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市参评森林城市引质疑 专家称与土地政策相悖

　　记者_文涛 北京报道

　　“建设森林重庆”，这是重庆官方从2008年就开始提的一个口号。按照原计划，当年兴起的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运动，本是要在今年4月达到高潮的。但如今，在重庆这个口号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当地政府曾一度以“绿色革命”的名号为“创森”彰显气势。该市造林1688万亩，种植各类苗木15亿多株。“三年造了三十年的树”，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去年曾自豪地表示。

　　这种大手笔显然获得了“国家森林城市”评选的主办者—国家林业局的青睐。今年2月22日，各大新闻网站都有类似“第九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暨国家森林城市授牌仪式，将于4月6-8日在重庆举行”的快讯；3月中旬，重庆市团委甚至在网络上公示了130名服务论坛的志愿者名单。

　　但时至6月，论坛仍未举行，重庆“国家森林城市”的头衔也未能戴上。

　　2012年6月4日，团重庆市委志愿者工作部的雷筱对《南都周刊》表示，他们招募的志愿者处于待命状态，重庆方面仍在与“中央方面协调”，但论坛延期到何时，他们也不知道。

　　遭遇“创森”(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尴尬的城市，除了重庆，还有青岛。

　　今年3月份，青岛为“创森”启动“植树增绿”工程， 投入逾40亿元造林，计划栽植景观树、更新补植行道树以及各种乔灌木1000万株，但此举遭到不少市民的反对，并很快引发了网络上的一片声讨。

　　争议四起

　　2004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启动“国家森林城市”评定。截至2011年6月18日，全国共有31个城市当选。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森林城市”的评选，和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评选的“国家园林城市”概念接近，标准重叠，而后者的评选肇始于1992年。

　　据《南都周刊》记者了解，“国家森林城市”评选活动一出，其合理性就遭到诟病。质疑之一就是，该评选并未经过国务院批准。

　　2011年，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负责人答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为有效遏制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过多过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2006年至2009年间，全国共清查出各种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保留4218个项目，总撤销率为97.16%。

　　协调小组要求“严格按照公布的项目名称和周期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并特别说明，审批权限不得擅自下放或者变相下放。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团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由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审批。

　　在2011年5月4日，该协调小组还向社会公示了《中央机关等单位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名录》，据本刊记者查询，此名录中，住建部的“国家园林城市”在册，而国家林业局在册的7个项目中，并无“国家森林城市”一项。

　　协调小组指出，该名录涉密等项目不予公布。但“国家森林城市”显然不属涉密项目。

　　这只是森林城市评选存在争议的一部分。更致命的质疑来自于这样一种声音：“国家森林城市”的评比是否真的推动了城市的绿化和生态改善？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不管涉嫌山寨的“国家森林城市”还是“合法”的“国家园林城市”，这样的评选都是荒唐的，“是不尊重中国地理气候的反科学、反智的行为，对公众的城市观念造成巨大误导”。

　　李认为，中国土地资源极为紧张，为了创园、“创森”，把农田、湿地改造成绿地、森林，是极大的浪费，也会破坏生态平衡。加之中国各地地理气候差异很大，“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评选标准，许多指标很落后、不合理，尤其是一刀切，片面地追求高绿地率。

　　李迪华曾考察过西部一个半荒漠化城市，这座年均降水量仅159毫米的城市为通过某项评选，盲目增加绿地。该城市用水要从90多公里外的沙漠地下湖汲取。“仅仅为达到10%绿地率，就要消耗该城三分之一的总用水量。”李说。

　　“园林派” 炮轰“林业派”

　　早在2009年，由住建部主管的《中国建设报》曾组织过一次专家圆桌论坛，主题是“森林城市”评选存在的问题。

　　此次论坛或可看做绿化评比表彰界里的“园林派”对“林业派”的炮轰。

　　最猛的火力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90多岁的陈俊愉院士说，他曾被邀请参加林业部门主办的“国家森林城市”研讨会，会上他几乎拍了桌子，“你们现在搞的这一套完全是违背科学的，我马上退出，我以这个为耻”。

