等的一个战略原则。”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在论坛上说，从全球战略格局看东亚安全问题，要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我们的战略应是“经合武备，法斗文争”。中国的东亚安全合作方针应是争取可持续的合作、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的安全，并坚持合作中防危，防危中合作的基本理念。

　　东亚对策与

　　全球战略相融通

　　当前，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战略格局是怎样的？东亚安全态势与全球战略格局有怎样的关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的相关阐述十分清晰：虽然西乱东震有利于中国，但很明显的客观态势是，未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会有所增强。尽管美国声称乐意与中国就亚太事务进行磋商，但中美有关亚太地区领导权的竞争难以避免。中国军事现代化超越了美国人的想象，这使美国人意识到已没有能力进攻中国。而由于中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由互补性变为竞争性。伴随着中国国内民众观念的多元化，中美关系将更多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冲击。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应双管齐下：一是稳定周边，一是吃定美国。仅仅通过双边关系难以与奉行机会主义的东亚国家解决问题，如果大格局有利于美国，中国对东亚国家再好也没有用，只有吃定了美国，东亚国家就会做出恰当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对东亚国家该争取则争取，该威慑则威慑。总之，稳定东亚安全态势，须将全球与周边战略融通思考。

　　显然，对东亚安全态势的判断，取决于对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的判断。“亚太格局呈现机遇，中美进入和平共处重大磨合期，和平概率很大，战略互信需要更长时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付梦孜的观点是提出了相关背景趋势的预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的分析结论是，中美在亚洲如何共处，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的重大课题。全球化造成国家边界日渐模糊，这使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二元结构陷入困境。中国应在美国的战略空间里寻找机遇。

　　面临机遇，我们究竟应当如何作为？原解放军防化学院副院长徐光裕的观点，坚持其一向的强硬风格：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不可避免、不可妥协。美国要保持自己的颠覆力、控制力，也不可避免、不可妥协。因此，中国不应妄想在所谓温良恭俭让的表面态势下崛起，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心态应该端正，消极被动的悲观心态，决不可取，而应主动、积极、乐观和必须有所作为。摆在中国面前的战略选择，只有三条道路，一是逆来顺受、全面妥协，所有的领土争端，都通过谈判，让给对方，以求平安或安定；二是通过左右逢源，以求安全发展；三是柔中有刚，不轻言妥协。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我们应采取第三种办法，以改变不进不退、不和不战的现状。我们不会主动出击，但是一旦需要，一旦受到挑衅，就坚决地打。

　　多重手段化解

　　东盟二元战略

　　很值得关注的是，外交部亚洲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妍在论坛上回应学者观点时表示：立足于全球发展来看东亚安全，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肯定客观存在，但战略安排上如何体现我们的辩证思维？我们需要能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战略判断解决了一个方向问题，但朝着这个方向，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需要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实际需要，加以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什么相对于经济合作，中国在地区安全上比较弱？由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这样的二元战略结构，使得中国试图通过经济合作促进与东盟安全合作的努力，难有明显成效。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虽然有利于协调中国与该地区的国家关系，但中国究竟以何种形式融入该地区政治经济关系，是个需要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韩锋提出他的观点：中国应支持东盟的整体性，防止其散掉。平衡大国是东盟各国一向的基本战略，中国应化解这一战略。南沙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关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东盟的努力方向看，其主要是试图通过法律、结盟等手段与中国确立行为准则。但南沙问题除了涉及领土争端，还涉及到能源资源、海上交通安全以及渔业和环境等海洋管理、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在不影响中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捆绑该地区的这些公共利益，形成事实上的合作。东盟是中国在该地区可以借助的力量，中国应发挥自身优势，处理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认为，中国处理南海问题过去坚持双边，拒绝多边，但拒绝也拒绝不了。到底应以区域内和区域外划界，还是应以申诉国和非申诉国划界？从法律角度看，中国国家海洋法里，对中国国家海洋划界中的南海基点确定，这个重要工作尚未完成。我们需要加强测绘力量，将南海所有岛屿岛礁、海底地形等，测绘清楚，制成完整清晰的中国南海大陆架地形图，以增强中国在南海划界谈判中的说服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向阳用32个字，提出中国东亚战略构想应有的基本原则：不失王道、和平发展、双多齐下、刚柔并济、陆海兼顾、化解矛盾、中美协调、和谐共进。陈向阳同时认为，解决东亚安全问题，还应与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解决南海问题

　　重要机会到来

　　对于国内舆论有关的某些主张，张妍强调，2009年中央确立的坚持韬光养晦，争取更大作为的调子，随着国家的发展，无论在原则的坚定性，还是策略上的技巧性、进取心等方面，都同步有所改善。而政策的复杂性，也在急剧上升。“比如在处理南海问题上，曾有很多质疑，认为外交部是否有些软弱，是否没把国家利益的争取放在首位，是否做了妥协退让等，但这其实还是一个能否从哲学的高度看问题的问题。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都应结合国家发展的大局来处理。中国的外交，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处理问题如何真正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能够真正考虑国家和平发展的大势，并在我们愿意的情形下，采取一些行动？”

　　而关于采取行动时机的选择，张妍特别强调：“这个时机，应该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但必须是有信心和在有利于我们的情形之下。在有能力打赢取胜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我们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中制定完善国家海洋战略的设想，如何解决南海争议，应放在更宽泛的战略格局中来思考。”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总地质师曾兴球，是中国石油界著名的石油勘探和商务谈判专家，他在论坛上表示，东亚各国的安全合作前景，非常值得期待，但“道路非常不平坦，我深知其中的难度”。研究东亚问题，一定要眼观全球，目前正好是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个机会。他坦言，中国的发展，需要能源，短期内仍需依靠传统高碳能源，仍需更多依靠进口外来能源产品。曾兴球显得有些焦虑地说：“中国春晓油田发现20多年来，一直没办法开采；南海的海底状况，我们非常想搞清楚，但一直受到越南的干扰。”曾兴球认为，如果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只有柔，没有刚，那根本不行。我们不打人，但如果我们有能力打赢的时候，所有的谈判一定能成功，所以我们一定要务实。

　　曾兴球的既冷静务实，又决不妥协退让的对策建议，似乎也代表了国内舆论的主流倾向。近来国内许多媒体都发出相关声音：事实上，中国对策转为强硬，并非意味着中国一定要动武，但中国必须摆出强硬姿态，决不能退让，而谁能硬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强硬的措施可以有多种，但总之要有时刻都可以把对方一举歼灭的姿态、手段和决心。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告别软弱的开始也是对方收敛的开始。而中国强硬政策的理性和现实目标，正如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理事长、原海军副司令张序三在本次论坛的致词中所说，要想把东亚的事情办好，关键是要把东亚的情况搞清楚，把东亚的问题摸准搞透，同时也要明确中国自身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需求，在“知己”和“知彼”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方针和解决办法，从而达到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之目的。

　　上述背景下，6月3日至5日举行的第十次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因为首次有梁光烈防长及其率领的中国军方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必然增添很特别的内涵，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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