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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管曾建言防范风险未被重视 高息诱惑全民炒钱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0-10 09:02 来源: 《财经》杂志

  十月温州,断贷围城。

  无论是频发的老板跑路,抑或偶发的事主跳楼,都足以令世人对温州高利贷乱象痛心疾首,亦令高层震动,出手扶危。

  目前已知的情况表明,在监管失控之下,银行资金、民间借贷合谋纠缠,酿出局部金融事端,人心一时惶然。

  核心症结,正是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和官民借贷双轨。官方实际负利率与实际资金需求推高的民间高利贷,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关联?《财经》记者通过实地调查,渐次串联起扭曲的民间借贷资金链,亦初步还原催生此致命链条的复杂土壤。

  比照高利贷崩盘的制度成因,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一系列对策尚属应急,针对问题症结,真正的解决之道仍在于为民间借贷寻求制度层面的更大出路。

  因此,将温州当下金融乱象简单归结为资本逐利下的自食其果,不仅无法探求事实真相,也无助于寻求温州式金融危机的真正化解之道。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到底是谁之过?

  冷静观察可知,在当年种种利好政策下养成的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令温州民营企业升级乏力,转身艰难,进而在外部需求不振、国内结构调整的大格局下进退失据,转而投入房地产、民间借贷等局部暴利诱惑之中。

  值此实业维艰之际,由天量信贷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遂成诸路民间资本逐利标的。一推一拉之间,去实业追泡沫之途得以铸就。而官民利率歧途,更助长各类资金违规运转的热情,此一致命链条的打通,更令温州金钱生意势成燃油。及至宏调由大松转至大紧,且锁定资产价格泡沫不放松,温州钱商覆没命运已然注定。

  可以说,温州的成败,集中展示了中国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得失。温州钱殇,亦为神州之伤。解困之道,在于破解改革瓶颈,真正放开市场。具体而言,尤需切实打造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助其专注做强,真正落实“新老三十六条”,广开投资渠道,及早实施利率市场化,理顺资金价格。

  伤城温州治愈之时,当为中国市场经济再上层楼、续写成功故事之新起点。

  ——编者

  【作者:《财经》记者 翁仕友 杨中旭 】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如今“断贷”风险大规模爆发,众多食利者亦各食苦果钱商覆没真相

  在跑路“跳楼”等坏消息频繁出现的浙江省温州市,55岁的阿慧之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却掀开了一起典型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一角。

  阿慧本名张秀慧,9月23日凌晨4时许,她从温州市学路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26楼跳下。早上被人发现时,她身着红色衬衣和牛仔裤,倒在一片血泊中,其状甚惨。一些邻居认出了她,知道她住在人才大厦E单元27楼,是位“有点钱的人”,但没人知道她为何轻生。

  亲属们随后发现一份内容简短的遗嘱,记录了她令人吃惊的借贷情况,也道出了她自杀的原因。

  一位亲属介绍说,今年上半年,阿慧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作为担保人,她又将这些资金借给一个叫陈繁蓉的人,再加上自己房子抵押借款,共计2000多万。阿慧和陈繁蓉既是邻居,也算亲戚,两人相识20多年,关系融洽,住在同一个小区。按照每月5厘的息差,如果这些资金能平稳运转一年,阿慧可获利上百万元。

  然而,一夜突变。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其时关于温州市借贷人跑路的消息频频传出,两日联系不上,阿慧断定陈繁蓉已经跑路,这也意味着她筹集的2000余万元的借款再无着落,自己一贫如洗,负债沉重。

  23日凌晨,阿慧再次来到陈繁蓉住处(D单元2610室)敲门多时,在确认无人答应后,撬门而入,但房内空无一人,绝望之际,她开窗跳楼。

  阿慧并非企业老板,其所涉金额在温州当地并不算多,因此她自杀带来的冲击,仅在部分熟人邻居中流传,远不及其他跑路企业老板们那样引人关注。

  但作为高息放贷的一个环节,阿慧之死却掀开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的一角。据《财经》记者调查,涉案金额约2亿元。在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中,企业老板、担保公司(人)、银行、散户乃至政府官员争相在高息放贷中食利,最后又在泡沫破灭后各食苦果。

