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平衡：谨防猜疑性行动-反应循环

　　“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这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此次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的表态。

　　然而，太平洋两侧，最近两年来，一系列的突发事件骤然而起，带动地区政治与安全变局微妙，不仅美国军事战略重点东移，华盛顿更以协调一致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战略，显示出美国重塑中美关系的清晰核心，即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将在亚洲扮演领导者位置，中美关系一时充满张力与不确定性。

　　就在2009年，奥巴马这位自诩“亚洲首位太平洋总统”就任后不久，中美关系一度高开，而陷入金融危机的美国，也以“同舟共济”来形容两国关系。当年底，奥巴马中国之行一度掀起蜜月般的小高潮。然而，随着他访问回国，在国内诸多压力因素影响下，中美关系从表面之热急转为内在的冷：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谷歌事件、南海问题、汇率操纵国等接踵而至，不仅国务卿希拉里，奥巴马亦高调介入亚洲事务。

　　与此同时，当中国方面在2010年2011年亚洲政策也相应趋于强硬时，美国方面更加快动作，转移其“重返亚洲”之战略。李侃如撰文说，华盛顿虽致力于保证建设性美中关系，但现在已经形成整体战略，明确主张并保证让美国在可见的未来领导全亚洲。

　　美国媒体解读美国意在亚洲对抗中国，中国方面则担心华盛顿阻碍或破坏中国崛起。中美关系面临新的重大考验。

　　综合来看，中美关系出现失衡动向，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格局之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而不可预测。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关系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有一个“是否准确把握中国”的问题。华盛顿能否准确把握崛起中的中国和汇总过未来走向，对制定有效而务实的对华政策很重要。错误的认识中国，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实力或对美国的危险，过低估计中国在崛起中的复杂性和爱好和平、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都会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甚至危机。

　　当然，中国也有“能否真正了解美国”的问题。就现阶段，如果过高估计中国自身实力或过低估计美国经济以及美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也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利影响。而错误理解美国的真实意图，也会导致双边关系的不幸。

　　为此，在此次习近平访美前夕，《财经》特派记者走访了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有影响的7位中国问题专家和官员，与他们探讨中美关系应对挑战、避免失衡的现实路径。这些“中国通”对美国学术界、大众媒体和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制定颇有影响，他们就中美关系的现状、战略问题、亚太局势、经贸发展与全球体系，以及两国政治经济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等进行了全方位分析，观点不尽一致，期望基本无悖：中美要实现新的关系平衡，需要双方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清醒的战略决断。

——编者

　　兰普顿：打破相互战略猜疑

　　双方领导人应致力于一个更为和平、更具希望的景象，而不是任由我们最坏的噩梦来驱动美中关系

　　“中国给世界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是在经济和理念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中国对世界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并非来自于中国的恶意，而是来自于中国过分偏重经济增长带给全球超出预期的巨大溢出效应。”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务长兰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在接受《财经》特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兰普顿曾多年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担任其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把中美关系的发展概括成两面性，即两个社会加深关系的同时，摩擦和矛盾也相伴而生，他认为必须区分全局、战略性的时局和更为战术化、微观性问题。

　　谨防猜疑性“行动-反应”循环

　　《财经》：中美关系已走过40年，从最初的敌视对抗到战略联手，再到1989年后的危机四起，以及现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你如何看待这种轨迹？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正从十几年前的“限制性接触”走向一种以防范为主线的不间断态势。

　　兰普顿：说到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在过去40年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这一关系由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四人创建，而后发展成两国政府间，乃至社会间的关系。换言之，中美关系已不只是狭隘的精英层之间，甚至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两个社会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中美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

　　但这种加强具有两面性。随着两国在更多问题上以及两个社会关系的加深，摩擦也自然增加。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即美中两国关系加强的同时，摩擦与矛盾也相伴而生。对此，我们必须区分全局、 战略性时局与更为战术化、微观性问题。

　　中美这两大国家的关系不出现重大摩擦是不可能的。两国领导人要做的是尽量减少摩擦，同时清醒认识到摩擦是这种关系的正常组成部分，并设法控制摩擦，使其不至于影响两国整体关系。事实上，某些领域出现问题，并不能阻止两国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财经》：你不认为现在有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吗？

