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困境不单在流动性方面，也与长期经济疲软有关。因而既要确保希腊经济复苏，还需要大举改革

　　生死线上的希腊终于在6月29日通过了新一轮全面财政紧缩措施，这使希腊从违约边缘退了回来，也避免了欧元区爆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6月30日形势进一步柳暗花明，之前弥漫街头的暴力示威和催泪瓦斯逐渐消散，全面紧缩方案在第二轮决定性的议会投票中获得通过。

　　帕潘德里欧政府的“迅速实施280亿欧元的增税和削减开支”方案旨在填补希腊政府的债务漏洞。这笔贷款将取代一年前达成的1100亿欧元贷款计划，代价是希腊推出新的税收及更多削减公共支出、精简行政部门的措施。

　　根据这一措施，在未来几年时间里，目前行政部门中的大约70万名职员将被裁减四分之一，目前希腊行政部门每聘用一名新职员就意味着有五人离职，而未来这一比率将被调整至1∶10；希腊政府将在国防部门中削减支出，目前这一部门的支出在希腊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同时希腊政府将征收一种分等级的“团结税”，其税率依据收入水平而从1%到4%不等；此外，政府还将对公务员收入额外征收3%的税收。

　　自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目睹了希腊加速下沉的过程：经济遇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6月中旬下调希腊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希腊由此成为全球信用评级最低的国家。希腊债务危机一步一步走向悬崖边缘。

　　危急关头，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6月17日宣布大幅改组内阁，随后在19日提出相关提案。

　　经过三天辩论，希腊议会表决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6月22日希腊内阁通过了从2012年至2015年的紧缩预算案，扫除了获得新救助资金、免于国家破产的第一大障碍。

　　不过，危机并未因此而搁置。

　　虽然希腊政府投票过关，但金融市场对希腊能否长期避免违约仍将信将疑。

　　违约咒符

　　评估希腊债务问题，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西蒙·迪尔福特(Simon Tilford) 认为，希腊目前的情况比一年半危机彰显之初还要糟糕。“希腊经济增长停止首先源自金融危机，其次是该国的财政紧缩和公共财政计划——那些计划注定要失败，因为税率会推高失业率。局面不断恶化，现在已完全失控，整个希腊经济正急剧下滑。”迪尔福特对《财经》记者说。

　　2010年底，希腊债务已达到3286亿欧元，国债与GDP的比值创历史新高，达到142.8%。据预测，今年和明年这一比值将上升至158.7%和166.1%，到2015年将达到200%。

　　希腊经济仍在衰退中挣扎。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希腊GDP增速开始出现连续下滑，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4.8%。与此同时，失业率不断上升，对外贸易也难见起色。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希两国今年一季度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13%。而那些曾经有意的国外投资人也止步不前。

　　霍特国际商学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分析说，一方面，官僚主义和腐败仍是希腊发展的两大障碍；另一方面，希腊需要重新思考其外国投资鼓励性措施，使希腊对投资更富吸引力，如商业港口进一步私有化，或开发私营游艇码头等。

　　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方面更是毫无进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外部对希腊的偿债能力和前景将持续表示怀疑，并将进一步提升希腊的融资成本，使得希腊的债务不断增加。

　　希腊在向何处去？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合主席大卫·马什(David Marsh)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这取决于两方的表现：一方是德国议会议员们，早些时候他们投票一致决定将私营部门债权人纳入下个一揽子救助计划；另一方则是希腊的政客和人民，他们要想获得新的外部帮助，必须进一步进行紧缩。

　　希腊的政治精英处境艰难，因为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根本行不通。迪尔福特指出，欧盟和IMF低估了如此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可能对希腊经济造成的影响，第一次紧缩一揽子计划已使希腊经济剧减。希腊无法使其货币贬值，因为它没有货币。它也无法支付利息，随着其税收增加、支出减少，希腊经济陷入收缩。

　　“目前欧盟和欧洲各国的援助措施，除了使希腊的债务负担变得更为沉重，其他方面并无明显改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谭小芬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债务重组可能引发欧洲部分国家银行系统的危机，但救助银行系统的成本也要远远小于不停地救助希腊的成本。

　　现在看来，为了防止希腊的债务违约，欧盟还将需要不断地给希腊提供贷款之类的救助，并要求希腊实施更多、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方案，这些政策反过来又打击希腊的国民经济，更加不利于希腊摆脱危机。在这种悖论循环中，希腊债务成为一个无底洞。

　　希腊债务问题纠结于其破产的可能性，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瑟夫·盖格农(Joseph Gagnon)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债务重组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选择。

　　重组困局

　　迪尔福特认为，希腊是极小的经济体，绝对负担不起高达GDP 160%到170%的债务，其他国家应给希腊更多的时间来削减其公共赤字，制定经济增长战略，对希腊进行债务豁免，然而各方却在使希腊陷入经济衰退、政治不稳定乃至危机。