　　“国家森林城市”标准中包含了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中心区公共绿地面积，公园和公共绿地的分布距离，城市绿地的认建、认养、认管，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等指标。这和“国家园林城市”的评价指标多有重叠。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原副总工刘家麒说：“如果按照这个评价指标去做，必造成城市管理政出多门、管理秩序混乱和重复决策。”

　　全国政协委员刘秀晨认为把城市和森林两个词叠加在一起不合适。从城市用地性质来讲，城市不可能成为森林，“森林城市”的评选与国家土地政策相悖。

　　两院院士、中国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的观点也很干脆：“森林城市”的概念是中国的独创，荒唐得让人耻笑。“对于‘森林城市’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随着土地政策的收缩，别说在城市市区内搞森林建设是不可能的，就算在城市郊区都将变得不可能了。”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联合国气候框架专家委员会专家包满珠认为单从城市作为一个人工建筑群体、人工生态系统而言，从用地性质上分析就是不可能与森林搭界的。园林应该是人居环境的最高级最完美的形式，森林则是一个初级形式。“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城市已被评为了国家“园林城市”，再去创建“森林城市”，实质上是一种倒退，是自我贬低的，也可以说是当地政府领导思路观念、情趣素养等落后的体现。”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园林派”的质疑可谓刀刀见血，但“林业派”却很少公开回应。

　　《中国房地产报》曾在2008年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对“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这两个概念，虽然国家林业局新闻处的一位人员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绝对是两码事”，但他对二者的具体区别却拒绝回答。

　　重庆“创森”考察验收专家组成员、国家林业局副司长赵良平2011年底曾发表评论，或可看做“林业派”对“园林派”做出的隔空反击。

　　赵良平说，在“森林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提倡自然美与人工美科学搭配，森林净自然的美，甚至一些净自然的景观，可能比人为造的美更适合当代人的品位。

　　“因此，‘森林城市’建设过程中应以遵循净自然为主。”他认为，净自然景色还可降低今后经营成本，就如矿工穿白衬衫下井一样，既不和谐，又将增加换洗衣服成本。

　　被追捧的国字头“城市名片”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评比的并存，容易让看重这些“国字头”荣誉的城市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问题。有些地方为达到“森林城市”的林木覆盖标准，将原有的花草植被破坏，进行大规模的大树移植，不仅成本高，成活率也偏低。而正是这样的举措，把一心“创森”的重庆和青岛等城市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了“创森”，重庆市南岸区在2010年投入1亿多元改造江南大道树种，用引进的银杏等取代已生长数年的小叶榕，仅4月份就从广西采购了2000株胸径在25厘米～100厘米的成年银杏树。据媒体报道，有3株银杏树龄在100年以上，每株价值30多万元。

　　而在2009年，国家林业局就发布过《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仅造成原生地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景观的破坏，而且由于移植过程强度修枝、切冠，养护跟不上，移植成活率低，对森林资源保护和城乡绿化事业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南都周刊》记者2010年在重庆观察到，不少刚从外地移植来的名贵大树枝垂叶耷，树干上都挂着点滴瓶，用营养液吊着命。

　　相似情况还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同年，汉中市为美化道路，将8公里南郑大道上树龄达35年以上的万余棵水杉大量砍伐，同时，又以几千元一棵的成本大量购买、移栽银杏树。

　　据中国社科院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梁本凡称，搞大树进城的始作俑者是上海浦东区。该区的绿化建设，多是靠成年树移栽来实现的。用金钱来构筑城市的生态化、森林化和现代化，“实质上是拿纳税人的钱来人为制造奢侈、浪费和对原生态的破坏，是完全违背自然、违背科学的”。

　　院士陈俊愉说，他曾与北京植物园合作引种落叶松。结果都长得像小老头一样，过冬很容易，但是夏天就热死了。这个教训就是“自然的惩罚是无情的，一旦环境变了，要想人工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申报各种“城市名片”，就得接受不同部门的评审，彼此间没有一个相应的协调机制，这导致了一个城市申报多种称号、打造多种“生态名片”成为普遍现象，耗费了地方政府的大量资源和精力。

