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国际大棋局的影子棋手

　　作者：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作为地缘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自己的新书《大棋局》中写到，本书献给我的学生——帮助他们造就明天的世界。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书，所带的最知名博士生是奥尔布赖特(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他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一名行政助理罗伯特 盖茨后来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奥巴马在哥大听过他的课，并且以苏联核裁军为主题撰写了论文《布热津斯基是苏联问题专家》。

　　除了他的学生，他的同事、同学一样改变了世界——亨利 基辛格、萨缪尔 亨廷顿……

　　布热津斯基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无一不是全球畅销书，也成为外界掌握美国战略走向的参考书。

　　他的书一直为中国人所看重。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中国就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行了《布热津斯基言论选》。他的每一本畅销书也都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只是每本书的序言里都加上了类似“供批判用”或者“批判阅读、审慎阅读”的字样。

　　尽管已经83岁，但他的手跟鹰爪一样，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绝不离开你，像盯着猎物般锁定你——这个人锐利的目光曾经无数次地穿过谈判桌，一丝不漏地传达到对面。勃列日涅夫、邓小平都曾是桌子对面的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是：“在世的最一流战略学者、最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地缘政治理论家。他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虽然在冷战时代成名，但他的理论在新时代随之更新，并且被现实政治所印证。从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和盟友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布热津斯基的痕迹。”

　　地缘政治的古典主义大师

　　布热津斯基有一个在英语里发音极怪的名字(Zbigniew Brzezinski)。同为欧洲出生的美国人，他并没有像基辛格那样把名字改得美国味更浓一些。

　　他经常拿名字的发音开玩笑，但他更自豪的是：一个生在国外、让美国人都觉得难以拼出名字的外国人居然成为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协调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美国的包容与开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 伊格纳修斯则认为：正因为出生地的关系，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感觉更为强烈。

　　当谈到中国是否可能寻求一种类似美国的世界地位时，布热津斯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任何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国霸权设置了额外和重要的障碍。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因为父亲的关系，这个波兰贵族的后裔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在全球游历。他的父亲驻德国时，纳粹党开始发迹，随后他们一家转驻苏联，他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转驻加拿大时，二战开始了，他们的祖国从地球上消失了。1945年，当硝烟散尽，老布热津斯基选择继续留在加拿大，拒绝回到波兰，他知道，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回到苏联羽翼下的祖国，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或许是这种流亡者的经历，布热津斯基对于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并以此作为终生研究方向。他的太太也是东欧流亡者的后裔，其祖父是捷克第二任总统。

　　布热津斯基一直坚信苏联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帝国主义。在他看来，以苏联名义统治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帝国。苏联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做法其实是在鼓励非俄罗斯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更大范围的苏联集团中，当曾经有过独立历史的国家被迫屈服时，这就更加明显了。

　　1968年，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耗尽，民族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应当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

　　当他从学者转型为政治人物后，充分发挥了这一点，在苏东地区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派实力是他大力推进的政策。

　　布热津斯基承接的是布坎南开创的对苏思维。尽管是民主党人，但他从来不忌讳提出对苏联的遏制策略，被视为民主党内的鹰派，这与基辛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均势理论，并且在日后的实践中加以贯彻。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并不青睐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缓和的大背景之下，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我们希望将缓和视为一种能够促进苏联解体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安排。”

　　他一直认为，输出民主应该是美国国际战略当中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指出，维持地区稳定对于美国的重要——如果埃及实现民主，那么极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这是一个对美国并不友好的组织。

　　对于街头民主运动，布热津斯基认为，亲民主运动的关键是团结。他的分析是：波兰民主运动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精诚团结。他们所有人都洋溢着民主理念。他们下决心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想要和平转变，而这种和平转变，又以其他形式，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重现。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民主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仅仅依靠相对封闭的社会力量，民主就不可能机制化。它必须反应出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很明显，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人们完全不在一个知识水平上，瓦文萨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直观的领袖，葛莱米克教授又是老于世故、精通民主。

　　这就是民主如何在和平中诞生，我会仔细看待整个事件，看看工人和农民是否也参加到抗议人群中，他们是否有能够引领他们建立民主的统一理念。

　　军队瞄准谁，总是很关键。如果军队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社会力量在抗议，就会开枪。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热津斯基的中心论点非常简单：美国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全球稳定的根本保证。

　　说到底，美国面临的政策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称霸是为了什么？”要害问题是：美国是打算在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塑造新的全球体系，还是打算运用强大的全球力量首先扩大自己的安全。

　　当外界质疑美国的作用，他反问：“如果美国国会要求迅速从国外的3个主要驻军地区——欧洲、远东和波斯湾——撤回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学家，在地图前分析指点江山成为他极大的乐趣。他说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地图，就能明白他们的外交政策。”