　　在希腊实质性违约发生前，各种文字游戏充斥，以回避“违约”这个字眼对市场的冲击。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巴特·范阿克(Bart van Ark)给出了一个界定：违约意味着破产，而重组则类似于申请破产保护，由银行介入，在关门大吉之前帮助其重回正轨。

　　他对《财经》记者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关停’希腊，在彻底违约和持续救助之间有很多可能，希腊需要进行某种类型的重组，让各国政府和银行共同帮助希腊重回正轨。其范围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大而集中，只会涉及数量有限的当事人，但市场和国际机构要对此有信心和耐心。”

　　在谭小芬看来，希腊进行债务重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希腊很可能通过债务互换或延期还款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不过，他认为最终走向债务重组也不能拯救希腊的经济。

　　希腊债务危机根植于希腊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欧元体系的弊端，希腊需要的不仅仅是债务重组，而是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革和重组。

　　除欧洲央行，希腊、德国、法国的商业银行和养老基金都持有大量的希腊国债。巨大的风险敞口是悬挂于欧洲央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熊厚对《财经》记者说，“延期还债或让私人投资者资产减计，都有可能会被评级机构视为债务重组，而这将会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债务重组所面临的道德风险也是现在相关当事方的一个主要考量。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上一轮救助没有效果，救助资金打了水漂。一旦允许债务重组，就会开救助其他欧洲国家的先河，导致道德风险。

　　而希腊主要债务在几个大国的商业银行手中，如果不救反而会伤及自身。但对银行来讲，如果希腊无法偿还，银行就要破产，双方被绑在了一起。

　　希腊债务重组的实质是通过减免债务总额，给希腊迎来更多时间偿还债务。虽然细节仍未确定，但短期内必将带来金融市场恐慌，造成连锁反应，拖累其他欧元区国家，给整个欧洲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威胁。

　　谭小芬说，当希腊决定重组的时候风险就会降低，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们预计希腊要进行债务重组，投资者不确定会承担多大的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比重组本身更加糟糕。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保拉·苏巴奇(Paola Subacchi)对《财经》记者表示，各方同意拿出钱来帮助希腊偿还债务，问题在于这些钱够不够？是否在推迟问题？而如何重组希腊经济，各方并未达成明确的一致。但财政巩固和经济重组计划做到可持续很困难，偿还债务不应该以经济崩盘为代价。

　　形势恶化，人们已在讨论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会是欧元的最后一个堡垒的问题——穆迪已在近日警告可能会调降意大利的债务评级，而意大利未偿付主权债务达近2万亿美元。

　　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 Orlandi)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债务危机的严重性表现在，它可能触发其他国家违约，使危机一直蔓延到意大利。

　　而意大利经济让人担忧，因为它是巨额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疲弱的结合。

　　希腊的困境在于，其经济体存在根本性问题，不单在于流动性方面，又与长期经济疲软有关。

　　因而既要确保希腊经济能够复苏，能留在欧元区以避免危机蔓延，同时，为使希腊经济重回正轨，还需要大举进行改革。

　　范阿克说，事实上，目前的僵局是因为很难确定前进的最佳道路。

　　多方博弈

　　6月13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法国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亚表示，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应由欧洲各国政府决定，而不是由欧洲央行决定。这一简短的声明是欧洲央行对双方责任的一个明确界定。

　　欧洲央行和德国对私人债权人是否应该分担希腊新援助存在明显分歧。在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看来，迫使私人投资者接受希腊债务危机造成的损失，可能完全破坏市场对金融业的信心，造成“信用事件”。

　　欧洲央行此前与德国政府对第二轮一揽子援助计划中是否应包括“强迫”重组有过争论，在马什眼中，它们不过是在互相推卸责任。欧洲央行怀疑自己被当成了替罪羊，欧元一旦解体，它将背上所有骂名，因此，其立场变得强硬，试图将责任推回到政客身上。

　　不同于其他央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只负责维持欧元币值的稳定，原则上对各国的财政困境并不负有援助的直接义务。

　　欧洲央行在此问题上自相矛盾的态度也让人困惑。

　　迪尔福特说，一方面，它们声称不可能进行债务重组；另一方面，它们似乎认为通过对其债务贬值，收缩其经济，这些国家能够复苏。它们没有办法使这些经济体恢复增长，但同时，它们完全排除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这真是自相矛盾。

　　从去年5月10日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开始，欧洲央行便在国债二级市场上不断吸入私人投资者抛售的希腊国债，并增加对各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据谭小芬分析，目前欧洲央行账上持有的希腊债券已达到400亿－500亿欧元，借给希腊银行业者的资金约900亿欧元左右，再加上一些担保债务，未来的债务总额可能会达到4000亿欧元。一旦希腊债券延期，欧洲央行将会陷入尴尬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谷源洋对《财经》记者表示，希腊是欧元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入欧元区至今已经有十年，虽然增长比较缓慢，但认为能就这样放弃一个成员国，这种想法未免太过简单。

