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的阵痛与前景

　　专访欧洲央行执委、首席经济学家于尔根•施塔克

　　记者 栾力夫

　　时至今日，发端于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逐渐演变为全球宏观经济最不确定因素。

　　进入2011年第二季度后，通货膨胀“幽灵”不仅席卷了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搅动陷入紧缩风险的欧元区。欧元区是否会率先步入“滞胀”陷阱？欧洲中央银行因其“维护货币稳定”的职责，陷入自其成立以来最为紧张的状态。

　　在共有6位成员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委员会中，来自德国的于尔根•施塔克负责经济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工作。施塔克曾担任过两届德国央行——德国联邦银行的副行长，并在2006年6月成为欧洲中央银行执行委员。

　　6月10日，刚参加了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的于尔根•施塔克先生就欧洲中央银行面临的挑战，以及欧元区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等焦点问题，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

　　财政巩固有利于中欧贸易

　　《财经国家周刊》：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在中国，许多人担心欧洲的紧缩政策会影响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贸易。

　　施塔克：从短期来看，财政巩固政策的确会对欧元区的进口活动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正因如此，欧元区的财政巩固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潜力。

　　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过多担忧这种影响。即便是从短期来看，财政巩固也将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并对经济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从中期效果来看，有效而积极的财政巩固将有利于欧元区整体经济的运行，最终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因此，在度过短期的困难之后，整体经济运行情况转好的欧元区将为中国的出口带来更多的机遇。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的欧元区似乎一直伴随着“债务危机”、“紧缩”这样的字眼。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欧元区的经济表现究竟如何？

　　施塔克：欧元区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速达到了0.8%，高于普遍预期的水平。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建设投资和欧元区主要地区强劲消费的推动。第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应该会较第一季度略有回落，但仍然会处于比较乐观的水平。

　　尽管在短期数据上会略有波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的经济活动仍然保持着积极的态势。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应当会支撑欧元区的出口势头。与此同时，欧元区的商业信心水平仍然比较乐观，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也仍然比较温和，欧元区为了增强金融系统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这些因素都将支撑私人消费领域内部需求的增长势头，从而大力推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

　　《财经国家周刊》：欧元区经济一个显著的亮点是德国的出口。虽然德国联邦统计局在6月公布的出口增速略有放缓，但上半年总体的出口势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欧元区另一些国家经济表现则大相径庭。如何解读这种现象？施塔克：德国出口的强劲增长支撑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通常来讲，货币联盟内一个国家强劲的出口势头会在联盟内部带来更活跃的贸易活动，从而对整体带来积极影响。

　　总体来看，在欧元区这样大规模的货币联盟内部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不是异常现象。这从欧元区创立伊始就是它的特点之一，在诸如美国这样的货币联盟内部也会出现相似的情形。

　　欧元区利率不可能长期过低

　　《财经国家周刊》：不论在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还是欧洲，今年上半年的热点话题之一都是通货膨胀。但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欧元区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

　　施塔克：欧元区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5月同比增长了2.7%，4月则增长了2.8%。这种增长从2011年初就开始了，主要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推动。除去占据HICP指标30%的食品和能源项目，HICP同比增长水平在1.5%左右。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HICP将保持超过2%的增长率。欧元系统机构6月经济预测认为，HICP的年度增长水平将在2.5%到2.7%之间；从当前的石油期货价格来看，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在2012年下滑到1.1%到2.3%之间。风险依然存在。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要比欧元区或其他发达经济体更为明显。特别是3月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平均CPI涨幅达到了6%以上，拉美则达到了接近7%的水平。除了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之外，食品等商品在消费比重中的升高也助推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应重新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特别是关注他们较低甚至为负值的短期实际利率。

　　《财经国家周刊》：通货膨胀水平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在欧元区内部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也不尽相同，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施塔克：在一个货币联盟中，不同国家间的通货膨胀率出现差别是很正常的，只要这种差别不会变成持续的现象并引发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当前欧元区内部出现的通货膨胀率差别，部分原因在于各国之间不同的间接税。此外，欧元区不同国家受到国际油价变化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而各个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差别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率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想彻底纠正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差别，就需要进行改革，以使得工资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并且与不同国家的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状况适当地联系在一起。此外，加强市场竞争、去除商业环境中的阻碍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有些国家已经做得很好，另外一些国家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经国家周刊》：当欧洲中央银行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时，人们开始担心会给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带来更高的负担。如何看待这种政策选择上的矛盾？

