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短工化 催生用工高龄化

　　26岁小伙四年换了六份工作 最想干临时工52岁大姐三年服务一家工厂 还想再干下去 外来务工人员“短工化”催生用工“高龄化”

　　记者 沈积慧 胡轶笛 漫画 连诚

　　1986年出生的江西小伙朱勇志，2008年春节随老乡从广东辗转到浙江，四年来已经换了6份工作。

　　和朱勇志以及其他同龄老乡频繁跳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浙江不少企业开放高龄岗位，接纳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在一家塑业企业，生产线上夜班组的工人中，50岁上下的老员工很多，“他们长期从事这个行业，有经验，而且比年轻人更能吃苦。”企业负责人说。

　　短工化

　　四年换了6份工作

　　“2008年春节刚来杭州的时候换得最频繁。”朱勇志说，2008年春节还没过完，和老乡赶到杭州劳动力市场转悠了两天，一家电子设备厂开出的福利待遇看上去很诱人：操作工，包吃包住，宿舍备有空调洗衣机，月薪2500元，当月结算，“以前在广东很多工厂不是当月结算，不做了还要扣工资。”

　　不过工作了一个月之后，朱勇志突然对这份工作不满意起来，“这个工厂在杭州的郊区，周边连上网的地方也没有，离市区又远，来去很不方便。另外工资是计件制的，第一个月只做了1600元，觉得没什么前途。”

　　一个月后，小朱回到了劳动力市场，看上了一份汽车装潢店的工作，“我对车一直比较感兴趣，买车的人越来越多，学了手艺可以回家自己开店。”小朱决定从学徒工做起，在汽车装潢界“大展宏图”一番。

　　不过学徒还没学出山，朱勇志就决定重新选择工作地点和行业了，“有个老乡在温州一家大型服装企业上班，他们夫妻俩按计件算，最好的时候一个月有1万多元，公司的福利待遇也很好，过年了公司负责包车送回家。”朱勇志想起以前在广东服装企业和制鞋企业的工作经历，觉得自己有一点基础，拿到老乡的工资应该不难。于是决定南下温州。

　　这样折腾下来，两年时间，朱勇志先后换了三份工作。没多久他又离职了。2010年，一位做包工头的老乡召集了20多个老乡，在义乌和温州的企业里来回做钟点工，工作内容都比较简单，负责流水线的某个环节，技术要求不高。“工资以日结算，在一家工厂里做一个星期，再到另外一家工厂做10天，一天最多可以挣近200元，比工厂的正式工收入还要高。”

　　除了工资，最吸引朱勇志和其他同龄段老乡的是，和以前在企业里上班相比，临时工很自由，“有时候不想去了跟包工头打个招呼就可以，反正工资按天数结算。”

　　后来因为家里的原因，朱勇志留在了一家服装厂里上班。朱勇志说，四年换了6份工作，最怀念做临时工的那个时候。

　　雇用短工更省成本

　　每年一到夏天，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从安徽接来100多名临时工，经过短期的培训和体检后，这些员工开始备战当年月饼生产旺季。辛苦工作40多天之后，这些员工拿着工资，由知味观派车送回安徽。

　　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说，食品行业比较特殊，生产旺季和淡季分明，通过和劳务输出地签订合同的方式，在生产高峰期启用临时工，一方面解决了企业用工的问题，另外可以节省企业生产成本，“毕竟一年当中旺季时间很短，淡季时不可能养这么多员工。”

　　事实上，在生产旺季启用临时工，在食品行业很通行。比如徐福记在东莞的生产基地，每年年底糖果生产旺季，也会组织临时工加入生产线，来解决人手紧缺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用工成本的提高，以及招工形势的变化，短工开始出现在服务业、制造业等各个领域。“像这边的印刷企业，一到年底人手紧缺，就会找临时工来解决。”温州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

　　在义乌的饰品企业里，临时工也成为年底各个企业里重要的生产力量。“生产线上少了哪一个环节都不行，只要技术性不是很强的工种，都可以用临时工替代。”一家饰品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金先生说。

　　事实上，最近几年，短工已经成了普遍的用工形式，一些大型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始介入并提供这种比传统劳务派遣更为灵活的用工服务。

　　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推出了短期招、培、派服务。“可以根据特定的用工高峰期，灵活用工。”浙江外服的相关人士说，比如最近几年连锁行业迅速发展，营业员、促销员等岗位缺口很大。