　　兰普顿：虽然目前中美关系有一些非常令人担心的趋势，但我认为过去40年来，总体上在朝着好的方向迈进。自尼克松和基辛格以来，美国已历经八届政府，其中有些总统在当选后，曾在一些重要方面质疑或试图改变美中关系。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主流方向必须符合美中两国利益，他们大多回归主流，里根和克林顿就是如此。

　　奇怪的是，在奥巴马上任第一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之后出现困难。总之，各届政府最终都将坚持主流，其基本原则就是使中美关系得以正常化。我认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美国政府都将这样做。初期或多或少有些痛苦，但我不认为美国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政策。

　　《财经》：奥巴马是一位有意思的总统，一般新总统上任，中美关系总是低开，然后高走，如你所言最终“回归主流”，但奥巴马却高开低走。

　　兰普顿：美中两国的国内政治都很重要。奥巴马正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世界也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事实上，奥巴马非常希望与中国合作，当他审视全球，并表示世界面临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各大国之间的合作时，他发现中国在全球的角色日益重要，如解决全球变暖、稳定全球经济、停止在朝鲜和伊朗核扩散等问题上，没有美中两国的合作，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奥巴马上台后的一个现实想法就是中美合作十分关键。当然，中美合作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我并非主张G2，尽管可以谈G2，但G2不是个好主意。G2的想法与思路是正确的，即美中必须合作才能解决上述全球性问题，但其理念错在美中合作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合作。因此，我们需要关心其他国家是否合作，但中国和美国若不能合作，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所说的“八字没一撇”。

　　《财经》：那为什么在奥巴马访华之后，中美出现了一系列紧张局势？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等等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

　　兰普顿：我认为奥巴马非常现实。中国人可能不爱听我这么说，但在某种意义上，奥巴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应该将军售推迟一年。小布什已经批准向台出售武器，根据美国法律，奥巴马必须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不高兴，我能理解，尽管我希望美国今后不再出售这么多武器。但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奥巴马急切地想与中国建立合作，所以他将军售推迟了一年多，但又不得不出售武器。

　　《财经》：但军售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美国两个相违背的文件，还在于美国已从过去的防御性武器上升为进攻性武器。那达赖喇嘛的会见呢？

　　兰普顿：达赖喇嘛是一位宗教领袖，而大多数人不明白，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宗教意味着什么，宗教是否具有建设性，我们可以展开辩论，但奥巴马出于政治原因以及他自己对宗教的信奉，便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会面。事实上，奥巴马将该会面也推迟了一年。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奥巴马从一开始就希望强化中美关系，而推迟了令中国不悦的事情，但作为总统，他又不可能改变那些对中国不利的政策。

　　兰普顿：奥巴马从开始就强调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也谈到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国的作用，并推迟了那些为难之事。我觉得他在不经意间使得中国认为美国或许在改变对华政策，但美国事实上并没有改变政策，奥巴马也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些政策。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可以改变。

　　但无论如何，他推迟了难题，并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我认为，奥巴马当时的中国之行没有他期望的那么好，他返美后做了一系列事情使中国人大失所望。这导致了一个困难时期，尤其是美中两国本来就很困难的军事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被推迟或暂停。

　　《财经》：那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之间的核心问题还不是因为彼此对问题有不同看法，而是在动机和意图上彼此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不断升级。

　　兰普顿：这种猜疑在高层不那么明显。我认为，中美两国政治首脑都认识到，两国无法承受发生哪怕是稍稍类似冷战的对峙。他们都是高度复杂社会中的政治家，他们知道关系的重要以及问题的难度，我不怀疑两国高层倾向于合作。但我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级别稍低的人士就更加注重功能性而非战略层面问题。

　　当你接触到稍低级别的美中两国安全和军事部门人士，你会接触到严重的官僚作风，他们基本上都是以秩序和安全为导向，其工作实际上就是去猜疑，而这些组织在中国也日益强大。美国自冷战后，这股力量始终很强大。所以，美中社会必然存在猜疑的一面。当然，两国都需要自己的安全和军事设施，我不否认这一点，而他们的工作是预计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制定应对之策。

　　在经济领域，中美都有意愿合作，虽也存在担忧，但担忧更多地是在安全领域。虽然两国的社会舆论，能发现积极方面，但美中两国都有太多人将对方视为安全威胁。我要说的是，中美顶层想要维持良好关系，中层一级的经济、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官僚机构认为合作还算容易。但在军事、安全领域，合作不是那么容易，并心存猜疑。

