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游资的政商关系：集资案背后都有官员影子

　　丽水，游资的官商关系

　　魏一平 摄影：张雷

　　摘要：吴英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个因民间集资入狱的冒险者。仅在2008年，吴英在金华看守所等待审判的时候，与金华相邻的小城丽水，就接连爆发了两起非法集资案。一起案子的主角是打着领导旗号疯狂集资的司机掮客，另一起主角则是当地风光的房地产老板季家父子。涉案的数额，故事的情节，都不输吴英案，而且，游资背后都有官员的影子。

　　司机掮客

　　在杭州见到朱文连的时候，他已经对叙述自己的遭遇没了兴致。紧绷在身上的黑白格子衬衫更衬托出发福的身材，他在杭州的家位于西湖畔，开的还是那辆在丽水时知名度颇高的黄色悍马。问起发家史，他含糊地回应：“从丽水来杭州的高速公路上，好多隧道都是我做的。”

　　在很多丽水人眼里，朱文连有双面形象，有人说他是草莽派的“暴发户”，有人说他是勇敢挑战丽水集资潜规则的“英雄”。4年前，他把3000万元借给一个叫单旭波的人，一直到今年3月1日，才终于讨回了其中的19%。这是他的另一重身份——单旭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最大的受害者。

　　案发前，单旭波的身份是丽水市工商联的司机。2009年3月，他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9年零6个月。判决材料显示，自2004年始，单旭波以月利率1.5%～8%的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存款共计6280万元，所得集资款项先后被其以月利率5%～12%的高息转借给吕伟强等人使用，其中借给吕伟强的累计资金达4600万余元。

　　在这之前，外号“胖子”的吕伟强，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结交领导广泛，路子多”。他的公开身份是丽水市政协主席的司机，在政府机关开了十几年的车。常常在饭局上吹捧自己与领导们关系亲密的他，最初宣称的集资理由是与领导合伙做生意。这一招很管用，不少人开始“托关系送钱给他”。后来，他又放话说自己要办厂，而且也确实做了样子，2006年初在工业区一次性买了23亩地，投资成立浙江瓯博特塑胶有限公司，当时的招商登记材料称，这一项目投资建成后，将年产PVC塑料片9000吨。

　　当年热火朝天的工地，开工不久就因拖欠工程款停工了。但是，在2007年那个丽水游资最疯狂的年代，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心他的工厂项目。“炒基金、炒房、做外贸，所有人都相信，像‘胖子’这样的能人，给他钱就能赚回高额利息。”一位曾经借资给吕伟强的集资户告诉本刊记者。

　　可是，即便是像吕伟强这样“天天跟领导们在一起的人”，也没有逃过资金崩盘的厄运。2008年4月24日，他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两天后，警察控制了单旭波。2009年5月，吕伟强案由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其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书称，自2004年开始，吕伟强以月利率1.5%～12%的高息回报为诱饵，先后向单旭波等33户个人或单位非法集资2.6亿余元。

　　就在吕伟强和单旭波归案的一个月前，2008年3月，外号“小姑娘”的杜益敏被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罪名也是集资诈骗罪。一位了解当地游资运作的老板提醒本刊记者：“他们的集资里都有官员的影子，但在吕伟强和单旭波案中，官员的角色更加赤裸裸。”

　　他所言的“赤裸裸”，突出表现在资金链断裂的前夜。

　　2007年11月，单旭波告诉朱文连，吕伟强和陈伟达、林斌等领导正在绍兴柯桥投资房地产项目，银行贷款还没到位，急需一笔验资款，等银行贷款出来后，所借的钱就可以立即归还。陈伟达当时任丽水市公安局副局长，林斌则是市委书记秘书，丽水本来就不大，能与这一级别领导合作，朱文连当然动心。几天后，单旭波拿来了署名陈伟达的借条，这更让朱文连吃了定心丸，不过，单旭波告诉他：“领导不方便出面，还是我来借比较好。”很快，朱文连就打给他1000万元，“连借条都没要就相信他了”。后来，单旭波以手机里林斌发给他的信息和银行账号为保证，又陆续向朱文连借款2000万元。