　　布热津斯基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个动荡之地集中的“冲突圆地区”——画两条交叉的线，一条从西到东，从西奈半岛到印度到中国，另一条从北到南，从俄罗斯南部边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据这两条线画一个圆，里面大约会有6亿人，到处都是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

　　作为一名冷战时代成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并没有停留在核威胁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他就指出：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主要包括3点：第一是全球政治觉醒，全人类第一次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以来的统治权；第三，出现了全球共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3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

　　他认为，“9 11”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的转折点。当时美国犯下的错，今天仍在修补。因为美国行为的合法性与可信度被极大削弱了，这些反而将本 拉登的行为反衬得十分重要，同时凸显出美国人所陷入的全国性的突发性的歇斯底里，许多导致负面效应的政策被制定出来。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的是，大多数民主党人也表示赞同。

　　2002年8月，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如果我们必须战斗》，他提出：战争是一幢过于严肃的生意，其动态结果极度不可预测。尤其是为了耍个人脾气、处于蛊惑人心认为制造恐惧的需要，或者基于模糊的事实论断，就要进入一个高度动荡的地区发动战争，就越发不可预测。

　　早在伊战开战前，他就已经提出了绝大数人忽视的问题——战后伊拉克会是什么样？如果真的开战，我们如何改造它？

　　他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在于巴以冲突，在他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就表现出对犹太社团的并不友好态度，被美国媒体视为是美国反犹势力的代表。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大师和美国归化者，美国人的世界观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疾首：根据《美国国家地理》统计显示，绝大部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在哪里。伊拉克战争爆发5年后，也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

　　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美国真要去启发和领导全球，就必须拥有成熟和老练的思维与心态。

　　在他看来，美国人对于电视剧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世界大事的敏感度，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如果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一头雾水，我们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内部改革呢？”

　　知行合一

　　从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白宫和国会山，都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

　　在冷战时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很多场景就像美剧《24小时》里描述的那样紧张刺激。

　　布热津斯基曾经用7分钟和和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来形容这份工作的压力：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一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二分钟内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三分钟，我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也在此时，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钟，总统会决定如何做出反应。

　　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如果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这个过程必须在7分钟内完成。到了第7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什么决定都需要执行。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热津斯基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最后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练，却被误传为核打击。

　　到了第28分钟，华盛顿就会被夷为平地，6小时之后，一亿五千万美国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布热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为结束冷战而努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响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地组织是由布热津斯基思想的产物。

　　在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他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这项援助计划将会诱使苏联出兵。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培养训练游击战士，本 拉登也在其中。

　　当苏联果然出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写信给卡特——苏联终于也陷入了他们的“越战”。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当被问起作为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否会因恐怖主主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感到后悔时，他反问，“是什么在历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穆斯林闹事还是解放中欧和结束冷战？”

　　和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公职生涯结束之后，依然保持了重要影响力。他们来访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去接见他们，了解他们对世界格局的见解。当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他见面的不但有江泽民、胡锦涛，还有曹刚川、徐才厚这样的军方高层。

　　虽然不在政府系统内，但他战略大师的地位让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无法忽视。1994年，美国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为此所困，很烦恼，私下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中国实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适——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刚结束在中国的访问，正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度假。

　　此外，他还担任了很多美国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从阿塞拜疆通往土耳其的巴库——杰伊汉管道，是布热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项目之一，这条管道完全绕开了俄罗斯国土，为西方直接提供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1995年，克林顿总统让布热津斯基带一封亲笔信给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与俄罗斯高级代表团谈判，晚上则专门与布热津斯基交谈。

　　最后，在他离开之前，阿塞拜疆承诺接受美国提议，拒绝了俄罗斯关于阿境内石油必须全部过境俄罗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这是布热津斯基个人最高满足和成就感的瞬间。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苏联的消亡还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历史上最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正在解体、或许是永久性集体。

　　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证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北京奥运会之前，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中国一些领导人对他表示，很担心台湾会干扰奥运会。他的回答是：“台湾不会，西藏倒有可能。你们知道我是中国的朋友，你们应当就这事找达赖喇嘛谈一谈。”

　　他继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的与中国交往之旅，尽管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态度，但他在与中国交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务实精神。1978年，他强烈要求卡特总统批准自己去中国走一趟，并被授权可以对中国人说，美国承认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3个基本条件：同台湾断交、撤走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和设施以及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他见到了邓小平和华国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说：“布热津斯基可引以为荣的是，中国领导人隆重接待了他，规格堪比接待基辛格。”苏联塔斯社则攻击他，在美国官员中只有他积极唆使中国反苏。《纽约时报》倒是透露了另一个信息：美国悄悄答应向中国出售用于地质调查的红外线航空扫描仪，一种具有军事用途的仪器。