　　这种相互的战略猜疑还来源于冷战，我称之为“行动-反应”循环。

　　举例来说。中国的战略核心力量相当小，而关于中国有多少导弹能打到美国，尚无定论，但较之美国肯定是小数目。然而，美国特别担忧伊朗、朝鲜，它不是害怕中国，而是害怕那些“流氓”国家。美国害怕核扩散，害怕别国获得攻击美国的能力——不是用大量武器，而是用少量武器。这促使美国发展反弹道导弹。

　　但若美国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那就意味着可击落数枚在空中飞行的导弹，意味着美国能击落中国的导弹，甚至是所有导弹，并不受约束地威胁中国。因此，如果美国建立反导系统，中国需要在技术上做出应对。

　　为此，中国可以制造更多导弹，那美国会说中国在进行军事集结。如果中国为使其导弹更具隐蔽性，则将更多导弹部署海上，那美国海军就担心中国潜艇。如果中国打造一个能攻破美国反导系统的导弹，美国也会担心自身反导系统。所以中国要采取措施，试图以多种方式超越美国。很自然地，美国就会将现在的中国与过去的苏联做比较。

　　这不意味着中国有侵略导向，但美国军方看到中国建造更多导弹、潜艇后，据此说道：“如果美国与中国交恶，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因此，美国提高反潜能力，也许将潜艇从波斯湾开到太平洋，于是中国看到美国进行军事集结。中国便弄了一架或更多的航空母舰，对吧？但问题是，美中双方都无意于此。

　　这种技术的“行动-反应”循环将把中美推向一个极为不利的方向。坦率地说，美中两国军方有兴趣于此。因为军事能力越强，预算就越多。换言之，不是因为我们注定成为敌人，而是因为我们可能成为敌人。

　　《财经》：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困惑的地方。在你看来，是双方相互战略猜疑导致的“行动-反应”循环，但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似乎越来越依靠军事手段而非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其领导地位，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而中国若因中美这种循环加剧，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那对两国都不利。如何终止这一不良循环？

　　兰普顿：这需要双方领导人介入。我对领导力的看法不随大流，而是认为应该先引导公众看到其积极的可能性。然后采取积极步骤，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向民众解释这是审慎之举。

　　当然，作为一位领导者，你采取的每条路径都有其危险性，没有无风险的未来。但双方领导人应致力于一个更为和平、更具希望的景象，而不是任由我们最坏的噩梦来驱动美中关系，若如此，美中关系将会非常紧张、令人不安。

　　准确建立“问题限定”之基础

　　《财经》：你的观点与基辛格完全一致。他在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时说，美中会有一些冲突，但不能基于冲突意识来制定政策。这使我们想起你曾经提出的关于建立相互战略信任基础的“双赢”出路的问题限定。

　　兰普顿：一个领导者或领导团体的工作之一是如何界定问题。如果我看到中国人均GDP从100美元增加到几千美元，就会看到中国4亿多人摆脱了极度贫困，中国有能力从别国购买商品。因此，如果你将中国崛起与收入增长定义为一种好机会，并据此制定相应政策，那将是一种类型的政策。

　　但另一种思维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实力增强，该国就将更多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实力，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其军事实力也将增强，而这将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有损美国利益。

　　如果你这样看待问题，那几乎难以想象会产生什么积极结果。美中正努力找出该如何看待该问题。在中国，我可以坦率地说，也存在辩论。美国想遏制中国吗？美国希望中国弱小？中国崛起，对美国是机遇抑或威胁？美国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是为遏制中国吗？美国海军舰队访问越南是针对中国吗？美国与韩国、日本联盟是针对中国吗？

　　我认为不是。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怎么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怎么认为。而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因为害怕失去其霸主地位，正在努力减缓中国的发展，或是遏制中国。我不光讲了美国的猜疑，我说的是“相互战略猜疑”。

　　美中都是多元化社会，因此有倾向于积极看待问题的人，也有倾向于消极看待问题的人。如果将其视为“零和游戏”占主导地位，那么你放心，美国人不喜欢输，中国人也不喜欢输。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大众传媒、意见领袖、政治领导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告诉公众应该如何理解某一问题。如果错误定义某个问题，你几乎肯定会大错。

　　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误诊就会酿成大错误。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正确决策与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是准确限定其基本问题，不仅如此，你还提出如何准确判断中美两国经济的现状。