　　与朱文连差不多同时被找上门来借钱的还有丽水当地的10多位老板。有些开始觉察到吕伟强和单旭波资金紧张的集资户，甚至出面替他们拉来高达3分钱利息的新集资户，为的就是把自己的钱赶紧解套。在这一轮寻找最后的接棒者游戏中，领导们也褪下身份顾忌，亲自上阵。

　　当地纪检部门一份通报材料显示，时任丽水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陈伟达，筹集亲友资金出借给吕伟强使用，并多次出面帮助吕伟强联系向企业借款；李锋(时任丽水市国土局副局长)、吴益由(时任丽水市政法委副书记)为吕伟强借贷资金提供方便条件，由于他们的帮助，吕伟强先后向浙江金龙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借款1020万元，造成企业实际损失855万元。此外，林斌在出借资金和介绍朋友出借资金过程中，收受吕伟强“好处费”。

　　据朱文连介绍，除了从他这里借走的3000万元，吕伟强和单旭波在资金崩盘前的这一轮疯狂集资，共借到5000多万元。直到案发前的几天，被朱文连追债的吕伟强，才告诉了他实情：“他跟我说，钱给领导拿走了6000多万元，陈伟达光拿走利息就有1280万元，林斌有1000多万元，都有账的。之前他被领导们控制着，直到拿回钱后才让他自首。”朱文连告诉本刊记者。

　　随着吕伟强和单旭波案的审判，两人间微妙的关系也得以示众。简单说，以“领导司机”身份疯狂集资的这两人，不过是丽水游资中的掮客而已，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生意，而是把后借的钱用于支付先借的高额利息，依此滚动，直到最后崩盘，总是会有朱文连这样的接棒者出现。当然，这期间还可以满足个人的挥霍。公安机关查证，2004年以来，单旭波常带着吕伟强去澳门赌博，单旭波帮他签下筹码，从中抽取“洗码费”，吕伟强在澳门赌博共输掉2100余万元。有熟悉二人的人士评价：“吕伟强农民出身，头脑发热，被精明的单旭波利用了，他们两人又都被领导们利用着，实际上成了少数人赚取高额利息的傀儡。”

　　季氏银泰

　　就在吕伟强和单旭波案发的时候，2008年春天，小城丽水到处弥漫着一种兴奋和恐慌交织的情绪。在浙江GDP排名倒数的丽水，2000年才成立地级市，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却因为毗邻温州，下辖的青田县又是闻名于世的侨乡，很多人在海外做生意，民间游资一直很活跃。他们嗅觉灵敏，追逐着每个时期的兴盛产业，最开始是小水电站，后来是房地产。

　　这个春天，引爆丽水集资坍塌的是一家名为万松房地产的公司。老板潘万松是包工头出身，后来靠集资拍下土地自己搞开发，成为地产界一匹“黑马”。可是，老板和集资户之间，并非简单的借贷关系，有时又会互相制衡。丽水地产界资深人士赵磊(化名)向本刊记者分析，当初万松许诺给集资户优先购房权，但后来的开盘价较高，引发了部分集资户的不满。“实际上，集资户中有很多炒房的人，他们带头退款，起初万松还不在意，觉得没事儿，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堵不住了。”

　　万松事件持续了3个多月，当地政府审计部门及时发布公告，称万松的债务为4.85亿元，但资产超过5亿元，“总算稳定了一下集资户的情绪”。

　　可是，与万松地产差不多的另一匹地产界“黑马”——银泰公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银泰的创始人季林青也是丽水包工头出身，据他后来的供述，2000年左右，靠着手头仅有的12万元和亲戚朋友的借款，以280万元买下丽水卢埠村综合楼地块，挂靠在庆元县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并和卢埠村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后又挂靠该公司拍下了万丰小区27幢地块，2002年9月份该公司进行改制，季林青筹集30万元买下公司，名称改为银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万丰小区27幢地块和卢埠村综合楼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验资。就这样，季家父子完成转身，正式进入丽水地产界。