　　欧洲人很难决定真的放弃希腊，即便希腊是欧盟中一个较小的成员，因为这是政治上的重大倒退。

　　但现实是，在欧元区内反对救助的呼声很高。

　　迪尔福特说，事实上，德国人正在主导这场辩论。在欧洲央行内部，一些成员持不同看法，但因为来自公共财政疲弱的国家及一些小国，他们无法畅所欲言。

　　马什认为，希腊可能不会马上与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EMU)断绝关系，但此举端倪已现。目前来看，希腊很可能最终将被迫离开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但具体时间远未确定。

　　IMF作为另一个当事人支持了欧洲尝试应对此次危机，人们猜测若由IMF为希腊出谋划策，后者将出现巨额的预算赤字以及贸易逆差。

　　迪尔福特说，IMF会建议希腊紧缩财政，进行结构性改革，并大幅贬值其货币。

　　不过IMF内部对此计划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此计划不会奏效。

　　日前法国财长拉加德获任新的IMF总裁，IMF前高级官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IMF已卷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进程，拉加德在履新之后能否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拉加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设定IMF参与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方式，既要避免崩溃，又不能有偏袒之嫌。”

　　德国政府是天平中最重要的一方。

　　德国舍卒保车的心态，加之国内压力使其一直以来在援助希腊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熊厚指出，德国不少反对派认为，德国不应在救助希腊等主权债务问题国家上继续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无疑让德国总理默克尔承担较大的政治压力。

　　为缓解压力，德国一直坚持让私营领域债券持有人在希腊债务救助计划中发挥作用，并积极推动债务延期。

　　德国要求民间部门分摊希腊债务违约成本，主张让私营领域债券持有人在希腊救助计划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建议投资者将所持2012年－2014年到期的希腊国债转换成将于七年后到期的新债券，这有利于降低德国政府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救助力度，避免国内公众的反对。

　　不过德国方面已有所软化。5月早些时候，德国方面表示放弃推动希腊债券延期偿还的努力。

　　理性的德国人可能看到在更大的集体利益面前或者说在不断套牢的情景下，继续填补希腊的资金缺口以此来换取希腊改革的时间可能比单纯的放弃要好得多。

　　谭小芬认为德国现在对待希腊债务危机态度上的转变，主要目的是拯救欧元。

　　马什认为，德国不会放弃希腊，从历史教训中德国知道，孤立无援时是它最脆弱的时候。

　　最近一次德国差点在货币问题上被孤立是在1993年，当时有人试图将德国排挤出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的前身——汇率机制未能得逞。

　　逃离路径

　　迪尔福特将希腊债务危机定义为：一场偿付力危机，而非流动性危机，就整个欧元区而言，并不存在债务问题，至少没有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他说，“问题在于欧元区国家使用单一货币欧元，而他们之间融合得不够。

　　他认为，现在是共用欧元的这些欧洲国家互相欠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国家需要更加紧密地融合，并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预算。当然，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融合。”

　　从技术上，索拉柯迪斯认为欧洲债券(Eurobond)可能给市场信心一个选择。他说，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总共占欧元区产值的7%，因此，通过发行欧洲债券承保这些债务，应该能解决此次欧元危机。

　　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和法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上述做法的政治成本？它们能否说服本国的选民相信，要想维持欧盟和欧元，这是唯一的办法？

　　欧元危机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是欧洲人想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在生产力、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力方面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范阿克认为，政策上两个基本原则可以决定债务危机退出机制：鼓励生产率驱动的GDP增长和限制政府支出——最起码，政府在每个国民身上的中期财政支出水平应当在危机解决前保持不变。

　　如果政府能够维持这样的政策，那么将最终实现财政盈余，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将大幅下降。这些政策原则将有助于缓解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当有助于其他面临财政赤字和高债务占GDP比率的发达经济体。

　　此原则的主要目标不是减少债务的绝对水平，而是要通过促进GDP增长来降低日益增长的债务占GDP的比值。这种比值的下降主要来自三种经济指标：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增长和未偿债务总额的净变量，这些变量在不同的比率水平上混合。

　　回到希腊的具体个案上，范阿克认为希腊在过去十年生产率大为提高，现在提出的改革建议将使希腊获得很多额外的生产力，希腊支出过高，税收过低。

　　假如决策者和希腊人民承诺包括政府资产私有化在内的改革，希腊大概会实现3%到4.5%的增长率。

　　范阿克说，“希腊需要实施逃脱策略，在削减支出和确保经济必须增长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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