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世行归来第一讲

　　文/新浪财经北京站 丁蕊

　　从美国回来的第一次演讲，林毅夫用370页七个章节的著述《新结构经济学》“推翻”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他认为那是发展经济学1.0版本和2.0版本，他说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前两版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用意好但效果差。”

　　淡蓝色长袖衬衫，金属边框眼镜，招牌式微笑，英文的PPT，认真但不甚标准的普通话，世行副行长一任四载后，林毅夫回到北大、回到朗润园。

　　“四年前，参加完北大的毕业典礼，我前往世行就职，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高中生刚到大城市读大学，一切都是新奇的。如今，四年过去了，今天我带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就好比我要提交的毕业论文，希望能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反思。”

　　6月18日下午两点，浦一归来，林毅夫便登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术讲台，面对旧日同仁和些许陌生的学生，道出了这段开场白。

　　林毅夫正式用370页共计七个章节的著述——《新结构经济学》“推翻”了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他认为那是发展经济学1.0版本和2.0版本，他说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

　　林毅夫的发展经济学3.0

　　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刚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时，结构主义的观点占主流，认为经济结构外生决定，强调市场失灵及政府在改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由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然而，其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拉美等国家就由此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

　　“第一版发展经济学和第二版发展经济学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看发展中国家缺少什么，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他们没有而发达国家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做他们做不好而发达国家做得好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管理方式)，用意好但效果差。”林毅夫如此评价。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经验，林毅夫在世行任职期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何为“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结果的决定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林毅夫说，“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之上，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研究。”

　　从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能够以十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与此同时还有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状态中，其原因就是没有有效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

　　林毅夫认为，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是世界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其新结构经济学试图给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其经济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具有竞争优势，就必须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发展。

　　平衡政府与市场

　　那么，经济学家的思想如何变为企业自发的选择呢？其中的要意就是“价格机制”。经济中要素价格的稀缺性反映其价格。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昂贵，企业就会多利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反之亦然，其唯一的安排就是市场制度。

　　“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但林毅夫的理论框架的另一重要结论是：“在产业升级，经济向更多水平的转变中，软硬两种环境都要改变，政府应当发挥协调的作用。”他举例称，一方面政府应当主导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设施，另一方面要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将近三个小时的主体演讲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各位教授轮流发表评论。

　　卢峰“未雨绸缪”，怕媒体会将新结构经济学误读为简单的强调政府作用。在其提醒下，林毅夫强调说，“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等投资，以帮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降低交易成本，并发现、规划、引导、扶植新的比较优势产业，而不是乱投资，更不是越多越好。”

　　姚洋评论称，新结构经济学把政府作用讲的很透彻。总结两点即“务实主义”和“阶段论”的态度。但他转而提出疑问，具体到当下的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5000美元，政府的作用是否要进行调整？因为当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批判声已然很多。

　　林毅夫回答称，转型国家更多是政府如何退出的问题。但一方面要从某些领域退出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干预某些领域。中等发达国家必然有相当多产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上，但也有一些在国家产业链边缘，边缘上的产业，更需要依赖市场，而产业链内政府则可以发挥更大引导作用。

　　林毅夫认为其理论的进步性在于，更多的是给政府干预提供了参照系。在什么地方干预怎么干预。虽然过去的理论也强调政府的协调作用和补贴外部性，但差异是在什么地方协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微博)的点评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超越，试图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离诺奖有多远？

　　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它所解释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

　　林毅夫此前在一篇几年张培刚先生的文章中曾说道，“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地位上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现象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上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应该有机会迎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师在世界上辈出的时代的来临。”

　　而在北大同仁看来，林毅夫本人或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大师。

　　卢峰说，林毅夫最早讲比较优势，被称为“林比较”，到马歇尔讲座(2007年年末林毅夫成为首个登上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又将其升级为理论，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又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将这个理论变为诺贝尔奖项。“马歇尔讲座几十位主讲人中，有十几位后来荣获经济学诺贝尔奖。因而从统计相关性证据看，毅夫教授向诺贝尔奖走近了一步，也是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中国经济学家。从林比较到林结构再向林发展转变，就功德圆满了”。

　　对于这些赞誉，林毅夫没有更多回应。对于各方猜测回国后的任职，林毅夫回答说，暂时先以做科研为主。面对媒体的采访邀约，林一一拒绝，不接受采访，不写博客，只写论文，多少人看到他不在乎。

　　坚定唱多中国经济

　　即便是当前普遍担忧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之时，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后，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林毅夫仍旧坚定“唱多”。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维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长。”

　　李玲有些打趣的说，“林教授对中国经济一直充满信心，用词都是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中国政府应该奖励你一下。”

　　黄益平抛出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理论在实施过程中不走样？具体到中国如何规避路径依赖，如何面对利益集团，如何评价政府的操作能力？

　　“可操作性也恰恰也是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林毅夫如是说。但其不是非常接受所谓利益集团的说法。他认为任何官员都有一定的政策空间，都想发展经济(或为继续当官或为青史留名)，这些官员的问题是往往没有简易的好政策思路，而非不想做。

　　再回到如何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上，林毅夫此前曾撰文指出，在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了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道路，也有国人担忧，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要与政府机构改革相衔接，不然适得其反。