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高官换班记：身份互换后如何保证独立和公正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内容简要］：一方面，他们是金融高管，上市公司的老总，受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约束；一方面，他们是政界名正言顺的官员，享受行政待遇。双重标准下的“金官”们，也享受着双重荣耀与尴尬。

　　2011年11月29日，农行发布公告，提名蒋超良为执行董事。按照惯例，不出意外的话，在走完2012年1月股东大会的程序后，蒋超良将正式成为农行新任董事长。

　　蒋超良本是个“老农行”，曾在农行待了16年，也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2004年起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后又调至国家开发银行任行长。

　　几大银行兜了一圈后，蒋再回农行，引人注目。

　　在金融圈，频繁的换班现象常有。换班成了每年金融界的重头新闻。2011年，更是浓墨重彩。蒋超良只是其中一笔。

　　大幕拉开

　　这一轮换班，从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开始。

　　2011年10月，尚福林接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尚做事稳健，他的升官路也被认为是最稳健的。在央行，他从副处长到处长，副司长、司长再到行长助理和副行长，一个台阶也没落下。

　　他的调动，也开启了今年中国金融高管大换班的序幕。

　　尚福林之后，被空缺下来的证监会主席职务很快被郭树清补上。郭树清原是中国建设银行的董事长。

　　从被监管者到监管者，郭树清的职务变化不小。2005年，他曾经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空降到建行，完成的是监管者到被监管者的身份转变。

　　从央行空降人才到几大银行，是金融界人才输血的主要方式。这次，也不例外。

　　郭树清一走，不过一个月，建行提名57岁的王洪章为执行董事。王洪章原是央行纪委书记。按照惯例，王洪章也将出任建行的董事长，全面接替郭树清。

　　接下来，王洪章空缺下来的位子，还会有人继续补上。

　　同时，因保监会原主席吴定富已到退休年龄，另一条换班链条也被扯出来。

　　首先，补上保监会主席一职的是项俊波。项腾出的农行董事长职位，即由国开行原行长蒋超良补上。

　　国开行也是大行，行长一职，从内部选拨的可行性较小，接下来，哪家银行的行长或者副行长级别的高管或者央行的负责人会去补上这一职务？截至记者发稿，这个链条还敞着口子。

　　仔细梳理近年来金融高管们的换班，这种链条一直存在，一两个机构高管的变化往往会带来多个机构负责人的大轮换。从三大监管机构，到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似乎有种不牵扯遍就不罢休的气势。

　　历史有之

　　拿出2009年底的一通任命通告，密集的换班令，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那一年，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刘自强因年龄退休，换班链条由此拉开。交行原行长李军，补上了刘自强的中行监事长职务。工行原副行长牛锡明补上了李军交行行长的职务。牛锡明的工行副行长职务则由农行副行长罗熹补上。罗熹的空缺，由国开行副行长蔡华相补上。

　　由此，几大银行之间进行了一次全班轮换。

　　再早一些，被公认为行业第一轮大换班，是在2004年至2007年之间。在银行改制的初级阶段，换班是为了银行改制上市与内控的需要。譬如，央行空降三个副行长至商业银行任董事长：肖钢任中行董事长，郭树清任建行董事长，项俊波任农行董事长。

　　在中国，金融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哪家大行改制上市，都要上升到国家任务层面。接手这些任务的，理所当然是那些组织上过硬、业务上在一线的高官。

　　拿农行来说。作为最后一家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是一家历史包袱最重、需要注资额最高的银行。能否顺利上市，意味着金融改制能否打赢最后一仗。

　　这更像一场“政治战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肩负这个任务的就是时任央行副行长的项俊波。

　　项俊波自2004年8月起担任央行副行长。审计署出身，使他多了一些胆识和敏感。业内认为，此人最适合负责兼具政治使命和金融里程碑的事情。

　　类似项的这种“政治任务”，每年都有不同。金融高管们也因此被换来换去。

　　终于，2006年夏天的一次换班，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卸任，总经理孔丹接任，王军的老部下常振明，从建行行长的位置调任中信集团总经理。交行原行长张建国担任建行行长。

　　如此，中信集团、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金融机构迅速完成了一次高层体内循环。此时，交通银行已于2005年6月H股上市，建设银行于2005年10月H股上市。中信集团也有部分子公司分拆上市。上市公司之间互换高管，被舆论诟病，认为这种行为完全不顾及各上市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董事会如同“影子”，不符合市场价值判断。

　　外媒也因此大做文章，怀疑中国金融的独立性。

　　也从这一年开始，不管争议有多大，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高管们换帅的规模越来越大。接下来的2007、2008、2009年，都有大范围的高管换班。

　　换班的理由

　　一位在城市银行做高管的人士对《中国周刊》记者直言：不仅仅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行长、董事长、监事长，也是由地方组织任命的。到了这个层次必须这样。

　　“必须性在哪？”

　　“金融关乎国家安全，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组织管着是正常。”

　　她认为任命换班的合理性还存在于，“银行是国家控股，组织任命，也代表了大股东的意见，符合公司治理的逻辑。”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以前银行没有改革的时候，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府机关的性质，国家想把哪个官从这个行调到那个行是很自然的事情，社会上也不会有各种反应，但是改革以后，董事会每一届都是有任期的，就不能随意调。”在他看来，股改后，银行改革逐步迈入深水区，“银行的发展更加注重稳健与高效，局部调整有利于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稳健。”

