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近日走进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跟家庭主妇们面对面畅聊柴米油盐等物价上涨的热点话题。彭森告诉家庭主妇们，百姓的生活，时刻牵动着中南海。国务院就曾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给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直指物价上涨问题(7月31日《京华时报》)。

　　尽管不清楚国务院在多长时间内下发了170余道文件，但调控物价的态度、决心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这说明国务院不仅密切市场价格行情，而且时时刻刻在关注和体恤民情。可见，最高决策层深知，CPI高企直接关系到民生负担。温家宝总理也曾说过，2011年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物价。

　　从去年开始，稳定物价就成为政府主要工作任务，国务院不仅出台了“国16条”等政策来稳物价保民生，而且还派出国务院物价检查组下基层检查物价。正因为调控物价的“令箭”频发，物价走势才处于可控状态，价格快速上涨的势头才被遏制，CPI数据才没有疯涨，今年下半年物价形势才有望乐观。

　　显然，每个人对这170余道文件都有各自理解。比如，会有人认为与其发这么多文件调控物价，不如加快加息的步伐改变负利率状态，或者少印钞票、多收缩流动性，因为物价问题实质是货币问题。再如，还会有人认为，与其通过行政之手调控物价，不如打破垄断，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为民间资本寻找出口来规避热钱炒高物价。这样的理解都有道理。

　　在笔者看来，用170道“令箭”来调控物价，折射出最高监管者某些忧虑。其一，对物价持续上涨、民生负担加重深为忧虑。众所周知，去年十大热词就有一个词叫“涨时代”，温总理在回答一位网友关于物价的提问时就说过“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由此可见，不仅民众对物价焦虑，中央更为焦虑。

　　其二，对某些政策的调控效果不理想感到焦虑。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一方面说明决策层是根据物价变化在灵活调控；另一方面或许表明，之前出台的某些政策调控效果不太理想，所以不断出台政策进行调控。无疑，某些政策调控效果不理想也与价格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不力有关，再出政策也是为了鞭策有关地方。

　　其三，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让决策层比较忧虑，所以频出政策灵活应对。众所周知，去年和今年是全球性通货膨胀，中国CPI高企就有输入性因素，这就增加了控制物价的难度。再看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再加上宏观经济增长存在两难或多难局面，无疑，出台170余道文件就是为了应对复杂形势。

　　笔者以为，这170余道文件既说明物价形势相当复杂，仅靠一纸政策调控很难达到调控效果，也说明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心系物价、心系民生。据悉，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还曾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方便面利润本已较高还要涨价，政府立即出面制止；某日化用品企业号召全行业涨价，同样很快被制止，并领到百万元罚单。价格主管部门积极干预企业不合理涨价的背后，很显然都有国务院文件在督促、鞭策。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行政调控频频出手，但有不少企业在行政调控之后依然在变相涨价。例如，方便面、日化用品涨价在当时被制止了，但没过多久就悄悄涨价了，而且涨幅还不小。可见，行政调控某些物价的有效时间很短暂，这也让行政约谈、打招呼式的物价干预方式显得有些尴尬。

　　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行政之手调控物价的空间有限，商品价格主要还是市场说了算。因此，调控物价最理想的办法，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多运用法律手段，如提高价格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落实反垄断法；二是多利用市场之手平抑物价——行政之手也可以调控物价，但效果有限不宜多用，即使要用，也应是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财政补贴等等，而行政约谈、打招呼等方式还是尽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