　　季林青有三个儿子，季文华排行老二。4月26日，我们在丽水一个老旧小区中见到了季林青的妻子董元英。案发后，季家财产被查封，这栋位于顶层的两居室是唯一留下的财产，也是他们家到丽水后买的第一套房。62岁的董元英一身农村妇女打扮，屋里只剩下简单的旧家具。据她介绍，老二季文华性格稳重，又在读大专时学过建筑，算是季家最有文化的人，所以，2003年，公司改制成银泰房地产投资集团时，季文华做了董事长。在这个家族企业中，老爷子季林青主要负责银泰遂昌分公司的运作，老大季永军辅佐二弟任银泰集团的总经理，小儿子季胜军则主要负责下辖的建筑公司和株洲项目。

　　从2003年开始，季家父子的集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年12月，他们以2.8亿元的受让价取得丽水市夏河村地块，土地面积近7万平方米。熟悉这一过程的赵磊告诉本刊记者：“几乎全部靠借款，银泰的自有资金不足10%。”

　　董元英并不懂得这样的资金结构意味着什么，她只是有些委屈地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大家都在集资，他们爷儿几个商量着也这么干，借条的写法还是向别的房地产公司学来的。”她所言不差，从2003年开始，丽水市兴起了一股全民经商潮，甚至政府出面鼓励银行向公务员贷款经商，所需要的只是公务员之间互相担保即可。“那时候几乎每个公务员都能从银行贷到钱，从10万到50万元不等，很多人贷出来就放给房地产公司。”

　　银泰的做法不新鲜，可是，真正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却并不像季家父子想象的那么简单。赵磊分析道：“银泰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管理不专业，开发周期过长，这正是民间集资的大忌。”在夏河地块上开发的江滨小区，2003年12月拿地，2005年10月才开工，而且一动工就拿出小区地段最好的房子预订出去。“最初预计2000万元的利润，最后反倒赔了7000多万元。”

　　在赵磊看来，民间游资最大的特点就是“短期逐利，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因此，如何掌握火候，让地产开发与资金使用的周期吻合，就成为关键。“银泰的借贷期限都是一年或者半年，一个地产项目，从拿地到回笼资金，不能超过18个月，否则隐形的财务成本就像蚂蟥一样，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实际上是不断在付利息，形成隐形失血。”

　　可是，季家父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在江滨小区还没有动工的时候，又砸下1.1亿元拿下了丽水市行政中心的S06地块。如此循环往复，根据季永军在狱中写出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01到2007年，短短6年间，银泰至少拿下了19块地，光土地出让金就高达17亿余元。这些项目，到2008年案发时，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开发，甚至连最早在2001年拿下的第一块地，案发时都尚未开始销售。

　　地业界广为流传的一幕就出现在2007年7月31日的那场土地拍卖会上。“季文华埋头坐在下面，根本不理会拍卖师的喊价，只是一个劲儿机械性地举牌，就在拍卖师举起锤子准备砸下去的时候，已经没人跟他竞争了，他还举牌加了5000万元，最终成交价6个亿。”也是在这场被称为“7·31”事件的拍卖会上，万松地产以楼面价1.6万多元/平方米的价格，一举成为丽水的“地王”，也成为丽水房地产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与不专业的开发方式相呼应，银泰的内部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么大一家公司，请的财务总监竟然是一个以前在电器店里记账的会计。”赵磊说。后来审计机关查账，发现公司的财务混乱至极，季家父子等人经常从集资和公司账户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取走资金，而不管是集资进账还是支出利息，财务总监所做的不过是拿着季家父子给的一张单子去银行照章办事。