　　施塔克：对于欧洲中央银行而言，这并不存在矛盾。欧洲央行的职责是维持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中期上的价格稳定。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欧洲央行一直履行的职责。因此，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上考虑的核心是整个欧元区的利益和政策的中期效应。

　　当然，对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来说，单一的欧元区国家的发展状况也是要纳入政策选择的考虑之中的。但是，对任何特定国家发展程度的考虑都不会超出应有的范畴，即根据其对整个欧元区的稳定的影响程度来进行判断。因此，当欧洲央行需要为整个欧元区的利益来提高利率、调整过于温和的货币政策时，我们就会不受干扰地执行加息的政策。实际上，当前欧洲央行采取货币政策仍然较为温和，而物价依然存在上扬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我们也确信，欧元区的利率水平不可能在太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过低的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6月份，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先生表示对通货膨胀问题持“高度警戒”的立场，外界普遍认为这暗示欧洲央行将在7月再一次提高利率。这会不会进一步影响欧元的币值乃至中国与欧元区之间的贸易状况？施塔克：欧元区加息产生的影响将是复杂的，可能是各种要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现在还不能说欧洲央行加息一定会对欧元的币值以及中国与欧元区国家之间的贸易状况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

　　要全力避免希腊债务重组

　　《财经国家周刊》：主权债务危机恐怕还是绕不开的话题。希腊债务危机的前景是什么？为何要极力避免债务重组这一选项？

　　施塔克：希腊确实累积了非常繁重的公共债务。要想保持债务稳定，就必须实施以坚决的财政巩固，积极但又脚踏实地的私有化，以及深刻的结构调整，以激活希腊经济的增长潜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为希腊制订的经济调整措施，正是依据这样的原则设计的。严格执行这一措施将确保希腊的公共债务水平保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上。

　　在财政巩固和结构调整方面，希腊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在养老金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开放封闭的经济领域等方面。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一经济调整政策的关键时期，必须努力保持一切按计划进行。在经过了一些阵痛后，希腊的经济调整政策已收到初步成效，但更为重要的，是随后要进一步进行财政巩固和结构调整，并在希腊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进入实施阶段，以减轻其债务负担。如果这些工作可以完成，我相信希腊的公共债务水平是可以稳定下来的，并最终使其公共债务重新获得市场的认可。

　　现在就讨论解决债务危机的其他方法，只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动摇在希腊坚持财政巩固和结构调整的决心，这些举措是减轻希腊公共债务负担、激活经济潜在产能、使希腊重获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债务重组的选项会让人们不再那么关心针对希腊经济结构性弱点的改革措施，这些结构性弱点将持续削弱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债务重组还会导致希腊主权债务在很多年中不再被市场所接纳。而且，即便在一段时间后希腊可以重新回到市场，也将面对更高的风险溢价。此外，一旦希腊发生债务重组，就将迫使欧元区不能再接受希腊政府债务为贷款担保品。从更广泛的角度讲，希腊发生债务重组，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市场震荡，并殃及其他欧元区国家。

　　至于欧盟为希腊提供更长期的低息贷款的建议，我只能说，欧盟已经在为希腊提供比市场利率低得多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利率已经被大幅削减，而它们的期限也被大大延长了。因此，这些贷款将有助于减轻希腊在未来3年内的偿付负担。

　　《财经国家周刊》：先是希腊，后是爱尔兰，再是葡萄牙。人们开始担心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会成为债务危机的下一波受害者，欧洲中央银行也会担心吗？

　　施塔克：西班牙和意大利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它们的经济表现与那些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西班牙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革。它还需要在劳动力市场和地方政府预算框架方面做出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意大利则需要通过提高生产能力和非贸易部分的市场竞争度来提升其整体的竞争力。在财政方面，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坚持进行财政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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