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油管道里的美苏冷战

　　在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苏在输油管道中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其间看似苏联人得手，但最终却被自己的胜利所压倒。

　　文 | 王守谦

　　对于前苏联这样的产油国而言，大口径的输油钢管无疑是其保证石油出口、实现战略经济目标的生命通道。如果不具备足够的生产技术和能力，不但无法将深处腹地的油气资源运出广袤的俄罗斯冻原，而且也会因为石油产业对钢管的高度依赖性，而在险恶的国际丛林里受制于人。

　　也正是因为看重了苏联的这个弱点，美国决策者一直将输油管道禁运视为遏制苏联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幽深而漫长的石油管道里，两国曾为此进行过近十年的纠缠与攻防。

　　“石油换钢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狂飙，几乎摧毁了苏联境内从乌克兰西部到高加索地区的所有石油井架。深谙石油之战略意义的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用红蓝铅笔不断在作战地图上圈点苏联的能源基地，为德军轰炸机和坦克兵团标注打击重点。

　　待“二战”结束时，苏联石油生产已降至1930年来的最低点，总产量仅为1940万吨。尽管战后苏联从奥地利等占领区获得了大量石油勘探和生产设备，又通过与罗马尼亚合组石油股份公司的方式控制了该国油田，但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仍然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这位从煤矿工人中走出来的政治强人，至死也未能使苏联回到20世纪初期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的位置上。

　　总体上看，苏联并不缺乏重振石油工业的政治决心和资源优势，它需要的只是设法与西方谈判，进口更为高效的采油设备与技术。在1955年苏共中央全会上，苏共中央委员伊·费·捷沃相言辞激动地指出，只有尽快改善技术和设备领域的滞后状况，才有可能提高石油工业效率低下的局面。

　　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显然比莫斯科“醒悟”的更早。1950年，该局向总统提交了苏联石油工业的研究报告，敦促上峰利用苏联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对其实施战略遏制。这份报告断言，假如无法取得西方的石油技术和设备供应，“苏联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进行任何特殊的改进”。

　　在苏联拟从欧洲进口的石油设备和技术的清单里，排在最前面的是大口径的输油钢管。“二战”后，随着传统石油产区巴库油田的相对枯竭，苏联的石油基地逐渐东移至西西伯利亚。无论是要将石油输送至国土欧洲部分这一经济重心所在地，抑或是向欧洲国家出口以换取外汇和技术设备，都需要足够廉价和高效的运输手段，其中尤以大口径管道运输最为经济。据美国学者B·W·詹特森推算，如果输油管道采用40英寸钢管，运费要比24英寸钢管节省39%，比铁路运输节省72%。

　　不幸的是，正如学者A·斯腾特所指出的，苏联的大口径钢管生产能力仅能达到“象征性数量”，无法满足远程石油运输的需求。与之相反，它的主要对手美国却拥有全球77%的24英寸以上钢管的生产能力。但由于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即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友实施贸易禁运，莫斯科除了用石油向欧洲换取相关设备之外，别无选择。对它而言，如果促成和稳定这一交易，不仅可以增加外汇，强化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话语权。而且客观上也能够反向加强欧洲对苏联石油的依赖，分化美欧同盟。

　　为了尽快获得大口径输油钢管，苏联不惜得罪东欧盟友，给予西欧和德国更大的石油价格优惠。按照A·斯腾特和B·W·詹特森的统计，苏联对西德出口石油的价格是每桶1.71美元，比世界市场价格低0.85美元。与此相反，东欧所得到的原油价格则高于西欧一至两倍。尽管苏联在1958年和1962年两次降价，但对东欧的降价幅度远远低于西欧。与此相应的是，1958-1962年间，西德成为苏联最大的钢管供应商，其出口额达到了苏联大口径钢管进口总额的2/3，意大利、瑞典和日本则得到了剩余的钢管订单。

　　“限制苏联扰乱自由世界的能力”

　　对于苏联和西欧之间以石油换钢管的大额交易，美国政界忧心忡忡。1962年，参议员H·汉弗莱在第87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上警告白宫，苏联对欧洲的石油倾销并非单纯的双边贸易，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的战略行动，会使西方国家的国防与工业逐渐形成对苏联石油的依赖，这“比军事威胁更危险”。