  “断贷”围城

  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在温州,类似案件在2010年曾有20余起,但如今次大规模集中爆发,涉案金额之巨、范围之大,在温州金融史上屈指可数。

  实际上,温州老板跑路从今年初即已零星开始。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位年初跑路的老板躲到北京,在一家医院附近租下房屋,专心等待怀孕的妻子生产。

  进入4月,至少三家制造业老板失踪。6月,出逃者再添三人。

  在当地人看来,本次危机的起端是今年4月,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只好跑路了事,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无所依靠的员工。

  这一事件牵涉面较广,成为温州借贷危机集中爆发的开始。其后陆续有企业老板突然关门跑路。

  进入三季度,跑路老板开始出现民间金融机构老板的身影。7月初,名下拥有四家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实业公司)的温州市土地局原临时工王晓东一度“失踪”。据悉,王晓东涉嫌通过投资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以上。

  王晓东推开的多米诺骨牌,一度被当地中止。9月初,《财经》记者在温州接触数位业内人士获悉,政府不希望媒体曝光,以避免民众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挤兑风潮。温州市部分官员甚至以为,局面仍在掌控中,当地可以安渡难关。

  两个看来“正面”案例是,去年一位违规从事民间金融业务的温州律师涉及民间信贷金额20多亿元;另一名温商涉嫌处理非法地下“空票据”融资,涉及金额300多亿元(票据融资中,需扣除实物部分,实际融资额为数十亿元)。当地均妥善处理,没有酿成更大事端。而一个“反面”案例是,7月份江西发生类似事件并引发挤兑风潮,引得北京有关监管部门震怒。

  进入9月,跑路事件陆续涉及数十家规模较大企业。

  9月21日,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跑路,引爆了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三重危机。

  据称,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而其创立的信泰集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区内,厂房占地120亩,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翌日下午,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下,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召开,29日宣布的措施尽出于此。

  目前情况表明,此次温州面临的麻烦较大。多家企业主逃跑,直接促使了当地担保公司挤兑,从而波及其他借贷企业,工业企业积聚的温州龙湾区成为这场危机起点和重灾区。8月前后,危机蔓延到整个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银行和高利贷双重挤压下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

  温州市某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看来,政府出手有些迟了。据《财经》记者了解,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连环“跑路”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在这场尚未平息的危机中,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繁蓉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她身兼企业老板和放贷人双重角色,在融资-放贷游戏中腾挪资金并获利。由于“下线”资金断裂和银行的抽资、不续贷,最终致使自己跑路、别人跳楼的悲剧发生。

  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据仰义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李一平介绍,该企业主要从事鞋盒印刷、加工等业务,有员工100余人,年产值700多万元,纳税约100万元。阿慧跳楼当日,陈繁蓉经营多年的印刷厂被查封。

  李一平曾和陈繁蓉打过几次交道。在他看来,这位50多岁的老板很勤劳,工作兢兢业业。在其打理下,这家印刷企业生意红火,效益可观。该企业一位负责生产的主管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经》记者,企业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提货的车子在院内等候,工厂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陈繁蓉的企业被查封后,供货商和为企业代加工的户主前来讨债。据仰义街道办初步估计,该公司拖欠货款和加工费至少2000万元。当地政府机关在第一时间介入维稳,劳动社保部门代发了工人八九月份工资约60余万元。陆续离开的工人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也无法理解这老板是“老高”(当地人对高息放贷人的简称)的现实。

  在温州企业圈,“老高”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主因为资金周转不得不高息借贷,而另一些企业主因为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开始放弃实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或专门从事放贷,赚取息差。据估计,温州市高息放贷队伍中,中小企业主占相当比例。

  在陈繁蓉的案例中,据其一位亲属透露,陈繁蓉欠债可能高达2亿元。通过多位债权人的描述,这些资金的来源逐渐清晰:亲朋好友的资金是一大来源,在熟人社会的温州,这种直接借款颇为常见,借款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每月利息多在1分至2分之间,收入极为可观。

  眼看着别人通过高息放贷挣钱,阿慧也颇为心动。她对老邻居陈繁蓉十分信任,于是参与筹集资金。她以每月2分的高利息,先后帮陈筹得2000余万元资金,自己从中赚取约5厘的息差,若运转一年平安无事,阿慧和陈繁蓉可获利近500万元。

