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廉洁市场建设：权力和资本勾结是最大祸害

　　作者： 何雪华、黄蓉芳

　　专家学者表示廉洁市场需要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公平交易

　　广州提出，建设廉洁市场，让廉洁成为广州的商贸准则。那么，如何结合“国际商贸中心”的建设，营造市场规范有序、资源配置高效、行业廉洁从业、企业诚信经营的廉洁市场？国际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市场行为分离”；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则建言“更须关注不公平不规范”；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倪星教授更推崇以科学的评估体系促进廉洁市场建设。

　　文/本报记者何雪华、黄蓉芳  通讯员穗纪宣

　　郑永年：行政权力要与市场行为分离

　　郑永年认为，推进清廉建设时，人们大多数都会说要推进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实质上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因为经济是政府运行的血液。

　　因此，郑永年反复强调，在推进经济改革时，“最重要的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市场行为的分离，在行政权力和市场行为之间建立起边界”。他举例说明，西方社会很早就确立了私有产权制度，正是有了这一层保护，君主贵族才不可随意动用资产者的资产。“私有产权只是确立行政权力和市场行为边界的其中一种方法，也存在着其他的方法。”郑永年提醒道。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推进经济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革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权力与市场行为合为一体的体制机制，实行政企分开。前些年，国家通过修改宪法、制定物权法等以保护私有财产，正是由于私有财产有了法律保护，继而维护和促进了现实经济改革，以致民营企业迅速得到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

　　郑永年认为，在经济改革中最迫切需要重视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目前一些国企的产权仍不够清晰，法人化、企业化、市场化还不完全、不彻底，国企老总仍然拥有行政职级，政企不分现象和影响仍然存在。所以人们说国企老总是风险最高的职业，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国企去行政化不彻底，企业内部产权不明晰或行政权力过多介入企业，都可能出现腐败现象。如果国企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经济领域的危机，也可能出在国企，一些腐败现象产生于国企也就不可避免。

　　李成言：重视不公平与不规范问题

　　李成言认为，市场交易公平有序，则应作为现代城市发展所追求的经济市场管理最高境界。

　　“之前我们说起地方的经济发展，总是以经济总量多少，人均GDP多少，市民群众拥有多少票子、多少车子、多少房子等来衡量、来评价，到了目前阶段，更应该关注的是获得或者说是市场发展过程中是否公平、规范。”

　　李成言以近代西方国家城市化为例，西方社会以“羊吃人”的方式圈地，将农民赶进城里做无产者，激化社会矛盾，产生很多恶果，这警示着作为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广东尤其是广州市，应高度重视并解决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不公平与不规范问题。

　　任建明：政府的权力要有边界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在中国香港，公众对商业腐败的容忍度是1.7分左右，比对官员腐败1.0分左右的容忍度稍高一点，但仍然算是比较低的。但在中国内地，公众对商业腐败的容忍度显然要高得多。这也正反映出当前市场环境的恶劣。

　　任建明认为，要建设廉洁市场，首先要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虽然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需要政府运用权力来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但是，只有将政府权力有限化，让政府的权力运行知道其边界所在，市场才会更好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实现最基本的市场公平。

　　倪星：准确评估腐败状况有助防腐

　　倪星认为，在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市场经济趋利化和利益分化，再加上对外开放背景下市场操作方式鱼龙混杂，市场行为涉贿、涉腐事件发生几率肯定存在，“关键在于有效防控”。

　　在反腐倡廉中专家学者们经常讲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成功经验，倪星认为整个中国内地很难复制境外经验，但或许广州可进行本土化嫁接。倪星建议，中国城市廉洁指数关于廉洁工作的绩效评估，在市场领域防治腐败中，尤其要关注过程监督，着力监控行政效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政府建设工程项目与政府采购、行政审批、国有土地管理等腐败高风险行业。而在结果控制上，则需要高度重视举报投诉、违法违纪情况及惩处情况。

　　倪星表示：“采用合适的体系，对腐败状况进行准确评估，有助于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推进廉洁市场建设。”

　　李江涛：想净化市场先建信用体系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江涛认为，廉洁的市场，需要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公平交易，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目前，我国现有的市场中，造假、售假、侵权等行为屡见不鲜。“权力和资本勾结是其中最大的祸害。”李江涛说，权力和资本一勾结，就容易扭曲市场信号和行为，就容易产生欺行霸市、不正当垄断等怪象。

　　李江涛说，而在中国，整个信用体系都不完善，“因此，才会有骗了一个又骗第二个的怪事。”因此，他认为，要想净化市场，首先建立信用体系，要为所有公民建立一套完整又便于查阅的信息系统。“要有记录，要有黑名单，而且要能把不良记录通过各种手段与其他部门共享。”他说，“广州可以先行一步，在这方面作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