　　其中，从苏联乌拉尔-伏尔加油田通往东欧及黑海、波罗的海港口的“友谊”输油管道尤其令美国人感到忧虑。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看来，“友谊”管道的建成和投产，将“(1)有利于改进苏联相对的军事、战略和经济力量；(2)向苏联在东欧的驻军提供更多的稳定的石油储备，提高苏联驻军的后勤保障能力；(3)迅速地减少苏联的运输负担，有利于满足其他方面的要求；(4)有利于苏联对非苏联集团国的石油攻势”。

　　要求遏制苏联“石油换钢管”战略的，不仅是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要求，国内石油寡头也加入了敦促肯尼迪总统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行列。包括新泽西标准、加利福尼亚标准、美孚、海湾、德士古在内的五大石油公司，一直是中东石油的主要经营者，并且一直以每桶1.75 至 2 美元的石油价格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呼风唤雨。但由于苏联向欧洲购买商提供的石油价格比中东石油更低，五大石油公司不得不以降价方式与苏联争夺市场。公司利润不但因此大为减少，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收支平衡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唯有遏制苏联石油出口，才能夺回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权。

　　1961 年，肯尼迪政府授命国家石油委员会提交苏联石油战略的研究报告。后者在征求各方意见之后，建议西方国家对苏联石油出口进行抵制，实施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次年，肯尼迪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对具有军事意义的物资进行了重新定义，将管道设备列为苏联能够对西方石油供应造成破坏的物资。

　　但是，在如何对待苏联“石油换钢管”战略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已经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档案表明，国务卿腊斯克主张采取积极联系战略，对苏欧贸易进行灵活管制。他认为，贸易能起到促使苏联“趋向更负责、更和平”和“东欧自决”的作用。商务部长赫杰斯则赞同提高管制级别，在争取盟国加入禁运之后扩大美苏贸易，减少欧洲盟友对苏联的能源依赖。

　　不过，随着石油寡头借助国会向白宫施压的力度不断加大，鹰派主张最终占据上风，对苏联进行钢管禁运被提上议事日程。1963 年 6 月，美国国会通过《1949 年出口管制法》修正案，对包括禁运钢管和管道设备在内的对苏贸易加强管制，“以限制苏联扰乱自由世界石油供应模式的能力”。

　　作为美国主导、旨在对苏联及其意识形态盟友进行贸易禁运的协调结构，“巴黎经济统筹委员会”(下称“巴统”)相关制度一直是西欧得以与苏联开展钢管贸易的条件。学者李新华认为，为了不得罪美国同时又能以钢管换取苏联石油，西欧国家利用了“巴统”的行政例外程序，即无需事前申请或事后备案，成员国可自行决定出口战略价值较小的物资，与苏联开展大口径钢管贸易。由于“巴统”议事程序采取“成员国一致”原则，游说和施压的成本过高，美国决定抛弃“巴统”，另行寻找遏制苏欧贸易的制度平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称“北约”)随即成为华盛顿胁迫盟国对苏禁运的新机制。

　　事实上，在未决定对苏联加强钢管禁运之前，美国已开始争取意大利加入禁运联盟的尝试。1962 年1月，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基本达成共识，准备“阻止未来意大利对于苏联集团贸易的依赖，特别是对像石油这样的战略性物资的进口”。国务卿腊克斯甚至向意方暗示，如果意大利不在禁运问题上给予配合，将会影响美意关系。

　　美国石油公司承诺向意大利提供廉价石油，条件是意方对苏实施钢管禁运。国家控股的意大利石油公司(“埃尼”)总裁恩里克·马泰对此反应冷淡，但在他莫名其妙地死于空难之后，“埃尼”新任领导人很快就与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达成了供油协议。美国的施压和游说显然是成功的，因为苏联石油在意大利市场的份额在随后三年内就从22%锐减至10%。

　　美国在亚平宁半岛的成功，并没有在其他欧洲国家轻易复制，即便是借助了“北约”这个由它主导的军事组织。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的有关成员国义务的安排，“缔约国将加强其自由制度，增强对于此种制度所基于原则的了解，促进安全与幸福之条件，以推进和平和友善之国际关系。缔约国应消除经济政策之冲突，并鼓励任何缔约国或所有缔约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美国故意曲解这一规定，赋予其经济冷战的功能，要求欧洲伙伴对苏联石油的进口额不得超过市场份额的 10%，并停止向苏联出口大口径输油钢管。