　　在出访中国时，他注意到，晚上招待他的京剧上演的是传统剧目。他意识到，中国在发生着变化。

　　访问中国时，他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第二年，邓小平到了美国后，布热津斯基专门在家设便宴招待他。饭桌上，他拿出一瓶上等的苏联伏特加(苏联驻美大使所赠)，告诉邓小平，这是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邓听完之后，哈哈大笑。

　　在白宫的欢迎宴会成为邓小平表演的舞台，也是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格调最高的一次，并由电视现场直播。

　　3年之后，当布热津斯基再次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依然津津乐道那晚的场景。

　　邓小平专门要求要与卡特进行单独私下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的气焰，适当教训他们一下。”

　　——就是在卡特任内，中美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并不是中国崛起的鼓吹手。不过，早在小布什的任期内，他就冷静看出中国重要性的上升和俄罗斯恢复元气、正在创造新的地缘政治权力组合——不像老的中苏同盟那样直接公开针对美国，而是一致的地区利益和共有的(但未公开声称的)钳制美国过长羽翼的企图驱动。中国在静静地推动亚洲合作共同体，美国在其中至多扮演二流角色，中俄共谋减少美国在后“9 11”时代入侵阿富汗后在中亚发展军事的存在。在中东和非洲以及发展中的中国与巴西经济关系中，都可以感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在布热津斯基为美国制定的外交大格局计划中，远东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重心之一，中国的崛起不可忽视。

　　他曾经观察过中俄边境的对比：“如果你去哈尔滨——这里过去是俄罗斯人的势力范围，有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量白俄逃到这里——这里有一个专区专门从事对俄贸易，所有的街道名都用中俄文标志。然后中国人卖汽车、电视和iPod，俄罗斯人卖套娃和其他木头玩偶，这会告诉你太多信息。到了晚上，你找一家餐厅吃饭，所有中国人都在大口吃饭，环顾餐厅，墙边几排椅子上，相当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坐在那儿等客人。”

　　在14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做预测，日本就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日本经济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都使其没有走向那条路，而中国是否能坚持20年内的爆炸性增长速度，也是一个极难肯定的问题。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将会限制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不能无限期回避的，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他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早就有冷静分析：“中国人痛恨日、美、俄、英、法使他们遭受的长期民族耻辱。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蜕变成缺乏时代感的空论，中国人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团结的主要源泉。在中国周围，印度人忙于国内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他们十分嫉妒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更大一点。俄罗斯则担忧，从长远来看，他们在远东的领土也许会被更加强大和人口稠密的中国夺去。”

　　当“G2”、“龙象之争”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议题时，布热津斯基显得并不热衷，这名“中国通”指出：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生命力都毫无例外地依赖海上贸易能够自由出入两三个主要港口。只要用几颗磁性水雷挡住上海、横滨或者孟买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它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船运货物，包括对这些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际商业铁路运输不仅对日本和印尼这样的岛国不适用，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意义不大。距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远东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是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运输的。

　　在布热津斯基的“国际大棋局”当中，对于中国和远东方面，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日本谨慎而稳步增强军事力量——在其高技术领域与美国的防御设施融为一体，重点发展空中和海上力量，而不是旨在赴大陆作战的庞大陆军。另外还应该督促日本发展一支能执行特殊任务的精锐打击部队，用于直接参与旨在促进全球和平的海外行动。日本宪法虽规定军事作用限制在自卫范围内，但促进全球和平应该理解为与日本宪法的规定是一致的。此外，中美日3国还应该建立正式的军事磋商机制，产生信任并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问题。

　　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采访结束后，他马上进入到另一间办公室，会议室门上的告示显示：这里正在召开一场有关全球经济格局的讨论。

　　老兵虽老，但没有隐去。

　　“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

　　人物周刊：在奥巴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撤军之后，美国如何在这片被你称作“全球巴尔干”的地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撤兵的那几个国家中，政权自身的强大有效以及可信性。伊拉克有自己内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阿富汗也有注定持续的矛盾冲突。只有假以时日，我们才能看出美国的撤兵是否为这些地区留下一个有希望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

　　人物周刊：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您提出了美国面临的20个难题，并批判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见证了这些预言的实现，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表现，最多只能缓解，无法克服，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布热津斯基：资本主义以前和未来一直都存在危机，但在有人证明有一个更好的系统存在之前，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给予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以最高生活水准的系统。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依然是一个谜题。

　　其次，资本主义本身也一直在变化当中，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与1930年代和1990年代的资本主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试图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文革和大跃进，这些是伟大的成就还是糟糕的错误？中国现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代表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占主导？这些问题都只能通过实践而得到答案，在理论上进行争辩意义不大。