　　不稳健的因素便是银行内部风险。

　　2006年11月，时任银监会副主席的唐双宁指出，中国银行业存在的风险仍然比较严重。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大，成因尚未根本改变。多个银行还会时不时爆出违规的消息。要予以改善，通常用外部力量来打破原来的利益格局均衡，这样会更容易一些。

　　在这之前的2005年，中国银监会通报，仅2005年一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现案件1272起，325位金融高管落马，揪出违规资金7671亿元。不定期地轮岗成了解决这种情况的外力之一。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发现，换班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揭贪，“银行资金问题曝光之日大多是前后任交接之时，后任不愿为前任背黑锅、实行严格的离任审计等原因成为上不得台面的理由。强制休假、轮岗制度甚至成为银行内控的重要措施。回想一下偶尔的换帅是如何使高山案等大案大白于天下的，就可以知道在前市场化时代的银行，由上级部门给银行换大管家是多么必要。”

　　行长换来换去，对银行的长远发展是好是坏？

　　有一个银行的例子，不能忽视。

　　1999年，马蔚华上任招商银行行长，到今年，已经有十三年的历史。多年前，招行是偏居深圳蛇口一隅的地区性小银行，今天其总资产规模超过1.2万亿元，稳居股份制商业银行前列。

　　2006年，看上去很成功的马蔚华和很成功的招行，又开始打算。20岁的招行怎么办？是按部就班，稳扎稳打，还是“创造性破坏”、用大胆创新来“颠覆招行”。按照他的脾气性格，固然是选择了后者。

　　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坚说，“一个银行的发展战略，金融产品的创新，都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这就像一个企业，时间长了，就成了企业家的孩子，银行也成了银行家的孩子。

　　像马蔚华一样坚持十几年在一家银行做行长的，在地方城市银行中，还是能找出不少例子。尽管城市银行行长也是地方组织任命，但是，相比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机制相对灵活。“特别是有些民营企业家们做股东，关注的就是盈利，决策的民主性就会好一些。”

　　上述某城市银行高管对《中国周刊》记者解释，银行高管在一个岗位上满3年就得轮换(作为董事会成员，3年是必须任满的时限)，分行经常换，此外还有强制休假的要求。但是，这仅限于银行内部。各大银行之间没有强制规定和制度说一定要换。

　　风险和尴尬

　　2011年底的这一轮换帅，由于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集体换人，尤为引发关注。

　　一位长期从事证券业研究的人士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很不理解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之间的换班。“银行行长换换，还可以理解，一个被监管者和监管者岗位互换，我很不理解。”

　　他担心的是，如果被监管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形成很熟悉的人脉，如何保证监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发生过。

　　2010年，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出事。早在1995年，王益就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职务，分管发行、基金等最为核心的部门，位高权重，结下了一帮监管部门的人脉。其后事发，所收贿赂达到上千万。

　　事实证明，王益的人脉，确实很给他面子。

　　2006年，王益创作了曲目《神州颂》，并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首演，大获成功。2007年，修改后的《神州颂》在北京演出三场，并到上海、杭州等地巡演，半年内演了17场。

　　事后曝出内幕，原来《神州颂》的观众，基本上是各证券公司等和王益有关的企业所组织的员工。

　　胡坚说，“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隔离带的，或者说是防火墙。从一个被监管者变为监管者，情况会好些，可能他多了基层经验，知道从哪些方面监管。但是如果从一个监管者变成被监管者就比较危险了，在监管岗位积累的人脉和防监管手段会非常清楚，就像反侦察一样。反而会有很多逃掉监管的手段。”

　　她解释，在国外，这个隔离带是存在的，譬如，从监管部门退下，隔离一定的时间后才允许再任职被监管金融机构的高层，也会签署保密协议，还会签一些类似于保证不动用监管时候的人脉资源这样的协议。“在我们国家，这个隔离带是没有的，短期内看不到。多数靠道德。”

　　一方面，他们是金融高管，上市公司的老总，受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约束；一方面，他们是政界名正言顺的高官，享受行政待遇。双重标准下的“金官”们，也享受着双重的荣耀与尴尬。

　　胡坚讲了一个段子。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比较集中的那几年，开始，外国人不敢买中国上市银行的股票。为什么呢？因为听说，这个银行资产过多少亿，可是董事长、行长等一把手的年薪只有十几万、几十万，他们觉得不能理解，这么点钱，能管好这个企业么？但是，中国的金融高管是行政编制，作为官，不能拿很多钱，怎么办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把提高的工资放在这个基金里。这样一来，数字上，这些高管收入很高了。实际上，他们依旧只拿到一部分工资。基金里的工资是拿不到手的。

　　这个办法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金融高管们的“官”“商”身份，的确让外国人一时想不明白。

　　金官换班，什么时候才能不被争议？叶檀认为，一旦中国金融机构的外资控股权上限被突破，这些“胜利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才能真正在专业职业经理人队伍中选拔人才。

　　或许，那时，市场化的职位调整才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