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本报上期刊登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录，其中谈到宏观政策作用时，刘伟强调，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强大通胀压力，既有需求拉升因素，也有成本推动因素。如果紧缩政策抑制了需求的同时，并没有降低成本，必然作用有限。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影响劳动者的行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降低国民经济的成本。而对于中国经济究竟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需要采取怎样的政策以应对来自国内的潜在威胁的问题，刘伟当时有更深入的阐述。以下就是相关的访谈内容。

　　须更坚定推进市场化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究竟如何实现您所说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刘伟：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今后能否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向前？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我们曾做过分析，认为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改造之前，中国经济潜在的年增长率应该在7%到9%之间，也就是2030年之前，中国完全有可能以当代国际标准为尺度，全面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的改造，成为当代新兴经济国和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当时设想，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2030年应比2000年的GDP指标增长10倍。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应比2000年的GDP指标增长4倍，也就是翻两番，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称之为全面小康。所谓全面小康，意味着在经济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也是中共十七大报告里讲的，到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并基本实现工业化。

　　 我们曾计算过，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平均每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概需要维持在7.16%。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前十年目标，2007年就实现了，提前3年。这前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提前3年翻一番。如果按到2020年再翻一番，2030年增长10倍的目标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就不必再像原来那样快了。如果今后仍按7%以上的速度增长，则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完全有可能在2015年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十二五规划开头第一句话要说“十二五规划期间，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时期”的原因所在。所以，这5年中，原来预定的2020年实现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有可能总的来说，基本实现了。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中国经济正面临哪些最主要的威胁？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外部威胁是另一回事，包括来自国际市场的威胁，以及来自国际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威胁，还有来自边境冲突的威胁等等，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只能假定国际大的格局虽有摩擦有分歧，但不至于把中国拖入到大的战争状态中。在这个假定的背景中，没有人质疑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至少15年的高速增长，但人们却质疑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速增长，并为此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是以长期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为主，而不是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来拉动，通常就会有一个增长的极限，这个极限一般在20年左右，能否穿越这个极限，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有两条：一是使得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使得竞争优势从主要依靠成本低廉，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这两个很关键的转变，说到底，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二者体现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相关联。

　　 《华夏时报》：所谓关联因素，就是阻碍或威胁？

　　 刘伟：一切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竞争优势转变的威胁或不利因素，实际上最终都是中国经济能否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威胁。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上世纪90年代末曾写过一个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的投入产出，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是要素成本低带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竞争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优势。这种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扩张带来的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将导致泡沫经济。他认为，中国经济如此增长下去，超不过20年的高速增长期过后，旺盛势头将很难持续。这就是当时很著名的克鲁格曼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极限论。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有力地证明了克鲁格曼的理论。

　　 所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增长是否真正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效率提高的根本在于创新，提高创新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发展方式的转变受到阻碍，必然威胁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华夏时报》：那么，威胁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

　　 刘伟：是反市场化的进程。

　　 中国现在要把历史机遇变成现实，真是到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了。

　　 首先是完善和深入市场化。所以我说在择机退出的问题上，我们应更积极更主动，不光是说中国有发展的阶段性历史条件，即所谓天时，更要紧的是转轨的历史要求很迫切。发展方式不转变，效率不可能提高，效率不提高，中国经济就难以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现在恰恰是中国市场化进程到了困难最大的攻坚时期。目前中国市场化的重点，是市场化的质量建设，是完善市场经济的秩序，包括公平竞争秩序、产权秩序、价格秩序、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等等，是用现代文明根本否定几千年的传统秩序，也是对传统体制的一种否定。是用价格信号代替计划指标，用竞争机制代替行政机制。市场化走到今天，真正的难点也发生了转移。中国市场化过去的困难主要是集中在商品市场化上，现在市场化的难点从构建商品市场转向构建要素市场。

　　 现在很多体制问题解决不了，都是因为要素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不发达。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土地财政问题等等，实际反映的是土地要素没有市场化，这些问题就很难用行政手段摆平。而劳动纠纷多，农民工受到制度歧视等等，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的有序性和公正性有问题。产权纠纷、知识产权等问题，表明专利市场没有发育起来。所以，像劳动、土地、资本、专利等等，包括企业产权这些都是要素。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失灵得不到微观基础的支撑，是因为这个微观基础上的要素市场欠发达。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基本上把商品市场化完成了，现在则是要攻坚，要解决要素市场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其所涉及到的矛盾和利益关系非常复杂，而非价格体制改革所能解决的。

　　 中国市场化走到今天，其难点，其深入，其完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根本。而发展方式转变之根本，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之根本。进一步说，这恐怕于中国民主化进程、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有其历史的必然要求。也会使得实现转变的情况变得更复杂。

　　深入思索的理念

　　 《华夏时报》：在遇到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胀的时候，所谓外需与内需的平衡，所谓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等等理念，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有多大？

