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宁十年投资6.7亿元植树260万亩 存活率难保

　　“适合栽得栽，不适合也得栽。我们栽树有政治任务，毕竟首都只有一个。”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

　　2012年4月6日，宋安民拿出那块旧得发白的展板，上面的照片展示了丰宁县小坝子乡植树带来的变化：2000年，黄沙包围了村庄，沙丘即将吞过屋顶。2009年，一棵棵杨树郁郁葱葱，蓝天远山清晰可见。

　　但这些杨树开始死了，“白搭了。”宋安民记得1980年代他栽的杨树也没活，这又验证了丰宁人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如果建国以来种的树都活了，房前屋后炕头灶台都是树了。”

　　小坝子乡距离北京车程只有3个小时，村民说，北京的十粒沙子中就有两粒来自小坝子。2000年，沙尘暴肆虐京城，时任总理朱镕基的视察地点就在宋安民家门口，此后宋安民成了新闻人物，就着这块展板，他曾向多位官员和媒体描述当年沙子即将淹没房顶的画面。

　　树木衰死，存活率低，这并没有减弱丰宁人的造林热情。2000年后，一半的丰宁农民参与过造林工程。

　　这个小城上演的，正是中国植树造林运动的典型缩影。2012年4月，犹如准备春耕一样，林业部门设计造林方案，选树苗，施工队开始招工，和农民商量挖树坑的工资。种树已和种地一样成为丰宁人劳动生产的一部分，年复一年。

　　活棵树比拉扯孩子还难

　　李树坡种了十多年的杨树开始死了。4月3日，他抚摸着这些树，像是抚摸自己的孩子。

　　“20%多的杨树都旱死了，从我们村往上的树都不行。”宋安民说。李树坡皱起了眉头，他反驳道：“这些年风沙倒是小了不少。”

　　朱镕基视察后，两家日本公司在小坝子乡先后投资上千万元，造林上万亩。附近的村民都赶来种树，挣点工钱。李树坡坚持得最久，劳作了近十年。

　　十多年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京冀水源地保护项目等带“京”和不带“京”的项目进入丰宁。项目落地后主要就是种树，村民的感觉是每个山头都刨过树坑。“用一百块钱来铺，这些年投的钱可以铺满这些山头。”据丰宁县林业局统计，2000年后完成造林260万亩，约占现有林地的一半，总投资额6.7亿元。

　　小坝子乡的投入尤其大，在布满石头的河滩，村民们给这片土地换了一层土，种下树后又打井浇水，“浇一遍要十多天，后面没浇完，前面浇过的又黄了。”李树坡回忆。

　　很多人以为可从政府承包植树项目大赚一笔，但因多次补植，有的包工头亏本不干了。

　　而这只是在坝下，在更干旱的坝上种树更难。丰宁北接内蒙古，南邻北京，分为坝上草原和坝下山地两片。坝上路边偶见隆起的大山坡，坡上星星点点，像一片巨大的“蜂窝”——树没活，只留下满山头的树坑。

　　丰宁人常说，活棵树比拉扯孩子还难。但位于北京的上风上水，离北京最短距离只有18公里，丰宁县承担着“卫都”重任——“把清水送入京津，把风沙挡在丰宁”。

　　干旱，绕不过去的坎

　　75岁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罗菊春去过小坝子，杨树之死没有出乎他的预料。2000年以来，在内蒙古、宁夏和甘肃，他也发现了大量死亡的杨树，“都是三北防护林啊”。

　　在丰宁西边的张北县，全国人大代表袁妙枝已多次提交议案：张北的近百万亩杨树，属三北防护林工程，如今一半开始老化枯死。

　　在风大、降水量小的北方，杨树耗水量大、生长快但寿命短，这在学界已是共识。1978年，浩大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覆盖面积几近国土面积的一半。但其中种植的杨树，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2000年后的造林工程中，乡土树种得到了推广。“这个地区适合栽什么就是什么。”丰宁县林业局副局长王凤阳说。然而，换了本地种，加上技术更新，“造一亩地往往需要二至三次补植才能成功。”在丰宁林业局提交给国家林业局的报告中如是提及。

　　这让丰宁县的经费捉襟见肘。风沙源项目经费每亩200元，但据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工程管理处处长白建华估计，在坝上地区，种植乔木和灌木的每亩成本分别为650和300元以上。相对于北京市每亩3000-5000元的投资，国家和地方林业部门均认为资金不足是最大的问题。

　　但在72岁的村民孟宪义看来，周而复始的种树终究抵抗不过老天爷，“年年栽，年年死”。丰宁县年均降水量只有400毫米左右，属于半干旱区，缺水成为资金和技术之外绕不过去的坎，而在西部的干旱区，更是如此。

　　坝上草原被称作“海留图”，为蒙语水草丰美之意，丰宁恰是森林和草原的过渡带，水分条件已较为乐观。但坏消息是——每一个丰宁人都感到这些年越来越旱。想起小时候野狍子下来河套喝水的场景，孟宪义露出一脸美好，但是河套早已干涸，田地也硬得梆梆响。“我说卫星那么发达，咋不给人工增点雨呢？”