　　兰普顿：让我将问题置于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框架中。目前的危险在于，坦率地说，中国有些人看到中国经济迅速上升，军事实力提升迅速，这是多数人20年前难以想象的。很多人原以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会大大影响中国的发展，中国出口将下降，但中国在这两场危机中安然无恙。

　　因此，中国人对于自身取得的成就及快速发展感到自豪，这无可厚非；但当他们看到美国近来表现不佳，可能就会低估美国的复苏能力，中国确实存在低估美国的倾向。当然，在美国有人出于自身原因夸大中国实力。

　　美国感觉自身疲弱，持防御心态；中国感觉自身强大，这很危险。它可能导致对形势的错误估判，它可能导致夸大中国可能带来的危险，良好的关系必须基于彼此理解对方的优势和局限，而现阶段，我们在夸大中国实力和美国疲弱，这是极其危险的。

　　也许，近期来看，美国经济不会迅速改善。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已经证明自己能迅速恢复活力，我希望并相信美国会再次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对方的基本能力，不要高估或低估对方的实力。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双方不仅需要在战略、经济等方面准确限定各自及对方的实力，而且也需要对两国关系作出准确估计和判断。

　　兰普顿：是的，我不认为与40年前比美中关系更为脆弱，只是中美两国到了新的拐点。

　　与40年前相比，相互依存度提高，系统相对稳定，和平机会变大。这不意味着战争或冲突没有可能。朝鲜、台湾海峡、南海都有可能出问题。但经济相互依存使得出现问题的几率降低。我会说现在比40年前要稳定得多。

　　这只是相互依存的方面，但还有依存之外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因素，即政治领导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假如中国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去世，江青以及“四人帮”上台，世界将大不一样。反之，如果约瑟夫·麦卡锡，一位极端反共产主义的美国参议员主政，情况也大不一样。

　　现在与以往不同，是两个社会在打交道，即便中美领导人对彼此国家不满，各省市仍然向美国出口，仍有数百万工人指望着对美国的出口。当然，这将产生更多冲突，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更多稳定。从两个社会，而非精英阶层来说，鉴于美中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相互依存，两国关系相当良好。

　　政治家们考虑自身利益，不论他们身在美国或是中国，他们不得不关心政府核心任务。我认为，美中关系已成为两国政府的核心任务。

　　《财经》：其实，你在阐述双方如何准确把握对方的同时，也提出了由于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领袖所导致的不同方向的不确定性。如果让你给美中领导人打分，即他们对于双边关系的处理，你会怎么评判？

　　兰普顿：让我来打分不公平，因为治理美国或中国社会都绝非易事。中美没有出现大的危机，2009年-2010年虽有小波折，不算美中关系史上最好时期，但实质上，一直在朝向更多合作迈进。

　　胡锦涛对台政策尤其智慧。我认为该政策值得赞赏，真的。当然，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奥巴马可能不该等这么久再见达赖喇嘛，以及向台湾出售武器。反正奥巴马早晚得做，而中国可能也不该做出那样的反应。在我看来，这样可能会更好些。

　　《财经》：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说起政治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的个人作用，可能美国的机制更可预测些？奥格森伯格曾经对我说过，每个总统都要有18个月的学习期，不管哪个总统遇到中国问题，即使他上任前多么对华不友好回归主流——也就是你说的“回归主流”，中美新领导人会如何？

　　兰普顿：每位领导人都是要反映其所在社会的根本力量。人们总是对新任领导人满怀希望，希望他们能解决那些棘手问题。在抱有希望的同时，我们必须认清现实，那就是他们无法改变一切。

　　外界将一些问题强加于政治领导人身上。中国无法改变朝鲜，美国也无法改变朝鲜，至少在短期内不行。中国无法改变巴基斯坦，美国无法改变巴基斯坦或伊朗。这些问题难以控制，但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将在未来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这一代领导人有信心。我们能和他们打交道。他们更了解世界，其中许多人来自于中国与世界联系紧密已久的地区。

　　至于美国会选举谁担任总统，我也比较有信心。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担任总统时极为不同，但他们都回归到正常化期间的基本主流政策。我不知道究竟谁将是美国下任总统，但很有可能是奥巴马，我预期他的政策会延续。如果共和党获胜，其政策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不同侧重点，但他们将采取主流政策。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经济方面，共和党人有时比民主党人更能打交道。尽管中国面对的利弊可能不同，但不论如何，两党都将采取主流政策。