　　仅以绿化评比为例，除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很多城市还会同时申报其它相关称号的评选。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磐岩认为，重复性建设(创园后又搞“创森”)、考核检查和命名授牌，完全是资源和资金的浪费，造成社会观念的混淆，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秩序。

　　除了“创森”，重庆还同时申报了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资格。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年2月，重庆市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74项指标中，已有61项达标，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有资料显示，生态园林城市是“园林城市”的加强版，申报城市必须是“国家园林城市”。不难理解，这个评选也是住建部主导的。

　　诡异的是，在《中央机关等单位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名录》中，住建部名下并没有“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南都周刊》记者曾就相关问题向住建部办公厅新闻信息处查询，但该机构表示，暂不能就此类问题接受采访。

　　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园林城市”、“森林城市”这样的有国家部委背书的“荣誉名片”有着强烈渴求，往往会对相关部委派出去“考察审批”的专家组进行高规格接待。而手握尚方宝剑的专家们，如经不住“学术寻租”的诱惑，很容易掉入渎职腐败的泥沼。

　　2010年，“森林城市”评选主办单位之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原副组长韩国祥落马，其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在“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评比过程中受贿。

　　西部城市最热情

　　尽管围绕“森林城市”评选的质疑一直不断，但全国各地城市对“创森”依然热情不减。

　　2008年，重庆市提出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80亿元，在市区添绿75万亩，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2009年，该市“创森”的激情大涨，决定未来5年，将投资500亿，新建、改建2000万亩林地。

　　2011年11月，由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陈述贤担任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有绪、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彭镇华等为成员的22人专家组莅临重庆。这是历届“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中考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

　　专家组对重庆“创森”充满了溢美之词。总结认为，重庆造林面积之大前所未有；森林覆盖率增长之快前所未有；农民林业收入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三大成就可载入现代林业史册”。

　　彭镇华建议，重庆不仅仅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还应该创建世界一流名城。“中国是一块宝地，而重庆则是中国宝地中的宝地”。

　　重庆从外省大量移植银杏虽然引发诸多质疑，专家组成员、福建农林大学校长兰思仁则认为，“银杏是个好树种，很适合在重庆生长”。

　　专家结论是，重庆不但38项“创森”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还将承办第九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重庆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的头衔，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但原定于4月上旬在渝举行的森林论坛暨国家森林城市授牌活动，至今没有下文。

　　《联合早报》的文章称，此活动估计将推迟到党代会召开之后(重庆第四次党代会将由原定的5月份延期到6月)。

　　该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看法，随着中央有关部门展开对重庆市前主要领导人主政期间进行的大规模政府投资项目的调查，依赖耗费巨资、“拔苗助长”式植树来打造的“森林城市”称号，最后可能和重庆失之交臂。

　　而在青岛，网友们对当地政府的“种树运动”的质疑主要包括：毁草种树；海边种树，形象工程；岩石上种树成活率低；间距1米至2米，过密；决策未征求市民意见等。

　　随后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回应，“许多热心市民和网友的批评是中肯的，意见建议是宝贵的。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已着手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创森”运动仍在顶压前进。

　　在“创森”的道路上，重庆和青岛并不会觉得孤单。

　　今年2月，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明确提出：“未来五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8%，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连森林覆盖率已达45.05%的昆明市也按捺不住了。在今年2月，它就已经确定了今年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目标：全市今年将实施营造林100万亩，市级退耕还林20万亩，同时新建19个主题森林公园。

　　此外，枣庄、平顶山、西宁、柳州和临沂等城市都在今年纷纷提出“创森”，推出宏大的造林计划。

　　到目前为止，“创森”评比已进入第9个年头，但全国范围内却仅31个城市得到了“荣誉”，殊为不易。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创森”热情最高的城市大多为西部城市，比如干旱、半干旱的新疆和甘肃等地。“这里水贵如油，一棵树就是一台抽水机，根系吸收大量地下水，然后挥发掉，破坏了水资源和生态环境。”

　　在一般人眼里，新疆广布戈壁滩和沙漠，但它下辖的阿克苏、石河子两市当选“国家森林城市”，以草原闻名的内蒙古也有呼和浩特和包头二市榜上有名；而以“动植物王国”著称的云南省，迄今无一城市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