　　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专题报告中的一篇论文发现，大规模的天然森林死亡出现在各国的森林草原交错带，因为这些过渡地区对于全球变暖现象更为敏感。

　　刘海森也痛心地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当了25年林业技术员，管护的树中已有25%左右死亡，“主要是旱死”。不过刘海森认为干旱了就更应该造林，“树可以蓄水”——这种观念同样深深印在其他朴素的村民心中。

　　为了提高覆盖率

　　这是一个命运和“植树造林”绑在一起的县城，清代推进“广垦储粮”政策后，对于北上佃田或垦荒的汉人而言，种树已是一种情结，树坡、树林、护林是常见的名字。

　　1979年后，丰宁被列入三北防护林工程和首都周围地区绿化工程地带。但这些早年工程效果一直难如人意，直至2000年沙尘暴肆虐北京，丰宁的生态恶化到让总理都痛心。

　　“那时候项目资金少，从上到下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管护，还一味砍。”王凤阳如是总结。

　　近十年来，丰宁林业局称森林覆盖率已提高了近20%。2012年4月9日，白建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4%，基本达到2001年-2010年的规划目标，但“建成的人工植被大多处于中幼龄期，极易受到干旱以及放牧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果不加管护，很容易发生退化”。

　　为了这提高的覆盖率，王凤阳说，防火和禁牧一直是主要任务。全县已有600多名专职护林员和100人的森林扑火队，“造林千日功，火烧当日空”，类似标语随处可见。

　　李树坡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护林员。清明时节，他每日早早起床，盯着他辖区内的每一个坟头，不让百姓烧纸。丰宁县也开展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下乡行动——3090名政府官员驻扎309个村，半里路就有一名看护人员。

　　相比防火任务的严防死守，禁牧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牧业是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丰宁实行全县全年全天候禁牧，对此国家虽有补贴，但牧民根本无法全年圈养牲畜。禁牧成了护林员和农民的“猫鼠游戏”。李树坡在一个山沟巡逻时，几个妇女拿着刀说，要不让放牧就砍人。而更多的农民选择了偷偷地“夜牧”。

　　有的农民被迫卖掉牲口，在朱镕基曾视察过的榔头沟村，宋安民说最多时期有两千多只羊，现在只有几十只，年轻人出去打工，或是跟着施工队栽树挣钱。

　　“作为贫困县，老百姓觉悟挺高的。”王凤阳说。

　　自然封育难挡上级任务

　　坝上的村民张树民(化名)非常困惑，因退耕还林，他种在耕地里的落叶松还不到膝盖，高处山坡上的却已两米多高。

　　自然太复杂，一个转向或一个高度变化就会导致土壤和水分的差异。“天然林可以掌握这个程度，但是人工林不好掌握。”正在鄂尔多斯考察的生态学家刘书润说。

　　保护优先，自然封育，这是所有受访专家的建议。但是“天然林不好看，经济效益低，也不容易立马见效，我们很难说服林业部门”，刘书润说。

　　实际上，林业部门当然懂得自然封育的作用，“我们是封飞造结合，难造林的地方就封山育林、飞机播种。”王凤阳说。

　　北京林业大学一位长期关注环境政策的学者认为，近年来采伐量大大缩小，林业部门的职能已经从采伐树木变为管护，造林项目已经成为地方林业部门重要的收入来源。“封育的项目资金远远低于造林，这可能是原本封育就可以解决问题，却要造林的原因。”曾在丰宁坝上做过研究的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赵文智说。

　　对此，在科尔沁沙地待了12年的环保人士万平则深有体会，他以前浇水栽树，现在是让沙地自然恢复成草原，但这样很难申请到项目。“这个思路要拧过来，很难很难。”

　　对于沙化严重的小坝子而言，罗菊春认为栽种耗水量少的灌木可协助治沙。他两次去小坝子时都如是建议，但是当地还是大规模栽种了杨树，“为了见效快，还想要木材。”罗菊春叹道。

　　其实，林业部门的造林压力更多源于政治任务。

　　“适合栽得栽，不适合也得栽。我们在北京的上游，承担着治沙的责任，我们困难就困难在这里。”王凤阳非常清楚丰宁的生态环境，“我们栽树有政治任务，毕竟首都只有一个。”

　　对于村民来说，灌木和天然林带来的生态效益不能取代经济效益。村民秦护林想把自家地上那片让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得“绿化美化先进单位”称号的“世纪林”砍光，花费几十万元种植的杨树和松树没有成材，自然生长的榆树林没有经济价值。“我要生活，砍了后垫上土，可以种粮食蔬菜。”

　　在丰宁北面的内蒙古多伦县，李树坡承包了“百万亩樟子松”重点工程中的一万亩地，因苗木价格下降，他期待多赚些钱。而在丰宁的南边，为了降低恼人的PM2.5，2012年北京市还要造林20万亩，投资60亿元，这是十年来丰宁造林面积的十分之一，投入款项的近十倍。

　　(南方周末实习生张路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