　　《财经》：话再回到经济相互依存的问题上，这种依存究竟对中国是不是好事？中国人老觉得中国与美国越依赖，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就越强。

　　兰普顿：不妨回顾下40年前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时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中美两国都担心苏联胜过担心对方，但苏联解体了，如今是什么将两国凝聚在一起？当然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考虑，如中国帮助美国进行反恐战争，此外还有核扩散问题，但除了反恐战争之外，两国没有共同敌人。

　　如果你要问是什么将我们凝聚在一起，肯定是经济增长。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我记得基辛格试图向毛泽东保证，他不是想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不是为了钱，而是作为一位伟大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家。相比之下，拜登副总统访华，完全是为了钱。

　　经济并非唯一纽带。美国有12万中国留学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中国，中国购买了1.19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我不知道有多少机构债务等等。但问题是，经济是凝聚中美两国的重要因素。说到底，中美两国都是商业国家。只要我们在经济领域有合作，就是一个很强的纽带。对于中美两国战略关系而言，幸运的是，随着反苏理由不再成立，中美经济关系变强。如果苏联解体，而中美又没有经贸关系，那事情可能会困难得多。

　　力争赢得历史性赌局

　　《财经》：你的著作《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试图审视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你还说中美两国都身不由己进入了一场历史赌局，赌的是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崛起，即美国人对崛起过程予以合作；而美国人赌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如果拿佐利克的话说。

　　兰普顿：要知道，我写这本书主要是面对美国读者。我试图告诉他们我如何理解中国现在的旅程，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何会提高，这对美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有很多话想对美国人说。

　　事实上，实力不光是军事实力，它不是最有用的一种力量。经济实力最有用，还有就是规范、思想或精神力量。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必须看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该国的智力资源。

　　当人们相信你，那就是规范的力量，这是最有效的。当人们按你的想法行事，因为他们认为你是正确的，你具有的是最佳形式的权力。这也是艾兹尼所说的“理念力”，在定义上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相通，在程度上比它更广泛，还包括创新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比之狭窄，因为它排除了物质诱惑的吸引力。

　　事实上，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综合国力不只是靠高压。中国的战略是获得经济实力，然后在此基础上获得其他两种形式的力量。我还是相信中国的战略强调心灵和金钱的力量，不是军事实力。没错，随着经济实力加强，会扩充军事力量。但我始终认为中国战略的核心是强调金钱和头脑。

　　这就引出我想强调的第二点：美国应该怎样回应？现在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挑战本质上是军事上的。他们错了。中国正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社会，智力实力，以及经济福祉。中国崛起所引发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改革，它再次证明，发展绝不是一种永恒状态，它是一种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

　　如果当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忙着提升智力和经济实力时，美国把大部分力量花在获取军事实力上，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发展是一场竞赛，使得一国向价值链上游移动，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投资未来竞争？这是美国面临的威胁。这也是我最想告诉每个人的，美国不应与中国进行军事竞争，这会使我们双方把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

　　当然我们都需要军队。我只是说，美国要想聪明应对中国战略，就应该增强自身经济和智力能力。如果把重心放在军事上，那就会自绝于当今世界，自损智力和经济实力。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不是解放军。总之，这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财经》：所以中国有学者问，美国是否要将中国带入军备竞赛中。布热津斯基说你这本书为美国提供了“急需的指导意见”。对此你怎么看？

　　兰普顿：他这么说，我受宠若惊。我认为，美国人必须理解中国对现代化的全面愿景。当目睹过“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没人能想到中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邓小平不仅在经济领域使中国迈向了全球化，而且在智力上也是如此。现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疑惑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参与竞争？”我认为这是美国应该考虑的。

　　诚然，美国仍有诸多优势，我们不应过度惊慌。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和印度目前在世界上极具竞争力。中国人聪明，大量储蓄和投资，建了很多新的基础设施，中国将越来越高效。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才能更高效？

　　《财经》：谈到有效竞争目前很多美国企业采用外包，使得美国的就业机会减少。很多美国公民对此不满。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兰普顿：当然，普通美国人以及一般众议员认为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问题十分严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问题，但如果回头看，10年－15年前，当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相对较小，而对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贸易赤字较高。今天正好反过来，因为它们将其零部件出口到中国，经过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如果你看看美国对整个亚洲的贸易赤字，变化远没有那么大。

