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权静：你待过美国、香港、内地，您觉得这三个地方的经济学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李稻葵：很不一样。先说美国，美国氛围是很单纯的，怎么个单纯法呢？是行业里面的，学术界里面的大佬选定了课题。比如说某一位大教授，先写了一篇文章，他选了一个课题他来做，他的文章出来以后，年轻人跟着写，扩充、完善，技术上搞的更复杂一点。这是基本的一个模式，基本上美国做研究的模式，这个一点不夸张，如果这个年轻人幸运的话可以跟自己的导师合作，发文章就快一点，成长的就成熟一点。毕业了5—8年之后，幸运的话可以自己寻找课题来做了。总得说来，课题选择面是比较窄的，课题的选择绝大部分是和美国、欧洲，顶多是日本的经济挂钩的。那时候我经常开玩笑，中国人在国外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不多，真的不算多。尤其我们这代人，严格意义上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研究宏观经济学是美国经济学。美国的劳动经济学，更是美国经济学了，普林斯顿大学，在美国非常优秀的劳动经济学的教授，他明确的跟外国同学们讲，外国留学生讲，如果你们要研究的话别找我，别跟我。我的经济学，我的劳动经济学全是研究美国的事情，你们整不明白，你们没感觉，你别跟我，找别人去吧。所以我们这批人当年读书的时候，包括像钱颖一院长，包括王一江，白崇恩，这几个人基本上选择了这几个导师，一，马斯金，200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研究经济理论的，很严谨。第二选的是科尔奈，是当年研究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改革的。我们跟他的思路是一致的，都要研究中国经济。第三个，我选择的是(史来法)，他是研究公司金融、法律，公司治理这些问题的。他的面很广，他从小在前苏联长大，对于经济改革的问题是高度关注的，当然了，实事求是讲，他的基本思路跟咱们不太一样，他是比较休克疗法的经济思路，这个不要紧，基本关注的思路是一致的。我们这几个人都是高度关注经济问题的，当年求学、研究过程中选的课题都是跟中国相关的。我们这批人在美国属于相对而言属于少数派。这是美国的工作环境，美国比较单纯。

　　另一个极端是中国经济，中国的工作环境里面，大量的问题是正在发生的，老百姓关心的，决策者关心的，正在发生的，教科书里又没有答案的，现实的问题，逼着你去思考，采取新的办法去研究，逼着你重新从零开始思考。好处是什么？好处你研究的问题都是大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对实际有帮助，对学术研究确实是有创新的。缺点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讲，至少我自己长期困惑的，就是太忙了。

　　主持人权静：为什么？

　　李稻葵：太忙了。大量的现实的事情在推这你走。

　　主持人权静：应接不暇。

　　李稻葵：就说我自己。我最最渴望的事情是早晨醒来能够有两三个小时谁也百来打扰我。电话、手机、互联网也别打扰我，静静思考，看点文献，写点东西，关键是思考，写东西还不算。这样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每次我都觉得一定要清楚，要非常清楚，一个学者他的人力资本，他的知识是要折旧的。就像汽车、房子都是一样，也是折旧的，必须要不断研究。所以中国经济，中国的大氛围，我简单说，打比方，就是一个高使用率，高折旧的一个环境。身体折旧就不说了，我想我们都老化的非常快，真的是这样子的。知识的折旧你是看不见的，可能有人不知道，至少我自己很清楚，我折旧的非常快。一有机会开会的话，我真讲实话，我是最最希望多学习，多听的。所有的会议都是这样。

　　主持人权静：刚才说到非常忙碌，我们也觉得您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我就只是把我学术研究这块，踏踏实实做好，然后别的事情也有所取舍，不是吗？

　　李稻葵：是这样子的。你说的非常对。所以，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对一个学者提出的一个挑战。挑战是什么呢？挑战是对他的需求太多了。对他的需求非常多。而且很多的需求你是比较难拒绝的。

　　主持人权静：为什么？

　　李稻葵：中国的社会是一个跟西方社会相比，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西方社会很简单，中国的社会就复杂多了，太复杂。我不是抱怨，只是客观的描述。所以你作为一个学者，原则上讲，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能够自己作主。不可能。咱们不要误解，我指的是时间分配。我是非常幸运的，这么多年行政上的工作任务相对而言不是特别重。我特别感激，我的一些朋友们、同行们，他们为像我这样的学者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研究环境。我讲的是实话。

　　你说行政的事情，你不能说文章没写好，我要静静思考，开会推迟一个小时，不可能做不到的。你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以跟尼克松说，我没睡醒觉，你晚来1小时，我睡好跟你谈哲学，一般人做不到。

　　主持人权静：所以如果这么探讨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也有出世和入世这样的区别的话，入世更积极的参与社会现实的各种运行法则，我去思考。而出世真正踏踏实实把真正的学问做好。

　　李稻葵：我这么说，这个问题不能抽象的回答。我们这一批人，这一代人，赶上了一个百年不遇的一个机遇。那就是中国经济的迅速的崛起，这是事实。没有任何的夸张，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学者，肯定他的选择、他的使命都和生活在一个平稳的时代的学者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超越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你去选择要过一个平稳、平静的学者生活，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个人的价值观，我个人的理念是你不仅对不起这个时代，而且你可能也对不起你周边的养育你的，培养你的老师、家人、父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这个社会最最需要的在我看来是能够脚踏实地把中国的事情研究清楚，然后跟西方人进行有效的沟通，然后如果非常幸运的话，如果个人的控制能力很强的话，在这两件事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研究升华成国际上能够接受的看明白的学术。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至少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学者的一种选择。

　　主持人权静：我觉得您整个思路停下来还是要通过学术解决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现实。

　　李稻葵：对。再说的更明白一点，在我看来，经济学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学问。经济学说白了就是研究社会的一个学问，经济学是不断变化，经济学跟物理学、自然科学根本的区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不断运动的，甚至受到自己研究成果的影响而变动。有点像物理学的侧不转定律一样，等你把一个事情讲清楚了，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股市也是一样，每年1月份股市会涨，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以后，好，人家提前就在12月份买股票了，1月份就不涨了。我自己是清华毕业的，我周边很多人都是跟我当前一样，抱着理工科的思维学经济学，经常提醒他们，至少不能用工科的思维思考经济学，那个思考、那个思路一定是死路一条。

　　主持人权静：就是一个社会学。

　　李稻葵：是社会的，全世界经济学学的最通的，不谈学术，经济学思想搞最通的是英国人。英国的一个本科毕业生，没有读过研究生，稍微用点心，他讲经济学的道理很深刻，头头是道，比博士生说的还好。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主要的发源地是英国，英国有这个传统值得我们学习。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