  在温州,贷款利息每月5分颇为常见,这意味着100万元的贷款在一年后将多还款六十万元,今年资金紧张时,月息高达五六分,这是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无法企及的。

  银行贷款是另一主要途径。陈繁蓉一直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矮凳桥分理处的客户,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陈繁蓉在该行抵押贷款约700万元,加上在其他多家银行的贷款,共计贷款2000余万元。

  企业老板放贷,大多会将自己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进行抵押贷款,在取得低息的信贷资金后,改变用途,进行多元化投资。陈繁蓉通过抵押担保、联保等形式得到的信贷资金预计不少于5000万元,这远远超过了繁蕴印刷厂的资金需求。

  陈繁蓉的资金究竟流向何方,尚无更权威说法。部分债权人认为一部分资金是由陈繁蓉经担保公司放贷出去,但是碰到了亏损;另一种说法是部分资金借给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后者欠债跑路,直接导致陈繁蓉资金链断裂。后一说法,未获当事人的证实。

  10月1日,《财经》记者从龙湾区沙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董宇驰两年前从邻镇调入沙城镇,在今年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后,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建。7月底,董宇驰未经请假,多日缺勤,办事处曾组织专人到其温州市区的住处寻找,但早已人去楼空,与其一同“消失”的还包括其妻儿父母。一周后,办事处向龙湾区委区政府汇报,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予以免职处理。

  在同事眼里,这位副主任精明、能干,做事干脆利落。在跑路前,董宇驰大量借款,其中包括一笔来自沙城一位村主任200多万元的借款。知情人士介绍说,董宇驰欠债7000万元,但董本人拥有多处房产,资产过亿元。

  据知情人士称,他的跑路另有隐情:年长3岁的姐姐董维雄在杭州市经营地产项目,由于生意伙伴缘故生意失利,所投资金一时难以收回。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做局“联贷”

  究竟是谁谋划了从银行的联保贷款,贷款行和签字借款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此之前一个月内,她有多笔大额资金入账,其中包括在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联保贷款1500多万元。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也是陈繁蓉最为疯狂的一出集资秀。

  在8月底,陈繁蓉开始联系亲朋好友、同事,以免交水电费或支付利息为由,先后带领50多人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签字办理小额贷款,每人贷款30万元,共计贷款1500多万元。这些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陈繁蓉账上,其中一部分由贷款人取走后交给陈繁蓉,更多的人则称并未见到贷款,而是被陈繁蓉直接取走。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前身为温州市郊信用合作联合社,成立于1953年,于2005年6月改制为合作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贷款。2010年该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产品,即农户或社区居民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由该行各网点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贷款,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按照规定,这些贷款人需具备一定贷款条件,提交明确的贷款用途,联保的五个人必须相互认识,且需同时到场签署两份协议——“个人循环保证贷款合同”和“农户联保协议”。

  在此案中,这些规定均未被严格执行:这些互不相识的贷款人既有普通工人,也有低保户、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残疾人,大多没有不动产。

  黄先生是温州繁蕴印刷厂主管。9月6日,老板陈繁蓉找他谈话,说印刷厂要办一项福利事业,本厂职工可以免费使用水电,现有两个名额,而办理这些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婚姻状况证明以及水电费缴款单等资料。

  黄先生信以为真。他动员儿子、女儿准备相关手续,之后来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墩桥分理处,按照陈繁蓉和银行工作人员指示的位置签了字,具体的协议内容当时他并未过问。9月28日,他见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借贷人时才弄清事情原委。按照协议,他将承担60万元贷款的还款责任。

  在陈繁蓉跑路后,愤怒的借款人来到矮凳桥分理处讨要说法,他们认为银行违规操作,和陈繁蓉串通骗取贷款。一些借款人说,陈繁蓉持有“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营销员”名片,在矮墩桥分理处也有专门办公室,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军关系密切。这些借款人据此认定,银行隐瞒事实真相,并将贷款划入陈繁蓉账户,致使其携款潜逃。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行从未聘用陈繁蓉为营销员,她仅仅是该行一位客户,循环担保贷款是个人名义发放的贷款,是否全部流向陈繁蓉尚难确定,目前鹿城区公安局正在调查此案。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该行矮墩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已被停职,正配合警方调查。