　　就经济角度而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远没有大多数美国人以及大多数众议员想的严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赤字问题大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储蓄不足、消费过度造成的。但你要知道，如果某位政客在美国竞选，将问题归罪于中国，显然比责怪其选民过度消费要容易。中国又不会在其竞选中投票。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贸易赤字问题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严重。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个重要问题，但问题不在于美国对中国的赤字，而在于美国对世界的贸易赤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仅为其全部贸易赤字的三分之一左右。

　　削减美国政府和补贴，将带来一个非常痛苦的调整时期。随着美国增加储蓄，我们正试图让中国增加消费，以便全球总需求大致保持平衡，因为如果中国削减支出，美国也削减开支，那么我们将面临全球性失业，届时谁都无法独善其身。这不是因为胡锦涛希望帮奥巴马一把，而是若美国采取报复行动，中国工人将遭致失业，而失业意味着中国不购买波音飞机，美国经济则会螺旋下降。这都需要中美两国相互调整和帮助。

　　《财经》：但你曾以“同床异梦”来形容中美之间的关系。

　　兰普顿：你觉得同床异梦是什么意思？它试图传达什么意思？中美各自独立，又互相需要，我们已建立婚姻，又不可能离婚。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想法不尽相同。你不觉得这基本概括了我的观点吗？中美双方将会有很多问题，接触越深问题越多，对吧？相互依存将我们凝聚在一起，这有点像婚姻，婚姻生活会一直像蜜月吗？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

　　《财经》：你能否给一个概念来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

　　兰普顿：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问布热津斯基博士或基辛格博士，他们都是全球性思想家之一。我只觉得，中美的未来是应该认识到彼此不是对方最大的麻烦，也不应成为对方最大的麻烦。我们没有理由沦落至此，但前提是必须有明智的政治领导人。

　　虽然中美两个社会被联结到一起，但政治领袖真的需要引导两国人民，向他们说明为何两国都承担不起与对方发生冲突。我们将有摩擦，这很正常。但领导人应该作为砂轮间的润滑剂，以免双方受损。中美都必须把重点放在智力和经济发展方面，使军事发展不至于过头，让经济和智力发展挂帅。

　　事实上，中国带给世界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是在经济和理念领域，而非军事领域。

　　中国对世界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并非来自于中国的恶意，而是来自于中国过分偏重经济增长带给全球超出预期的巨大溢出效应。

　　《财经》：12年前，你曾经说过，美国不希望中国太“弱小”，弱小则无力自卫，邻国便会乘虚而入；但美国也不希望中国太“强大”，强大则会威胁东亚的势力均衡。那你现在如何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是否威胁该地区的实力均衡？

　　兰普顿：中国国力的提升当然导致了周边力量的不平衡。从中国邻国的反应就可看出这一问题。中国周边小国目前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就以保持力量平衡为目的，如朝鲜借助俄罗斯来平衡中国力量，有时还试着用滑稽的方式利用美国；巴基斯坦正利用中国来制衡印度，或美国试图利用印度来制衡中国。

　　其实，中国人考虑国际体系内的力量制衡已久，也意识到自己正在改变力量均衡，中国的反应基本是正面的。中国试图提升自身软实力，也试图缓慢提升军事透明度。这方面进展有些过慢，但有进展。中国现在几乎与所有邻国进行军事交流，这样各国军队相互之间更加熟悉，可能对增进彼此的信任有利。

　　中国开始参加各种多边组织。中国已经看到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可能引发邻国的惊恐，采取了一些外交努力，以平息这种惊恐，打消邻国疑虑。在双边外交中，中国几乎已经解决与除印度外所有邻国的陆地边界问题，当然与朝鲜还有些问题，与俄罗斯还有点小问题，但问题不大。

　　希望中国将进一步使其在南海上的邻国安心，这些国家正紧张不安。同时，也希望中国的邻国克制点。中国正迅速强大起来，也因为其在本地区的历史，人们确实会担忧。有些国家向美国靠拢，至少在外交上，韩国和日本都越发寻求与美国结盟。

　　中国可能不希望看到这景象，但无论如何，中国保持该地区力量平衡，采用安抚战略是应该的。该地区正在寻找新平衡，这并不违背中国利益；反之，中国将要花更多钱在国防上，这就意味着用于国内发展的钱少了。保持均衡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应对此放松心态，不要将其视为遏制战略。