　　 刘伟：如果我们做比较深入的思考，不难看到这些理念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关于外需，我们不好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过于依赖外需，因为是否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学意义的理论和经验的标准，现在还不太好确立，但我们这些年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是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波动太大。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数字：2008年之前，2003年到2007年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出口增长大概每年在26%。按照中国的经验，出口每增长10%，大概拉动当年中国经济增长1%，由此来看，那些年出口增长对GDP的贡献在2.6个百分点左右。到了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中国的出口也相应地负增长。前些年的经验是，世界经济增长和中国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世界经济每增长1%，中国的出口就会增长5%。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年增长率在5%左右,危机之后，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负增长，中国当年出口增长大概为负的16.9%。前后对照，危机前，中国经济增长每年有2.6个百分点是出口拉动的；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中有负的1.7个百分点是出口拉动的。可见危机前后，中国出口增长出现了4.3%的波动。

　　 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市场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被动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穿越不过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国的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过大。当国际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和波动，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却又没有人能控制世界经济。

　　 因此，实现外需与内需的平衡，实现所谓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过于依赖外需？很重要的一点，是内需不足。因此才需要为过剩的产能寻找国际出路。当国际市场繁荣的时候，可以缓解内需不足带来的增长乏力。反之，必然出现内外需不足交织在一起的状况，从而严重打击经济增长。

　　 构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滞胀，因此强调均衡增长，有阶段性的新特征。主要是针对可能存在的滞胀的威胁。

　　 但宏观政策的矛盾之处，是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全面紧缩对于抑制通胀有好处，但经济会停滞，衰退会恶化。反过来，全面扩张对于解决经济萧条有帮助，但通胀会恶化。

　　 现在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均衡增长？就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有了很特别的困难。

　　 而强调包容性，就是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有一个利益的均衡问题要解决。比如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的失衡，现在要求共同增长、共同发展，城乡互动。这是一种包容；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不同经济地区之间的差异，现在要求均衡成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利益分享的问题，需要互相尊重和包容。在经济增长的哲学观念方面和价值取向方面，过去是强调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现在则要强调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包容。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多利益关系发生了改变，如果继续单纯地在价值取向上以某个方面的利益群体为主，可能已不很适合当前的发展阶段。过去很穷困的时候，各个地区的发展，肯定是强调效率优先，梯度推进；在城乡经济二元性差异非常大的时候，为了经济的率先突破增长，肯定是重点保城市。现阶段，则不能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和矛盾中容易选择简单站在某个主导方面来突出它，而更是很多综合考虑和更多采取协调发展的方式。

　　货币政策的特殊性

　　 《华夏时报》：货币政策的协调作用为何不断受到质疑？

　　 刘伟：从政策协调上来看，我始终认为，中国货币政策不能简单学习欧美，因为中国货币市场本身的失衡，不是因为货币市场的供给不足。欧美国家是银行和工商业都需要货币，因此要求货币管理部门增大货币投放；中国是货币需求不足，货币的供给能力非常强，银行本身没有危机，流动性很好，居民储蓄状况也很好，2009年年末，银行存贷差为19万亿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疲软，特别是大企业和小企业都没有投资需求，这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最大问题。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不能像欧美那样简单地向流通领域中注入资金，而是培育工商企业对货币的有效需求，这应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此外，中国货币政策当前所运用的工具，和欧美不一样。欧美当前主要运用利率工具，中国当前运用更多的，应是数量工具，而须慎用加息。因为加息提高了企业成本，窒息了企业活力，却并不能有效抑制通胀，整个经济萧条的问题反而会更加严重。

　　 还有，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切换速度要比欧美国家快。因为现在有滞胀的威胁，过去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期在10个月，在当前滞胀的压力下，货币政策的微调转换需要更迅捷一些，因为很可能仅有两个月，经济就会出现新的问题，经济停滞成为首要问题，需要采取扩张政策；也可能刚刚采取扩张政策不到三四个月，通胀又成主要问题，必须采取解决通胀的政策手段。这样的双重威胁，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更灵活，货币政策的调整时间要与其迟滞期配合得更紧密。

　　 现在，中国货币政策是紧缩银根，有人说，可能紧不了几个月了。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商业银行首先承担了紧缩货币的代价。但如果加息，实现紧缩，将主要由企业承担紧缩货币的代价。如果不加息，甚至是负利率，维持目前的状况，实际是把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交给消费者承担。货币政策目前就是在几种手段间选择：紧缩的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所以在当前利益关系复杂，存在滞胀双重威胁的时候，要求货币政策的选择更灵活，变化更及时，配合更密切。这就是当前中国运用货币政策的特殊性，其失衡的背景、方向不一样，运用的手段不一样，所要求的政策灵活性不一样，甚至其与财政的配合性也不一样。

　　 中国货币政策的另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其财政化倾向很强，现在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很多财政扩张的项目，是通过信贷完成，因此扩张性的财政，肯定会冲击紧缩性的信贷。

　　 我现在所想到的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的特殊性至少有这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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