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举行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座谈会

　　深圳商报记者 陈晓薇

　　在2月1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改革办主办，市社科院、深圳报业集团承办的“纪念南方谈话二十周年，加快推进深圳改革开放”座谈会上，与会的南方谈话亲历者和专家学者围绕重温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于今时今日深圳之意义，从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外开放、社会管理创新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大家认为，解放思想、敢闯敢冒、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些南方谈话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依然是深圳特区未来发展的内在要求。

　　深圳仍需要大胆试大胆闯敢于改革

　　作为南方谈话的第一时间倾听者和见证者，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深圳报业集团原社长吴松营在会上回忆了20年前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情景，

　　吴松营说，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正值中国处于“姓社”和“姓资”的争论时期。当时，深圳的改革开放遭受质疑，承受着巨大压力，很多来投资的老板都跑了，工厂也停工了，一些深圳的同志到内地出差都要被“赶”，因为人家认为你是从“资本主义世界”来的，都不敢接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到了深圳视察，这本身就表示了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尤其对深圳是最大的支持。

　　说起重温南方谈话的体会，吴松营认为，南方谈话肯定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坚持实事求是。当年深圳的改革是逼出来的，像小平同志说的“杀出一条血路”。现在条件这么好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更要继承和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去探索。不改革，国家受损失，党的事业受损失。

　　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原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总编辑、著名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在回忆当年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前后经过时也指出，当时决定刊发《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本身就显示了深圳市委、市政府敢闯敢试、勇于担当的精神。20年来，深圳特区牢记和落实南方谈话的精神和要求，各项事业的发展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我们要通过重温南方谈话，继续学习和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加强媒体监督机制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探索和改革，争取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走在前面。

　　只有改革才能缓和矛盾长治久安

　　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苏东斌教授认为，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实质内容就是“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敢闯、敢冒”，其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驶入了人类文明的汪洋大海，从此中国融入了世界。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充分发扬解放思想、敢闯敢冒的南方谈话精神，把小平同志的未竟事业进行下去。

　　苏东斌为自己的发言起了个题目，叫“用观念去战胜观念”。他指出，南方谈话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改革到现在，社会矛盾积累，社会分配不公引发不满，反腐败任务艰巨，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并未完全建立，另一方面，是由于深层次的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推进，比如权力过分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今天改革最主要的困境在于，30年改革与发展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既不迷恋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那样他们将失去积累的财富，但是他们更加惧怕改革的深化，因为那样他们将失去特权，所以他们更希望社会发展保持着双重体制的胶着现状，把这种过渡状态固化、定型化甚至制度化。因此，有一部分就会把现在这种转型时期的过渡状态，当作了我们的改革的目标。苏东斌认为，对这种改革的错误观点必须纠正。同时，面对当下社会发展积累的问题，只有改革才能缓和矛盾、避免剧烈社会动荡，才能长治久安。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院长武良成同意苏东斌关于改革目标的看法。他认为，小平同志提到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确确实实摸着石头到了“河中间”，但这不意味着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在“河中”不是我们的目标，到达“彼岸”才是目标。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在以往经济增长所依靠的低成本要素红利、制度变化的红利、国际贸易分工的红利均在逐渐消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再重提改革，关注和探索未来城市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私有产权保护、资源环境保护等课题的破解。

　　市社科院社会所所长杨立勋在发言中也提及要处理好“摸着石头过河”与“乘船过河”的关系，认为未来改革同时要注意与国际规则和惯例对接，在一些领域，如果河上有桥，未必就还得去摸着石头蹚深水。

　　通过扩大开放来深化改革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教授认为，深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在面向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深圳在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一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深圳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角色应当有一个新的战略定位，那就是在一些具有竞争力的领域和产业方面，如何能够代表国家去参与或引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二是在“走出去”方面，如何借助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有效地推动企业参与国际经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和布局；三是如何借助深港合作来推动深圳的区域发展。此外，在外贸经济，包括出口导向、加工贸易等方面，深圳也可以制定若干具体可以操作实施的举措。

　　市委党校校务委员袁晓江教授则具体地从建立更加开放的深港关系方面，阐述了深圳改革开放的下一步现实路径问题。他认为，深港合作要树立大开放战略，我们不仅要引进先进技术，扩大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而且要吸收香港的管理经验，大量借鉴香港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先进经验，从而构建起更开放的深港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深圳的改革有一个不同于其它地方的明显特征，那就是外商促进改革。因此，在当前非常需要通过扩大开放来深化深圳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深港合作，来深化我们的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仍需以改革勇气再破冰

　　市社科院社会所所长杨立勋认为，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南方谈话留下的精神遗产之一。社会管理创新要正确处理好“善政”和“善治”、依法改革和先行先试、维权和维稳、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力、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等关系，同时，要用南方谈话强调的敢闯敢试精神，在一些重点环节取得改革突破。比如，要在社会治理结构方面破冰；建立起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和调整补偿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长效机制；在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社区建设和服务、虚拟社会的管理、社会风险管理等方面都必须有突破。  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倪鹤琴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谈了重温南方谈话的感受。她认为，这些年深圳文化体制改革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在全国前列，其中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以改革为动力，将文化立市作为城市的主导战略，形成了全社会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凝聚力。但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融合性、多样性问题是深圳下一步在文化改革发展当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重温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就是要进一步获得改革开放的勇气和胆魄，不断提高推动文化科学发展能力和水平，实现“政府有什么”向“百姓要什么”转变，从侧重愉悦大众向实现价值引导的转变，从政府单一主体向社会广泛参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