  据了解,一部分贷款确实发放到个人,而后又转借给陈繁蓉,每月获得1200元到1500元不等的利息。在银行看来,这意味着部分贷款人在获得贷款后,实施了高息借贷行为并从中获利。银行内部人士称,他们因此怀疑,是这些借款人与陈繁蓉联合起来骗取银行贷款。目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据悉,9月15日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曾召开会议,针对民间借贷问题,要求各下属机构进行风险排查,排查中发现了矮墩桥分理处多批次的联保贷款上存在问题。在陈繁蓉跑路前,该行一一通知贷款人确认贷款情况,并要求在“贷款证实函”上签字确认。

  这引起贷款人的警觉,他们拒绝在这份证实函上签字,可惜他们并未紧盯陈繁蓉。此后不到一周,陈繁蓉突然关机“消失”,有人称其已携款潜逃。两天后的9月23日凌晨,借款人之一的阿慧跳楼自杀,陈繁蓉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梦断“续贷”

   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跑路前,陈繁蓉收到的另一笔大额资金来自朋友阿光。9月19日,陈繁蓉打电话给阿光,要求短期借款196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称9月21日银行续贷后即可偿还。对陈繁蓉颇为信任的阿光不知是陷阱,很快将钱借出,结果几天后陈即消失。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实际上,在今年7月份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可惜银行的这些行动,并非人人皆知。

  在温州,“还后续贷”是一种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但是在今年7月份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并进行了内部风险排查,贷款规模已开始缩减。

  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趋紧。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管理上的“急刹车”,可能直接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这些企业转入民间借贷后,融资成本骤升,在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下,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支撑,最终停产关闭。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不续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部分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正即是其中一位。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从温州市顺锦商厦22楼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上,当场身亡。沈奎正拥有正得利鞋业、青春秀鞋业、左右鞋业等多家企业、多个品牌,正值壮年的他,也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

  初步估计,他欠债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亿元,民间借贷2.3亿元,无力偿还。

  银行方面披露的情况显示,近年来,沈奎正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的互保等方式,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瓯海农村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更麻烦的是,担保公司开始追债。据悉,在沈奎正跳楼前三天,他每天被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借故要回家洗澡,回到位于望江东路顺锦商厦A幢2203室。一位目击者称,他爬上窗台后,毫不犹豫地跳下,一了百了。

  “温州危机”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温州有民间筹资经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各类“会”(如乐清抬会等)。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微博)认为,温州资本的特色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正常的民间借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咨询)公司等融资中介已使民间借贷走向机构化、高息化、规模化。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显示,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利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垫资活动,借贷月利息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

  据统计,2010年全市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诈骗立案20起,涉及金额9.92亿元,平均涉案金额4955万元,比2009年翻了1倍。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经营一家印刷厂的陈繁蓉在两年前涉足此道,一方面她通过亲朋好友直接借款,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抵押贷款。据其一位亲属介绍,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贷。这也成为一部分小企业主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抵押贷款外,一些企业还利用企业互保、联保以及票据业务等方式融资。

  9月29日,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在通报当前金融运行情况时坦承,银行的部分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从资金需求来看,巨额民间资金已经超过了温州本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转出温州市,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主要投资房地产、矿产,还有一小部分类似游资,追求短期暴利。

  早在十年前,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上海、杭州两地房地产市场,仅2001年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数年后这些人获利丰厚,“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离开利润日薄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金融投资。

  2010年国内房市火热,各家银行竞相争夺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这为温州民间资本继续投资房地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但是今非昔比,曾经暴利的房地产投资如今成为“烫手山芋”。不断从紧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下跌,这让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难以脱身。2011年后,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束,贷款规模开始紧缩,此前的过度融资造成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民间借贷利率急速攀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可达四五分。在信贷紧缩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双重背景下,在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投资的温州商人铩羽而归,高昂的借贷成本让部分投资者资金链绷紧,继而影响到企业生产。

  4月份后,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赌博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继而选择跑路。而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

  8月份后,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跑路、跳楼由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温州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决策部门开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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