　　人物周刊：您认为民主制度将制约美国使用武力，但在小布什8年的总统任期里，美国为何四处大量使用武力？

　　布热津斯基：你不能说这是大量使用武力，虽然这并不对，但是我们派遣远征军到伊拉克、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做出必要的反应，这两者都只是相对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以毁灭性的方式赢得战争，理论上来说美国本可以在一周内摧毁任何国家，但却不情愿地使用了手术般的进攻。

　　人物周刊：您曾在1998年接受一次法国媒体的采访中提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一群闹哄哄的穆斯林，不存在全球穆斯林运动，之后在2006年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还提到，布什刻意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今“9·11”已经过去10年，本·拉登已死，您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将去向何处？它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某方面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伊斯兰世界，这是一个有着16亿信众的宗教，如果把它全放在一个框框里，会是一个严重的曲解。我认为恐怖主义只是众多威胁中的一个，不能忽视地区性冲突，比如，如果朝鲜对韩国进行攻击，事态恶化之后会把美国也牵扯进来，我并不认为你可以把任意一个威胁称之为最严重的一个。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反恐战争？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它虽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同时还有许多同样严重的冲突，例如伊朗以及中东地区的其他冲突，还有印巴冲突，甚至是中印之间，我们需要担忧的问题很多。

　　人物周刊：1979年7月3日，卡特总统签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反对派的命令，这早于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间6个月，苏联也因此被拖入了如美国越战般的长达10年的战争泥沼，您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联于1989年撤军后，那里的民兵摇身一变成为了“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这是否说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培养”了本·拉登和他的组织？

　　布热津斯基：不，这完全不能说明。我认为你把一件时间跨度长达15年的历史事件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事实上因为帮助苏联压迫下的阿富汗，我们得到了穆斯林世界以及非穆斯林国家的帮助，其中也包括中国。

　　塔利班在10年后出现是因为当苏联人走了之后，国际社会彻底放弃了已经被残酷的战争摧毁的阿富汗。本 拉登在1991年开始对抗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在老布什总统的领导下进入中东国家，将伊拉克人赶出了科威特，就是那个时候，他发布了宗教声明，号召穆斯林们对抗美国，因为他觉得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出现是对穆斯林的侮辱，还有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插手太多，这些解释都跟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帮助阿富汗的圣战者们没有任何联系。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现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变革运动，这是否出乎了美国的预料？埃及、叙利亚、沙特都是地区性大国，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变化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布热津斯基：中东地区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尽相同，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还有突尼斯的情况均不相同，如果单一地去分析这个复杂的地区是相当危险的。这场变革会影响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后果将会是消极的。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战略学者，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能够掌控足够有用的信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

　　布热津斯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信息过量会变成智慧决断的障碍，因为你已无法分清信息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你必须决定什么时候信息已经足够，还有什么时候信息已成为下判断的障碍。

　　人物周刊：中国崛起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您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那么哪些因素妨碍了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布热津斯基：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人物周刊：具体而言，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将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我在这里无法给出金融方面的建议。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里，美国国债是最安稳的，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不要购买，总会有其它人购买的。

　　人物周刊：中国一直在提倡大国和平崛起，但当我们回看历史，似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免不了摩擦和碰撞，如今南海问题愈演愈烈，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周边国家的敌对情绪，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否会导致中国出现您所认为最为可怕的结果，也就是民族主义的盛行？

　　布热津斯基：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都会经历民族主义兴盛的阶段，但是政府的职责不就在于制定一个不让自己国家利益受损的国策吗？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任何战争、尤其是当敌对双方都有核武器而非常危险的时代，因此任何的摩擦都应该避免。我觉得中国政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目前和平崛起还是主调，我希望能持续下去。

　　人物周刊：您提到中国应该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这点中国似乎做了一定的努力，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状，迫使它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不能走美式民主之路，否则可能将面临苏联解体的后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在保证国家共识成为最重要的国策上做得很好，它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别，以及让大多数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多年以后，这是否能满足每个人依然是个未知数，因为到时会有更多人希望拥有政治权利。现在中国的共识在于过去20到30年之间的进步的确使得大部分人从中获益，而不是被伤害。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式价值观能否在国际上具有传播力？美国式价值观为何能够席卷全球？

　　布热津斯基：美国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传播开来，是因为发出的信号告诉人们可以很快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中国在过去30年也告诉了世人这一点，因此在美国模式之外又多了中国模式。

　　你们有基础设施和中产阶级，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拥有平稳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地获取信息，以及公民自由表达的另一政治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以上的这一切都必须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所谓的21世纪良性社会。

　　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虽然有民主，但对社会的公正关注程度还不够，我希望通过时间可以进行纠正。我们不能宣称自己的系统式完美的，那么就让我们互相祝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