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不合理贸易和不公平交易积累的财富支撑了欧洲国家长期的高福利制度，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不公平的攫取已越来越不可能，高福利制度也便难以为继

　　本报记者 郭素凡

　　希腊要破产了！

　　面对必须紧紧拽住的外来援助者和内部不依不饶的百姓，希腊当局进退维谷。长期处在一种高福利社会的状态中，希腊人还没有缓过神来。

　　6月30日，希腊国会终于投票通过了“中期经济紧缩法案”，为7月中旬希腊获取欧盟与国基会发放下一笔拯救款项扫除了障碍。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了对希腊发放第五笔总额为300亿欧元的贷款，让希腊勒紧的脖子暂时松了一松。

　　然而，对于这一紧缩法案，希腊民众却并不买账。6月28日希腊爆发全国罢工，公共交通几近瘫痪。

　　危机中的希腊需要开源节流，而在“节流”上，习惯了优裕生活的希腊人，则很难与高福利政策说再见。而同样面临高福利制度改革危机的，在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绝不止希腊一国。

　　惯性成阻力

　　希腊此次真是艰难过关，再获外援。

　　根据新法案，希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年收入1.2万欧元降低到8000欧元，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残疾人以及65岁以上的养老金领取者仍然不在此列。此外，希腊政府还决定对中央政府官员及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年收入超过1.2万欧元的部分征收累进税；对自谋职业者设立征税下限。新法案还把房地产税的起征门槛从40万欧元降低到20万欧元，同时计划在2011年减少4亿欧元的政府支出。

　　尽管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一再表示，唯有让这项财政紧缩方案过关，希腊才能“重新再站起来”。如果国会不支持这项方案，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不会再对希腊进行拨款援助。这样一来，国库告急的希腊在几周内，就会没有现金可用。

　　不过，希腊民众依旧不买账，他们仍然强烈反对让自己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紧缩措施。

　　6月28日，约两万名示威者分成两队，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国会大楼外游行。在希腊北部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也有7000民众游行示威。

　　这已经不是民众第一次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紧缩政策。债务危机当前，希腊人却不能牺牲小我，艰苦奋斗，颇受外界所诟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希腊的福利制度可以说在欧洲都是最好的，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是59%；英国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仅为30%；美国为40%左右，但在拉丁福利模式里，希腊则高达95%；法国是53%。

　　“福利有道路依赖，有很大的惯性，突然改造这个制度，让过惯了富日子的人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肯定会遭到抵制。”郑秉文说。

　　有欧洲学者指出，高福利政策下的这一代欧洲人，已经把享乐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休假、不加班、工作间隙的咖啡时间等，都被欧洲人当成不可侵犯的权利。

　　财政不堪重负

　　“希腊政府财政多年超支，直至最后酿成债务危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高福利制度。”郑秉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但是希腊人已经适应了悠闲幸福的生活。

　　他们通常吃晚饭的时间是晚上9点，各种社交活动也多是在这个时段进行。有人形容希腊人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上午上一会儿班，下午小睡一会儿，晚上狂欢一夜。

　　希腊公务员的福利更是令人艳羡。在希腊，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希腊公务员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一过，不要说行政机关，就连银行都大门紧闭。公务员每个月可以获得介于5欧元至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甚至连准时上班都会获得额外奖金。希腊法律还允许公务员在过了40岁之后就退休并领取退休金。

　　曾有美国媒体讽刺说：“希腊人就像一个亿万富翁那样消费，但实际上他们连百万富翁都算不上。”

　　问题的确在于，所劳与所得并不匹配。

　　“希腊作为欧洲边缘国家，生产力比核心欧洲国家(英、法、德等国)低得多，其生产力发展长期落后于福利增长，结果便是政府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

　　“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国家无法让工人和企业提高补贴，国家负担的补贴一年多过一年，财政包袱越来越大，只能发债借钱，最终导致债务危机。”郑秉文说，“之前IMF愿意提供资金给希腊的13条先决条件里面，有5条都跟养老金有关。”

　　事实上，不仅希腊，欧洲其他高福利国家，都面临和希腊一样政府负担过重的困境。

　　在欧洲，无论是结婚生子、医疗教育，还是退休养老，都在福利支持与政府补贴的范围内，从摇篮到坟墓名目繁多的补贴，一国比一国大方。但当经济疲软之时，政府显然就有些不堪重负。

　　福利制度瘦身难

　　追根溯源，福利制度的建立自有其合理性。

　　“社会进入工业化后，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与农业社会不再一样，劳动力因生命周期要有退休年龄，产业结构性调整等变动又会导致失业，此外工伤、疾病的机会也在增多，所以福利制度一开始，完全是针对工业社会和城镇化以后人们的风险而设立的。”周弘说。

　　“变化在于各国实行民主制以后，公众开始通过政治体制来要求自己的权益，福利变成了权利，政府需要承担责任，福利内核被进行了制度化的包装，期望借此督促政府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这样福利才有了刚性。”周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刚性福利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如何认知和认同风险是巨大的考验，国家需要考虑怎样的福利政策才能持续和长久。”周弘说，“遗憾的是，民主制度下，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得以彰显，福利制度因此而变得复杂，改革起来也更为困难。”

　　针对拉丁文化圈的特殊性，郑秉文更是提出“碎片化”福利制度的概念。他认为：“地中海拉丁区的福利制度呈现‘碎片化’态势，制度以人群为区分，而没有像北欧国家一样建立统一制度，这样一来，不同群体间会因为福利待遇高低不齐而互相攀比，进而推高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改革的时候则是每个利益群体都不愿意改，相互形成共谋，互为支援，最终令福利改革举步维艰。”

　　以法国为例，其提高退休年龄的福利改革难以实施，社会反弹十分强烈，几乎全社会各阶层均大规模卷入，正常生活秩序几近瘫痪。

　　“然而，法国还是以希腊危机为契机，迈出了推行福利改革的艰难一步。”郑秉文说。

　　“福利国家是一定要瘦身的。”周弘说，“必须削减，不削减就没有活力。福利还是要搞，但是要和该国生产力相匹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南北之间已经打通，过去欧洲通过不合理的贸易来享受繁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不公平交易坐享其他民族创造的财富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在法国，人们开始正视现实，推行养老金改革；在德国，政府已经让福利制度连续瘦身，走向健康；在丹麦，政客们开始讨论提高退休年龄；在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向国民发出“做好过上几十年苦日子的心理准备”的呼吁，最近又公开呼吁英国的失业家庭不要再多生孩子，因为国家已经实在负担不起那么多的儿童福利。

　　“瘦身过程必然很痛苦，很多国家改了很多年，就是改不动。”周弘说。改革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实行灵活保障，不干活就没有保障；还有变被动保护为积极保护，例如不再是下岗就有钱领，而是参加再就业培训才有钱。但在一些国家实行起来很困难。

　　“恰恰是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保护了高福利制度的落后性。”郑秉文说，“福利改革一涉及个人利益就搞不了，政党又需要这些民众手中的选票。”

　　一年前，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帕潘德里欧曾说：“如果不进行改革，希腊会在今后某年走上悬崖边缘。”现在，像希腊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真的走到了福利陷阱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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