　　《财经》：你更倾向于怎样的力量均衡？

　　兰普顿：我想看到军事力量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实现平衡，希望看到智力和经济的平衡，使人们对该地区有足够的信心。当然还有亚洲大国彼此间的信任需要加强，如日本和中国，中国和美国缺乏信心，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关系复杂，还有越南和中国微妙之关系。亚洲历史复杂，各国之间的信任需要通过时间来建立。

　　《财经》：恐怕美国五角大楼不这么看吧。

　　兰普顿：五角大楼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不能笼统的谈论“五角大楼”。但如果你说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现任部长里奥·帕内塔，我确定他们致力于中美发展良好关系。下级机构并非人人都同意这一点。我认为，美国军方有很多重要人物绝对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如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历来希望中国和美国军方关系良好。就国防部长这一级别，现在绝对是致力于两国友好。

　　《财经》：但在中国人看来，奥巴马做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如你们在关岛进行军事集结，而且你们在中国沿海有太多侦察机等等。你们前不久出笼的中国军力报告也让中国人不愉快。

　　兰普顿：不错，这份报告的名称被奥巴马总统改过。起初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实力》，改后的名称是《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进展》。

　　中国军方可能永远不会对此感到高兴。但关键是，较之小布什时期(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下的美国国防部，该报告在向着友好、客观的方向走。通常，媒体批评中国不够透明，但该报告称中国正变得更加透明，只是还不够。

　　《财经》：我想中国方面比较担心美国不断要求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一个在军事上根本无法与美国军力相提并论的中国，怎么能够和美国一样增加军事透明度呢？

　　兰普顿：在军事透明度方面，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全面开放，这样我们能将情况了解到，但没有哪国军方会这么干，包括美国自己也不会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而在于自己的邻国，因为其邻国都比较小，他们的担心会更多。中国最好还是利用自己的软实力，对邻国采取安抚政策，增进交流。你想想，相距万里、实力雄厚的美国都担心中国，那些紧邻中国的小国是什么感觉？

　　中国的邻国可能比美国更关注中国军队的透明度。不论采取何种方法，只要提高透明度，我认为就是件好事。中国可以更加公开其预算。我们对此可以有大争论，但美国有些预算也不那么清楚，但基本上比中国要透明。

　　《财经》：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利益冲突较多的区域，或者说各自是重新适应新平衡的一个过程。基辛格博士不是提出了共建“太平洋共合体”的概念吗？

　　兰普顿：我同意，这大概是他《论中国》最后一章的意思。我不反对将这作为一种愿望和目标，但我不如基辛格博士那样乐观。我们不得不问：“太平洋共合体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太了解这在体制上意味着什么。假如所谓的太平洋社区是像欧盟或北约那样的组织，但亚洲与欧盟或北约的情况相去甚远。

　　说实话，韩国人不大信任日本人，也不大相信中国人，我认为这是事实。越南人其实也不相信中国人，而中国人对越南人也不信任。印度人和中国人真正相互信任吗？事实并非如此。巴基斯坦人信任印度人吗？并非如此。菲律宾人相信中国人吗？不相信。如此看来，亚洲要成为一个“共同体”可谓任重而道远。

　　不过，抓住合作领域，进行区域或次区域范围的合作，相当可行，而且我认为亚洲似乎正在这么做。美国应该鼓励此事，努力参与。美国不愿看到一个将其排除在外的亚洲社区。当美国谈到亚洲区域合作，我们将自己视为该地区的一份子。不是像湄公河开发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参与的，是那些涉及亚洲根本经济发展的问题。让美国参与进来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假如被撇在一边，美国不会高兴，那事情就不好办了。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应该是开放而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

　　《财经》：中国从来也没有在亚洲排除美国，美国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你对中美未来担忧吗？

　　兰普顿：人年纪大了，会有孙子。这是老生常谈，但当政治领导人年纪渐长，他们会谈到自己留给孙子辈的世界，甚至不是说留给孩子辈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朝着建立一个对我们子孙后辈而言更好的世界，是留给后代一个易于管理还是以难管理的世界？如果中美不合作，那留给后人的将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世界。

　　如果美国和中国怒目相向，我们将揪住对方的每一个问题，落井下石，这样的未来不怎么好。中国和美国是两个聪明、务实、具有经济头脑的国家，我们有足够的智慧避免上述情况出现。

　　本刊记者丘昭琪，王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财经》特派记者 张燕冬 发自美国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