　　“二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快速发展，显然增强了欧洲各国在外交问题上向美国说“不”的胆量。在北约主要成员国中，除了意大利已被美国拿下、法国右翼政府认同美国倡议之外，西德和英国都对美国的游说反应消极。尽管美国利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渲染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迫使“北约”达成了对苏联禁运大口径钢管的秘密协议，但英德两国仍然不愿配合。

　　美国为说服英国加入禁运行列，曾由肯尼迪总统亲自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致函劝说，失败后又实施经济利诱，提议由美国石油公司购买英国钢管。1963年，随着麦克米伦和肯尼迪分别因丑闻下野和死于刺杀，美国彻底放弃了针对英国的外交努力，转而争取西德。和同时期的英国一样，西德钢铁工业生产能力出现了严重过剩，希望通过对外出口缓解库存压力，因此不愿轻易放弃苏联的输油管市场份额。

　　尽管西德政府无条件同意禁运协议，但在野党和商界在国会发起杯葛，要求废除这一协议。最终由于美国施压，执政党基民盟议员不得不集体退席，使否决失效，勉强维持了美德两国的禁运联盟。

　　青年学者陈兴广认为，美国未能完全构筑起针对苏联的输油管禁运联盟，也与其他因素有关。比如，它无法说服非“北约”成员国日本、中立国瑞典及东欧的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向苏联出口油气管道，也不能阻止苏联自主研制和生产大口径钢管的努力。1966年，随着苏联40英寸钢管生产能力从零跃至60万吨，通向欧洲的“友谊”油气管道最终建成。在克里姆林宫欢呼“乌拉”的喊声中，华盛顿也传出了宣布结束对苏钢管禁运的消息。

　　最终被输油管绊倒

　　不过，苏联人显然高兴得过早了。学者李新华认为，围绕石油工业与西方国家的长期纠缠和攻防，使苏联输油管道系统的建设被迫延缓数年，油气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以石油换取西方技术设备的规模虽然有升有降，但总体上也失去了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对苏联战略性能源产业的整体性贸易制裁，使苏联不得不为了经济自卫而加大重工业投资比重，从而忽略了产业结构的平衡性。直到1971年，美国中情局的秘密报告还显示，“苏联迫切地需要现代石油设备，对美国的机械设备和技术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基辅的一次会议中强调发展苏美在能源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经济领域的这一致命伤，使其对外贸和外汇更为依赖，为西方阵营发动下一波攻击留下了机会。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对苏联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苏联的经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严重依赖能源出口以换取进口西方技术与设备所需要的硬通货。1980 年苏联能源出口创汇已经增加到 147 美元，占苏联全部外汇收入的 62.3%。正是基于这一结论，里根政府决定对苏联经济赖以生存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性资源进行攻击，进而瓦解苏联经济。

　　1982年冬，欧美日澳“在对苏联集团的经济战略方面达成了实质性协议”。双方同意终止履行与苏联业已达成的各种贸易协定，特别是有关天然气、石油技术的协定；不向苏联提供能使其经济军事化的优惠援助；不与莫斯科签署任何新的天然气协定等等。尽管里根很快即因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逝世而宣布终止制裁，但却使正在规划中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规模被迫削减一半，由双线改为单线，工程也比原计划推迟了两年。学者陈兴广认为，这对已经陷于重重困难的苏联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

　　西方利用苏联经济结构的缺陷，诱导其分别与西德和法国签订了长达25年的天然气供气合同，以换取轻工业产品和外汇。苏联为完成合同，不得不继续加大能源领域的投资，从而使国内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更趋深重。而且，由于增加对西欧增加油气出口会使东欧盟友获得的比例相应降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内讧也逐渐加剧。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迫压缩了对经互会伙伴的石油供应，其中包括对保加利亚的石油供应。保加利亚，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感到非常窝火”。

　　作为苏联的战略产业，油气工业在西方经济冷战的逼迫之下逐渐丧失了扩张能力。它所支撑的国内改革随之萎缩，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不仅造成了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而且客观上增强了东欧盟友的离心倾向。随着这些状况的日益加剧，联盟共和国的衰落和解体，也慢慢进入了历史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