　　灵活用工的方式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难题，也适应了新生代的80后、90后劳动者的特点。“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的劳动者更加崇尚自由的工作方式，比如，工作半天休闲半天，工作一年旅游两个月。”

　　高龄化

　　老板说年龄不是问题

　　来自湖南怀化的邓女士，上周和几个姐妹一起，回到萧山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班，这已经是她第三年来浙江打工。对于已经52岁的她来说，这块到处是中小企业的水土，依然有她的“用武之地”。

　　邓女士并非有很好的专业技术，她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姐妹一样，都只是一名普工，平时的工作是包装、拉布、松布等杂活。“我们以前在深圳、东莞上过班，也是做普工，不过，像我这样的年纪，前几年在广东可不好找工作，那边年轻人多。”邓女士说，“这两年在萧山，感觉年龄要求放宽了，老板招聘时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身体好。”

　　去年，邓女士的工资标准是保底1350元/月，其余的按件计酬。工厂里最忙的时候，她一周上六天班，有时每天要干12个小时。“苦是苦了点，要把整卷的布抱来抱去，也要有点力气的。”邓女士说。

　　不过，邓女士暂时还没想过回老家找工作，“我们老家没有这么多工厂，我们没什么技术，但是这边工厂多，55岁以下的普工，随时都会有企业肯招。”更重要的是，现在上班的工厂管吃住，也不大会出去玩，所以开销也不算大，“像我这个年纪，也走过看过了，不像年轻人刚出来觉得很新奇，只要工厂能按时发工资，再干两年多攒点钱就行了。”

　　高龄工人肯吃苦好管理

　　像邓女士这样“安分”的高龄工人，也是位于永康的浙江凯佳塑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女士想招聘的。

　　周女士说，目前，公司里总共有5条生产线，正常情况下用工100人，现在工人还没招满。

　　“这几年来，招聘时对生产线上工人的年龄要求越来越宽了。”周女士说，“尤其像我们这种塑料制品企业，机器只要一开动，就是一个月不停的，工人需要安排三班，夜班工人就特别不好找。”

　　周女士介绍，前几年，招聘夜班工人的年龄限制，是50岁以下，现在她也愿意招聘55岁以下的工人，一些老员工，只要他们肯留在公司上班，年龄更大也无所谓。“很多年龄大的工人，也想多存点钱，也肯吃苦，所以愿意上夜班。而这些高龄工人也好管理，比较稳定。”这家公司大约有30-50名老员工的班底，其中很多都是这些高龄夜班工人。“由于技术限制，他们一般不可能再换行业，而且在生活方面更稳定，和普工杂工比起来，他们对工资的要求也更理性一点。”

　　■专家观点

　　临时工大行其道

　　说明企业转型升级没到位

　　最近，清华大学社会系和工众网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就业研究报告》显示，“短工化”已经成为农民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企业为了减少用工风险和成本，对临时工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以北京为例，2008年以前，北京劳务派遣工不到8万人，去年年底已经激增到了60万人。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发现，在劳务市场，原来只有在季节性比较强的行业里出现的短工，正在向各个行业整体蔓延，“这跟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企业转型升级不到位，以及企业的用工理念、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等都有关系。”

　　陈院长说，目前，农民工还无法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福利待遇，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稳定性差，“从企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说，目前大部分企业还停留在粗放型阶段，替代性不强的技术性岗位不多，也是造成员工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工作岗位向中老年人开放

　　是老龄化背景下的好现象

　　55岁以下的保安、50岁以下的驾驶员、55岁以下的操作工……春节后，浙江的劳动力市场第一次出现了大量高龄工作岗位。

　　除了保安、驾驶员、操作工、宾馆客房服务人员，高龄岗位还包括了超市收银员、纺织女工等之前对年龄要求比较高的岗位。

　　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发现，这些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加珍惜工作机会，工作起来也更认真仔细。

　　“中老年岗位的大量出现，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信号。”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最近几年，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提高，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如何延长人口红利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提高人均生产率，另外一个方法是把工作年龄往后延。”

　　在陈院长看来，工作岗位逐渐向中老年人开放，也是人口逐渐老龄化背景下的好现象，“在国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很多工作岗位向中年人开放。像日本，经常能看到高龄的迎宾、出租车司机等。在社会保障和福利逐渐完善的条件下，企业聘用中老年人而不需要再支付养老费用，这些中老年人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程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