　　政府角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银泰高管向本刊记者回忆，早在2007年下半年，银泰的资金就开始紧张，只不过那时候还能不断集资来维持运转。可是，随着吕伟强、单旭波案和万松地产挤兑事件的发生，撤资的恐慌情绪开始在丽水弥漫。“仅在2008年4月到6月，从银泰账户上退出的游资就有2个多亿，主要是些有权势的集资大户，包括政府官员和公司内部高管，最大一笔高达1个亿。”方法跟“司机门”案件差不多，所谓消息灵通的“有力人士”总是很容易从游资漩涡中及早脱身。

　　2008年6月8日，“央视”播出一期名为“丽水楼价赶超杭州，神话背后泡沫惊人”的节目，以万松地产事件为例剖析丽水的房地产集资潮，成为压倒银泰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天，要求退款的人就涌向了银泰总部，并开始向分公司蔓延。到了7月10日，又到银泰遂昌分公司向集资户发放利息的日子，可是，这一天过去，集资户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银行账号上并没有变化。第二天，恐慌的人群走上街头堵路，季家父子被推上风口浪尖。董元英回忆说，当天，季林青就被警方控制。晚上，在杭州筹集资金的老二季文华因为喝醉酒把手机忘在了车里，没有接到政府的电话，很快就被警方直接抓了回来，银泰案发。

　　季家父子被扣在丽水宾馆里，政府也左右为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万松事件后，政府就绷紧了弦，但考虑到万松自己还能以资抵债，政府不想把事情闹大，在托盘、破产清算和卖房还钱三种方案中选择了最后一种。可是，银泰的问题比万松严重得多，走破产道路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要面临数万名集资户的维稳压力。”只是，按照审计结果看，银泰资金尚有8个亿的缺口，大多数项目又还在建设中，政府会为季家父子的冒险行为买单吗？

　　饶华丹那时候几乎天天待在丽水宾馆，她是银泰的集资户，有200多万元放给季家父子。“有地就有未来，将来把6块地的房子卖掉，最晚到9月底，一定能够扛过去。”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集资户们与季家父子达成的一致认识。政府也答应让季林青和季文华父子在政府人员陪同下外出筹资，据说，9月14日，季林青从北京回来，说已经谈好了一笔2.2亿元的融资，第二天，集资户们还不放心，专门去宾馆找他核实，可是，当天夜里，他却突然被拘留了。

　　一起被拘留的还有他的三个儿子。季家父子被拘留后，当地政府在一份通告中解释了立案侦查的原因——审计除了发现8亿多元的亏空外，还发现有1.58亿元资金游离于账目之外不知去向，而银泰自救至少需要注资5个亿，其持有的土地关系复杂，有的甚至已经抵押给法院，“自救已经无望，拖得越久集资户的损失就越大”。

　　其实，当时的丽水，几乎每家房地产公司都面临集资户挤兑的风险。赵磊向本刊记者回忆，与集资户的谈判成为地产公司老总们的头等大事。“其实，从‘7·31’拍卖后，地产界资金趋紧，有的公司就开始提高集资利息，市场上的资金争夺战就打响了，银泰的摊子铺得太大，而且季家父子的形象不好，最终成了市场和政府都抛弃的对象。”

　　有关季家父子的“形象”，从判决书里也可窥见一斑——在法院认定他们四人所挥霍的7000多万元中，绝大部分都花在了女人身上。60多岁的老爷子季林青为情妇买别墅和奥迪车，平时支付的零花钱就有120万元；老大季永军离婚，送给女朋友两套房子和一辆马六轿车，自己则先后买了宝马X5、保时捷911和宝马730轿车；老二季文华的女朋友更多，送房、送表，“价值1万多元的三星手机，一次就买了三部”，他甚至在杭州专门转租了一家酒吧，花费数十万元装修，但并不是为了经营，而是供自己娱乐，因为里面的女歌手也是他的女朋友；老三季胜军年轻帅气，身边从不缺女友，挥霍的财产最多，高达3200多万元。

