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要以人为本考虑宏观调控

　　——访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文/本刊记者 沈刚

　　周天勇，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县，祖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下过乡，当过公社干事，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建委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此后的14年里，周天勇在东北财经大学学习和工作，并拿到博士学位，在东北财经大学期间，经济理论方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各流派、西方经济学；并学习了货币银行、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工业经济等部门经济学。1994年，他调入中央党校任教和研究工作，现任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记者采访周天勇时，他腿部骨折在家中休养，记者去到他家，他正在电脑旁写稿件。在随后几天的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经济》记者再次见到了拄着拐杖的周天勇。他作为点评专家认真记录着其他学者的发言，在点评环节，他侃侃而谈，看不出和健康时的异样。

　　在谈到经济学家的责任时，周天勇说，“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经济学家的期望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经济稳定和安全增长，最主要的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下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中要提出各地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管理的良治，上要对宏观的政策和体制发表中肯的意见。这就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周天勇多年向各级官员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他深入分析中国的市场经济调控模式时发现，传统的宏观调控模式应对的是传统的发展模式：收入分配国多民少、国家主导、投资推动、出口依赖。于是，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主要是压缩投资；经济过冷时，货币政策扩张信贷，财政政策增加赤字和大发国债，减税刺激出口。

　　基于对传统宏观调控模式和中国国情的认识，周天勇提出宏观调控的新思路是：以人为本，宏观调控目标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宏观经济管理从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为主、需求为次的管理，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着力点。统筹协调，正确组合货币、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宏观调控与促进发展模式相结合；宏观调控与促进相关改革相结合；扩大国内消费，摆脱出口依赖，消化和平衡全球经济萧条可能带来的影响。周天勇指出，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的科学宏观调控观和科学调控模式。

　　在这一新的宏观调控模式下的政策组合是什么呢？

　　周天勇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具体是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5%以内，以求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适应。

　　二是实施促进供给和增加就业的财政政策，在企业规模上，给企业、特别是给能大量增加就业的小企业减税，建议增值税降低到10%，营业税降低到3%，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坚决清理一切政府行政和事业机构对其的收费和罚款，以增加全社会生产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平衡需求，同时改善“就业——收入——消费”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周天勇认为，中国的税负、税收和社保费加起来，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而减税主要减地方政府的部分，因此，地方政府会反对。对社保费，周天勇说：“办企业，企业主有一个对盈利的预期。如果税收拿走了很多，社保费率拿走很多，那么就不赚钱了，就没有人办企业了。”

　　三是货币政策调控一定要与银行体制改革互动，打破银行业高度垄断局面，大力发展社区小银行，从体制上形成能将货币流动到小企业的正常渠道，使能增加供给、就业、收入、消费的小企业获得正常规模和正常利率的信贷资金支持。目前，一些部门以过去农业部和民政部提倡搞的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形成的呆坏账为由，反对发展社区小银行。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实际上是当时县乡两级政府的钱袋子，与产权明晰、规范运作的社区小银行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周天勇指出，如果不从改变目前资金垄断流向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的体制着眼，想从垄断渠道中分羹给小企业的思路和做法，“我认为事实会证明是一种乌托邦，将会误国误民”。

　　四是宏观调控与增加土地供应与改革土地制度结合起来，鼓励投机炒作抬高物价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未利用的土地改造，增加土地要素供给；放开房地产的土地供应限制；改革行政一家卖地、千家竞争的局面，所有的土地都平等地进入市场；延长土地使用年限，确立近似产权；彻底改革目前的地方政府财政体制，以土地和房产交易增值税和房产税替代出让金等其他房地产收入渠道。这样，宏观调控和改革的结果将是：地价和房价下降和平稳，贫富差距缩小，土地和房屋投机性需求得到抑制。而在房地产供应和制度上任何修修补补的调整，其结果都是中国居民的居住民生永无宁日。

　　五是宏观调控与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特别是在需求过热、物价上涨特别严重的时期，每年压缩行政公务支出比例2到3个百分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压缩“三公消费”规模和比重，以抑制行政公务消费需求，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未来5～10年，可能我们要更大力度地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周天勇认为，以前的改革多方得利，因此能推行。现在主要改垄断企业、利益集团，反对的力量很强大。各种行政管制也要改。中央领导最近讲话说要减少微观干预，这是多年来很少听见的声音。

　　需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

　　今年，国务院和财政部对企业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减税政策，周天勇认为，这一举措值得肯定，表明财政政策正在向小微企业倾斜，税收政策的调控力度可以进一步加强。起到了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

　　小微企业增值税上一次规定起征点2000～5000元。随后，周天勇带领课题组到全国各地调研。

　　“因为我到江浙、广东特别是浙江的一些小微企业去看过，生存确实很困难。我觉得，应当力度大一些，把小微企业的起征点提高到2万，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措施。”

　　“2011年我到浙江和江苏两个地方比较过，制造业确实是很困难，温州和台州的制造业更困难。江苏的制造业为什么还能继续有一点生存的空间？后来我比较了一下，发现他们很多的制造业是外向的，减了一大批增值税。实际上国内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一般企业很困难？社保税率提高，再加上增值税，他们承受不了了。但如果说现在让我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肯定会倒闭。”

　　周天勇认为，如果说在增值税率不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不降的情况下，如果加强现在的手段法制化的话，这样对一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服务业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从中东包括希腊等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教训看，要鼓励人们去创业，对办小微企业和勤奋工作的人一定要减税，千万不要让政府和行政性的机构去乱收费，不要搞那样多的行政审批和限制，放开小银行的准入，疏导社会资金，降低黑市利率。老百姓不能自由创业和工作，失业率高，政府给再多福利，也必将大乱。”

　　未来发展也存在一些难点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周天勇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10年虽然有非常多的积极因素，比如说消费扩大、市场扩大，以及一些低成本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难点。

　　第一个问题是就业陷阱。“中国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人口特别多，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多的国家，像日本、韩国都很好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但是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继续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能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我觉得是个疑问。”

　　“2000年的时候，我国农村走出来的新生代毕业生中，高中毕业的占40%，2007年是高中毕业的是80%。现在高中毕业了以后，几乎90%多都要出来，他们到城市里面又不回去，这样大概每年有六七百万到1000万的人。”

　　“大中专学生每年有1000多万需要就业，这样加起来有2000万左右的年轻人就业，我估计这个压力未来的5年是最严重的，未来的10年是压力最大的。”

　　第二个是住房问题。“2.4亿农民工在城市里面是没有房子住，未来没有宅基地，没有耕地的这些农民陆续要到城市，可能有二三亿人，这些人住哪里？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把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所有的商品房价格很高，不仅农民买不起，普通的工薪族也买不起。小产权房又属于违规的。农民来到城里，80%不愿意回去，他们家里居住的是老鼠，他们在城里像老鼠一样的居住，所以这是‘两只老鼠’的故事。”

　　第三个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国有银行都成了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力，国有银行去年赚的钱都不好意思说了，大家的存款是负利率，他成了从低收入人手里掏钱的机制。”

　　周天勇认为，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主要有三个深层次原因：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发展太快，虽然其创造的财富较多，但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技术代替了劳动，这使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则发展滞后。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中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也相应较低；而工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8%的劳动力创造出49%的财富，大部分财富都交给国家了；服务业占比过低也是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过重。我们的税费全部加起来负担率约为31%。尽管这些年，费有所减少但税一直在增加。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这一负担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显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