　　2011年11月，银泰案宣判，季家父子全部被判集资诈骗罪，其中，季文华被判死刑，季林青和季胜军被判死缓，季永军被判无期。董元英告诉本刊记者，她对他们父子在外面干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她从家里翻出一些影集，里面全是季林青在北京出席各种饭局的照片，他与退休高官、将军、演艺界人士合影，但董元英一个也不认识。这个并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的老太太，现在只能独自去面对，甚至要靠老朋友接济度日，因为季家父子的好色，儿媳们早已离家，出面为他们请律师的也是几个朋友。

　　讽刺的是，不管是董元英，还是很多集资户，对季家父子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半点怨言。“他们是做大生意的，买好车、找女人，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他们反而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如果不抓人，钱肯定还得上。”

　　链条末端

　　63岁的陈绿妹是银泰集资户中的典型代表。她是青田县农村人，两夫妻以种田为生，小儿子在外做生意，2007年回丽水买了房。得知银泰集资的高额利息回报后，陈绿妹背着儿子和儿媳，偷偷把这套房子做了抵押，从银行贷款30万元放给了银泰。2007年底，银泰资金链紧张，把集资利息从1.7分提高到2分，陈绿妹又将大儿子的房子做抵押，以互利借的形式筹集了30万元放给银泰。所谓互利借，也就是她以1.2分的利息向别人或担保公司借款，然后放给银泰这样利息为2分的房地产公司，从中赚取利息差价。2008年，丈夫生病住院，陈绿妹去找银泰公司要钱未果，银行贷款还不上，最后被小儿子识破，两口子离了婚。

　　像陈绿妹这样，从银行贷款或者借钱来集资的老百姓并不在少数。她们的故事都很雷同。另一位66岁的陈女士是退休的纺织工人，她把两口子省吃俭用的钱和老房子的拆迁款都给了银泰；现年65岁的饶华丹则是把儿子为了扩大生意向朋友借来的钱放进了银泰……

　　可是，每当问起为什么如此相信银泰的时候，她们的回答又如出一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里挂了30多块牌匾，什么优秀企业家、杰出青年奖、慈善企业奖，还有那么多领导合影，难道是骗人的吗？”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集资的操作方式，也给这些一心想赚钱的百姓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按照她们的说法，钱并不是直接送到银泰公司，她们通常先到银泰公司去讲好集资的数额和利息，然后去银行将集资款打到指定的账户，再拿着银行出具的回执单去公司找财务人员签订集资协议。“我们都是去四大国有银行办理的啊，政府能容忍他们诈骗吗？”

　　根据法院的判决，季家父子的集资诈骗额是14.7亿余元，涉及近1.6万户人家，在老爷子季林青所在的遂昌分公司，小小县城里就有1.1万多个集资户牵扯其中。

　　即便是银泰案中集资额最大的季小雄，也在电话里向本刊记者表达了无奈。57岁的他在青田县水利部门上班，因为在圈子里的威望高，朋友们都愿意把钱交给他来打理。他前后集资给银泰的钱高达3470万元，他说：“我跟季家父子这么多年的朋友，最终也没有安全上岸，就是因为太过信任他们了。”

　　朱文连的解释则是“信息决定成败”。当年吕伟强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死缓，而单旭波的罪名却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期只有9年半。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政府人士透露，当年，检察院建议两人的案子合并起诉，可后来并没有合并。单旭波的案子放到了没有判决死刑权限的莲都区法院审理，“否则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就会彻底曝光，会牵连领导进来”。

　　让朱文连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最后集资的几千万元怎么会短短几天就打了水漂。虽然相关的领导都受到了处分——陈伟达最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调离公安队伍；林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调出党政机关；李锋、吴益由受到的处分是党内警告。可是，“领导们跟吕伟强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否则这些钱就成了集资诈骗得来的赃款，要追回；而现在，他们从单旭波那里拿到的钱，因为单旭波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钱就成了合法的‘善意取得’”。朱文连向本刊记者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